4789-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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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于日本冈山县的一个军人之家。其父想子承父业，于是就把土肥原贤二送入培养出许多日本陆军精英的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贤二不负父望，190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被授予步兵少尉军衔。不久便参加了日俄战争。战后，土肥原贤二考取了专门培养日本高级军官的陆军大学。
可以说，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和第十三步兵联队长。1913年土肥原贤二晋升为步兵大尉后，就来到了中国，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土肥原就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很快地展现出他的间谍本领。他到北京不足一年，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与中国人交谈。他的语言天赋是罕见的，他不仅会汉语，还会英语、德语、俄语甚至蒙古语，并且都能说会写。他成了日本公使馆里的语言专家。
土肥原贤二意志顽强，寡廉鲜耻，具有情报工作的特殊才能。他不仅对中国政治了如指掌，更重要的是他还同中国军阀和政界要人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情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德国忙于欧战之机，出兵山东，取得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不久，日本政府又同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从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更加膨胀。土肥原贤二的一切活动，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
当时的中国混乱不堪，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力量最强大的是直、皖、奉三大系。当时，美英扶持吴佩孚的直系，日本则支持段祺瑞的皖系。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结果皖系败北，使日本大失所望。但日本并没死心，又把目光投向奉系张作霖。土肥原贤二充分施展策动手段，与奉系军队首领拉上关系，将日本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奉军。
其实，土肥原贤二同张作霖很早就建立了联系，而且两人的关系特别深。20年代初，日本参谋部曾内定土肥原贤二中佐接替菊池任张作霖的顾问。只是张作霖听到左右了解土肥原贤二的人说，此人作风十分跋扈，才向日本当局提出异议。后此职由本庄繁接任。本庄繁到任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4月）。奉军作战计划，多半出自本庄之手，但土肥原贤二也参与了这次战争的许多幕后活动。这次战争以奉军败北而告终。
事隔不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实力人物，积极活动。在他的策动下，关东军尽全力援助奉军。直系头子吴佩孚在京根基不稳，加上冯玉样倒戈，只好退出北京。奉系旋即入京掌政。土肥原贤二因在拉拢引诱奉军上功绩显著而受到上司表彰。
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和阎锡山曾经是同学，他便利用这层关系，极力拉拢阎锡山为日本在华政策服务。1919~1920年间，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铃木高桥，受阎锡山的邀请曾两度到山西同阎会晤，以建立“日阎亲善友好关系”。阎锡山并在山西大力推行日本军国主义统治方法以取悦日本。
土肥原贤二在学校时，就以善于测图而闻名全校，这一点作为同学的阎锡山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当土肥原向阎锡山提出要在山西各地旅行时，阎竟慨然应允。趁此良机，土肥原贤二非常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把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乾河一带亦极为注意，并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土肥原贤二在山西窃取军事机密的罪行，在“七七事变”后马上就暴露出来。当日寇军队侵犯山西境内时，国民党高级军官均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因此事先既没构筑工事，也缺乏适当的兵力配备，及至日寇从这个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
不久，土肥原贤二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策划“皇姑屯”事件
1926年以后，北伐军力量向中国北方发展，国民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土肥原贤二受日本军方的指使，由策动北方军阀互相混战，转变为促进他们的联合共同“防赤”。他斡旋于张作霖、吴佩孚之间，积极策划在北京举行的直奉会议。
张作霖最初是以投靠日本起家的，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来当上奉军首领，所以他一直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张作霖非常有头脑，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壮大，他越来越不想完全受制于日本，甚至落个汉奸的骂名。因此他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也享有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保持着来往，其用意很明显：他想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在张作霖打算从北京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但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日军接着威胁说，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开始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下手时机。
1928年5月的一个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会见张作霖，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无理要求，张作霖以日本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为条件，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作霖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的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罢此言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之后，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方关系更为紧张了。此刻的土肥原贤二虽然一直躲在幕后，没有与张作霖发生正面冲突，但他意识到张作霖对日本已经不再那么俯首帖耳了。
