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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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获悉杨俊扎西败讯，深为不安，命令他的主力马彪骑兵旅火速增援。但是杨俊扎西屡遭红军打击，无心恋战。不等马家军到来，就收拾金银细软，带着家人和部分兵丁，焚毁官寨逃往青海果洛。红军于８月２１日占领阿坝。
阿坝是川西北藏民比较集中的地方。上阿坝、中阿坝、下阿坝三个镇子沿若河、阿河一线分布，附近还有一些小小的村庄聚落。在荒凉的川西北就算繁华地区了。一个镇上不过千户居民，最壮观的建筑是喇嘛寺。张国焘来到阿坝，感觉良好。他回忆说：“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的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总参谋长刘伯承心情可没那么好，他不愿意离开中央到阿坝这里来。当张国焘高兴地说：“阿坝这个地方多好哇。”他冷冷地说：“这里哪有人？把部队都弄来，粮食不够吃一顿的。”后来刘伯承元帅回忆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张国焘有决心，无保留的执行（沙窝）决议，还回阿坝做什么？但他要回去，当时朱德同志是总司令，张国焘是总政委，他们都去了，我也只得去。我当时是不愿意去的，既然要执行决议，到那个角落去干什么？我一去就是准备受罪的呀。”
“这样，”刘伯承说，“我就和张国焘一起回到阿坝。同行的还有刘绍文同志，他是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带有与国际联络的电报密码。”
沙窝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的安排，朱德总司令与多年来一起并肩战斗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告别，带着刘伯承和司令部工作人员来到左路军的红军总部，与张国焘共事。朱德是遵守纪律的模范，但他从心里不愿离开中央。从张国焘这一段时期的所作所为，他已经预感到今后的工作将是很困难的。朱老总后来回忆说：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时候，一般的还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样的人。有些老同志对他印象都不好，但也没有谁说过他的坏话，因为他那时还是一个党的负责同志。也听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但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
两河口会合后，在那儿革命军事委员会、党及苏维埃政府代表们都开了会议，讨论了几天，作下决议要继续北上。当面张国焘他并不提出反对，却在背后去阴谋来反对这个决议，不执行这个决议。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他素来就是反对中央的这种情形。他开过会回去以后马上鼓动自己部下的队伍来进行反对了。
当时他愿意北上，又不愿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争官作。到了毛儿盖后，他悲观失望了。他感觉革命没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远远的去躲避战争。他却不晓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条件虽好，只想取巧，采用脱离群众的办法。他最错误的观念是想到一个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中央完全否决了他这些意见，中央决定还是北上。
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是一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党的组织、军事上的组织也就很薄弱了。总之，一切都从个人出发，凡是反对他的，都会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赶走了，或者被杀掉了。这种机会主义路线和正确的路线是势不两立的，结果，他搞的党、政、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手里，成为一个独裁者。
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与中央分开行动后，左路军的日子就没有太平过。行军前进到处受阻，内部也不断出乱子。
８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卓克基镇子失火。被张国焘软禁在那里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突然神秘地失踪了。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１９２５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后留苏学习，１９３０年任鄂豫皖苏区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是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军事上有过人之才，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总结经验，克敌制胜。他的一整套游击战理论和战术，无论是避实就虚、声东击西，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许多方面都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在他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曾中生本人在苏区享有崇高的威信。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着中央代表的身份，在白雀园肃反中大开杀戒，目的就是要搞垮曾中生和鄂豫皖的干部，确立他和陈昌浩的地位。曾中生虽然屡遭打击，仍不屈服，不断与张国焘斗争。在向川陕地区撤退时，曾中生在小河口会议上批评了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张国焘不得不服气，任命曾为西北军委的参谋长。到通南巴苏区站住了脚，张国焘立即下手把支持曾中生的同志杀的杀、抓的抓，曾中生也被张国焘软禁。在囚徒生活中，曾中生以他对革命的忠诚，日以继夜地写作，先后完成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三部著作。张国焘阅后，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批示：“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把它们当作教材在红四方面军中广为流传。曾中生本人则由保卫局看守，一直没有恢复自由。
袁克服的独立１师当时随保卫局行动。８月的一天，他正带领部队由马尔康向阿坝行进，路上遇见了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他对袁说：“曾中生跑了，开了小差。”袁克服觉得好奇怪，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时一条腿受伤残废了，当西北军委参谋长时脚还一跛一拐的，怎么会跑了呢？他又遇见保卫局的丁武选，打听曾中生的事，丁武选支吾着说：“大概是有人帮他跑的吧。”到了阿坝，袁见到了周纯全，周严厉呵斥他说：“你还是那个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知道是自己多嘴，不该问的事不能问。
