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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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十天所需的十至十五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烧火，连开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
高原的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３５００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来就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８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尽管如此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在草地行军中都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从老红军的回忆录中再现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谱写了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向导从大平原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９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１９８４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１９３６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
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禾，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８月２４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４９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４９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２７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徐向前获悉４９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４９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３０军主攻，以８９师２６４团进攻大戒寺守敌；８８师和８９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４９师。许世友、王建安的４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３０军行动。
８月２９日，２６４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３０日下午，４９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为了诱敌深入，２６４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３１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４９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红军猛追敌军后勤部队，缴获了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４９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４０００余人，俘虏８００余人，缴获枪支１５００。大戒寺守敌乘夜放火逃跑，红军冲进寺内奋力灭火，有的战士跳到粮仓里，一面灭火，一面抓着烧焦的麦粒大口吞嚼，真是饿坏了！这一战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红４军１０师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２４岁。最后，红军放弃了对求吉寺的攻击，撤出战斗。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在草地行军的饥饿疲劳情况下，还能打这样的大仗，确实了不起。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第二部分第８章：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1）
右路军准备北上——左路军噶曲河受阻——张国焘改变主意——徐陈劝说张国焘北上——张国焘下达南下命令——中央据理力争——陈昌浩转向——彭德怀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密电”之谜——毛泽东决定单独北上——叶剑英夜里脱身——“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李特追赶中央——一、四方面军分离——毛泽东心情沉重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在巴西、班佑地区进行休整。这里是半农半牧区，虽然人口不多，但有粮食和牛羊，为饥饿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部队的情绪有了明显的提高。因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开居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和中央机关驻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和前敌总指挥部驻在巴西的潘州村。两村相距约三里地，往来便利。其余部队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里，红一军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包座以北的俄界开进。
包座战斗结束后，红军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军早日前来会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泽东每天都要请陈昌浩到中央驻地来商量事情。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也是红四方面军中有决定权的领导人。毛泽东着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陈昌浩拉到与中央一致的立场上来。
徐向前回忆：“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８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有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我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我们又令４军３１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徐帅说的是９月１日的事。在此之前，８月２４日，徐、陈就给张国焘、朱德发出一电，建议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电报先通报了敌情，然后说：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县）哈（达铺），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则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进，主要至洮河东打；后者则主力出郎木寺、双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灭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助立决立复，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８月２９日，陈昌浩又致电张国焘，通报过草地的路线和准备进行包座之战的计划，并再次催促说：“左路宜很快向此方进，不然前进道路必为敌阻。”
接到徐、陈的电报后，８月３０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的倪志亮、周纯全，通知他们：“我左路军以集中班佑与右路军靠拢北进之目的。”命令９军为第一梯队，向班佑前进。后方部队的主力为第二梯队，于９月１２日到查理寺集中，准备向班佑前进。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坝为中心，（刘）瑞龙在阿坝，将来３１军政治部亦开阿坝大大开展工作，使阿坝成为苏区一部”。
左路军虽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泽东感到他们行动太慢。按计划要半个月才到班佑，到那时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线了。９月１日，徐、陈、毛联名致电张国焘，陈述北上建议。电报指出：“目前形势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第一步以一、三两军（团）控制罗达地区，４军、３０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决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目前蒋、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东方向。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免致抛弃。”
接到电报，左路军开始行动了。但是很不顺利。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重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力气，广询当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拟定了一个北进略图。”“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面前，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如果说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么这条噶曲河则是促成分裂的一个偶然因素。张国焘的回忆有夸大成分，但也是事实。草地的河流没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横冲直撞，形成乱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刘伯承和五军团是坚决主张前进的，但是没有一支部队渡过了噶曲河，说明当时确有洪水。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宁都起义的领导人，在河边与张国焘冲突起来。在场的刘伯承回忆说：“（张国焘）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地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