日本始终认为帮助张作霖消灭了对手，张作霖就应该对日本俯首贴耳、应该满足日本在东北的任何权益，不料却事与愿违。日本人越来越觉得张作霖是其侵占东北，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于是决定用暗杀手段除掉他。
1928年6月初，张作霖决定动身回老家东北沈阳。张作霖临走前，日本又对他提出了最后通牒，胁迫他同意日本的要求。张作霖仗着自己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始终不肯松口。于是，日本关东军决定在张作霖回东北的路上除掉这个眼中钉。1928年6月4日清晨，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车站以东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叉点的桥洞时，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日本人事先埋在桥下的炸药炸得粉碎。张作霖身受重伤，倒在血泊之中，四小时后身亡。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
爆炸内行都知道，这是一起计划周密的炸弹谋杀行动。日本军部和关东军一手策划了皇姑屯炸车案。直接出面策划这次行动的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而幕后的策划者之一就是土肥原贤二。
那天晚上，土肥原贤二送走张作霖后，立即把张作霖所乘车厢的号码用电报密告了日本特务机关，致使爆炸一举成功。
数日后，张作霖遗体隆重下葬。他的棺材放在炮车上，几匹战马拉动着，缓缓通过了挤满观望人群的奉天大街。同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将军一同送葬的就有土肥原贤二。他一身素服，脸色显得沉痛。不知内幕的人不禁为之动容。
1928年，张作霖死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是个大佐，是个副官，但到了1941年，他的双肩却带上了大将军阶的带穗肩章，他的胸前挂上了许多金光闪闪的勋章，其中有在日本帝国最受尊敬的“磺宝”勋章和“旭日双辉”勋章。土肥原贤二的晋升速度，在日军中是罕见的。
土肥原贤二的飞黄腾达是用无数人的鲜血和性命换来的。
《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 送鬼子上路送土肥原贤二上路：东方的劳伦斯
1928年以后，土肥原贤二一直以天津为中心，进行阴谋间谍活动。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中国的活动，被人认为愈来愈代表日本真正的掌权者军方。土肥原贤二在日本军政界的地位也愈来愈高。凡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几乎无不有其参与。
1931年8月，土肥原贤二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长调到奉天任特别机关长。三年前谋杀张作霖时，土肥原贤二只是北京公使馆武官的副手。现在到了张作霖的老家了，土肥原贤二立志要以自己的行动，使东三省独立，成为日本的附属国。
土肥原贤二是地地道道的间谍，可他表面上并不像人们想像中的特务那样凶恶，而是处处表现得“敦厚诚实”，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印象，以此迷惑人心。作为中国通，他结交了许多中国人，其中多是上层人物。他的家中常常宾客云集，客厅里时而摆上中国的山珍海味，时而又设日本茶道，只见宾客频频举杯，一派歌舞升平景象。
就在这种人声鼎沸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却静静地举杯不饮。他竖起耳朵，仔仔细细地听着每一个人的讲话，从中滤出有用的东西。就这样，各种情报好像是自动地跑到了他的手里。就连土肥原贤二的同伙也都对此钦佩不已。
1931年9月，由关东军和土肥原贤二特务组织策划的东北事变的阴谋准备就绪。1931年9月18日，随着南满铁路柳条沟的一声巨响，早已上膛的日军大炮，对准东北军大营猛轰。东北军来不及抵挡，被打得晕头转向，尔后又奉命撤退，拱手将东三省让给了日本。
土肥原贤二阴谋得逞，被日本当局扶上了奉天市市长的宝座。
1931年9月23日，土肥原贤二出席了关东军首脑小型会议。当时，日本关东军首脑对“九一八事变”后满洲的前途看法并不一致，侵略者们为如何蹂躏中国人民争吵不休。土肥原贤二此时并没有急于说出自己的意见，多年的特务生涯使他清楚，此刻只有冷静的人的意见才能占上风。他慢慢地品着浓茶，若有所思地摇晃着脑袋。等其他人的争吵弱下去之后，土肥原贤二才开口：“我看不能再用旧瓶装旧药了，不能指望本地人，张作霖就是最好的教训；而我们自己来管理，国际上的麻烦又会很多，我们的视野放宽一些，用满蒙王族怎么样？”
土肥原贤二这一大胆又阴险的想法获得关东军首领的赞同。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自被废黜以后，长住天津“静园”，坐待复位登基。日本觉得用清帝统治“满洲”，更加名正言顺，而且溥仪手里无兵也好控制。日本统治者于是决心要把溥仪网罗到手。会议最后定出如下方针：“在我国（指日本）的支持下，以东北三省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确定方针后，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离开沈阳潜入天津。他是受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指派而去的，任务是：“扰乱天津地区，策动溥仪出走。”为此任务，土肥原贤二不惜让出奉天市长一职，足见其卖命之苦心了。
土肥原贤二那年才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就现出了松弛的迹象。他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当时溥仪正在天津“静园”作寓公，陶情于歌舞，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后，向溥仪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先解释日军行动，然后就煽惑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贤二对溥仪软硬兼施，并投其所好地鼓动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自己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
由于土肥原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溥仪开始动摇了。因为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只是溥仪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他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马上说：“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土肥原顺嘴答道。
“不，”溥仪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满脸带着极其迷惑人的微笑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考虑！”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么就请宣统帝仔细考虑吧，希望您能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土肥原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溥仪行了礼，就告辞了。
溥仪虽然嘴上答应土肥原考虑此事，但心里还有一些犹豫彷徨。
一天，他的侍从在别人送的礼物中发现了两颗炸弹，不禁大惊失色。随后，形迹可疑的人和恐吓信就不断出现在“静园”，使得溥仪十分紧张。
这时，土肥原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