曾中生究竟是怎么死的，很多人都不清楚。听张国焘说曾中生想逃跑，半路掉到河里淹死了。保卫局派人到处找，也没见尸首。徐以新就不相信，他回忆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中生同志说，‘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这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把张吓了一跳。因为中生对张国焘从头到尾的情况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状，张国焘就被动了。那时张国焘正准备分裂党分裂红军，所以张国焘听到曾中生讲了那句话，就把他搞掉了。”
徐以新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曾中生是张国焘最头痛的对手，张国焘不会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党史界几乎一致认为曾中生是被张国焘暗害的。有一篇文章很肯定地写道：“１９３５年６月，红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要求释放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监禁后，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揭露真相，扣压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不许他与中央领导见面。１９３５年８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他们却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极。”
第二部分第７章：过草地（2）
曾中生之死留下了一些至今无法解开的疑团。张国焘是杀了不少人，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的行动受到了中央的监督，不能像以往那样一手遮天，为所欲为。曾中生死在哪里，尸首始终未找到。张国焘对此事讳莫如深，甚至没有向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所以中央一直认为曾中生还活着。１９３６年２月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他务必保全曾中生、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廖承志还在，至于曾中生，张国焘是无法交代了。１９３７年３月延安政治局会议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严厉追究他的杀人罪行。张国焘语气强烈地否认他杀了曾中生，说：“曾中生问题，逮捕是错误的，但确实没有杀，我不负政治上责任。” 红四方面军保卫局的人也都否认与曾中生之死有关。目击曾中生之死的证人，一直没有找到。可惜这样一位杰出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如果不是张国焘的打击迫害，曾中生又何以会落到囚犯的地步呢？从这一点说，张国焘就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与左路军相反，右路军正在积极准备北进。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指挥部与中央合作得很融洽。
自从中央８月１５日致电张国焘要他“专力北向”，张国焘仍率左路军向阿坝进发。８月１８日，徐向前、陈昌浩又致电朱德、张国焘，汇报他们已经开始北上：“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拟主力走洮、岷一带。”劝告张国焘“如阿坝已为我占，则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以免力分”。但是，不管谁劝，张国焘就认准了阿坝，哪里也不想去。
是以主力经阿坝向青海，还是北上经班佑入甘南向东发展？中央再次面临抉择。于是，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０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索花寺再次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行动方针。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张国焘在左路军，周恩来因患重病，没有出席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说：根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方针，到达夏洮地域后，我们的行动有两个方向：一个向陕西，一个向西（即新疆、青海、宁夏）。我的意见，红军主力应该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东岸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制在黄河以西的地区。这地区虽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们将会很困难。我们要打破敌人封锁，一定要占领洮河上游及中游。
毛泽东分析了为什么不能向西去的理由：从经济条件说，西北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从民族条件说，西北汉族很少，大部分是回民。如果我们现在到那里去，会把回民迫反。我们在那里无法扩大红军，所以，我们只有向东去。他强调说：目前夏洮战役的作战，极大地关系到将来的行动。
毛泽东最后说：我们的根据地在哪个地区比较巩固？我觉得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来打我们。同时这里有西边的退路，应该派一个支队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边去，而且可以向新疆发展。
陈昌浩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接着谈了三点意见：
一是要创造后方根据地，避免没有后方的到处乱走。我们在通南巴的经验，没有根据地，群众不敢加入红军。有了根据地，群众便大批参军。因此，我们要有创造根据地的决心，然后才能扩大红军，创造苏区。
二是应该去占领岷州一带。
三是与左路军的配合问题。我们现在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因此，假如左路军不能与我们很好配合，我们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所以，左路军一定要向我们靠拢，要他来援我，我们不能援他。
陈昌浩最后说：我的意见，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
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他补充说：我们应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毛泽东对大家意见的一致感到很高兴，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
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
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决议对两河口会议决议作了若干调整。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决定》又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理由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看起来是一次研究红军行动的工作会议，但是如果仔细地探讨一下会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这次会议只谈如何走的问题，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