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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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白龙江栈道，红一军团先头部队４团在麻牙寺稍事修整，便接受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夺取天险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与岷县的交界处，是从川西北藏民区到甘肃的重要通道。沿腊子沟两边向北延伸的山头，在此仿佛合龙。由沟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３０多米宽，两边都是绝壁。腊子河从沟底流过，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岸连接起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道。这一带是甘肃军阀鲁大昌的地盘，在腊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带驻扎着一个旅。当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向黑扎山头进攻时，在上边的敌军两个连胡乱放了几枪，扭头就跑。在康朵的敌旅长梁应奎和团长朱显荣联络不上，也摸不准到底来了多少红军，扔了部队和电台，沿着江边险路跌跌撞撞逃向腊子口。
在腊子口，桥东山脚的树林边有鲁大昌部预先修筑的工事，山口内突出一块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筑了一个碉堡。山口里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这里有两个营的兵力，在桥头堡上配备了四挺重机枪。旅长梁应奎先跑到这里，当他看到朱显荣带着两个传令兵狼狈逃来，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口气训斥朱说：“你指挥五个营，没有打仗，自己就跑回来，如何向师长交代？”命令朱团长带领几十个退下来的残兵占领左侧山腰，掩护腊子口侧翼。朱团长接受命令后，夜间溜之大吉，一口气跑回了渭源，腿比兔子还快。梁旅长部署完后，也退到腊子口后面五里的地方安营扎寨。腊子口上就剩下国民党新编第１４师１旅参谋长张觉僧和一个营的兵，还没见红军的面，就已经胆战心惊了。
打腊子口的任务，林彪交给了４团。他亲临前线观察后，命令团长王开湘带部队迂回敌后，团政委杨成武率一个营正面主攻。腊子口两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几乎是直上直下，部队如何能爬上去迂回呢？正为难时，一位苗族小战士突然自告奋勇地说：他能爬上去。原来他在家时就经常爬上悬崖峭壁采药打柴，练就了一手攀岩的绝技。杨成武大喜过望，决定让他试一试。只见这个小战士手持竹竿和绳索，轻盈地在岩石缝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耍一场惊险杂技。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紧张得不敢喘气。终于，小战士爬到了顶端，拴好了绳索，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开辟出来了。可惜，这位为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头功的战士，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大家只知道他的外号叫“云贵川”。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７日凌晨，王团长带两个连爬上山顶，向敌后迂回。白天平静地过去了。到夜里２１时，估计迂回部队已经到了敌人阵地背后，杨成武率２营６连开始向腊子口守敌发起进攻。一时山谷里枪声大作，机枪向敌阵地轮番扫射，红军向小桥猛冲。桥头堡里的敌人也以机枪、手榴弹还击，封锁桥头道路。因道路狭窄，红军兵力无法展开，接连几次冲锋未能得手。又从桥上桥下分几路进攻。张觉僧和他手下从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红军，虽然仗着天险，心里却是虚的。１８日凌晨２时，山背后突然升起一颗信号弹，这是王团长打来的。红军士气大振，又向桥头发起新的冲击。一个红军奋力冲到桥头堡前，用双手与敌人争夺机枪。听说背后来了红军，腊子口守敌军心动摇。张觉僧一再请求增援，梁旅长在后边向前方胡乱打炮，一个兵也不来。守桥头的敌营长向张觉僧喊：如不及早退却，天亮就撤不下来了！张下令撤退，桥头守敌拔腿便跑。红军一直追出好远，把敌人的后方仓库都占领了。天险腊子口就这样被红军攻克了。
一过腊子口，形势如同柳暗花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两个多月来，红军在川西北藏族区内爬雪山，过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的煎熬，抵挡着藏族土司骑兵的袭击和追杀。见不到群众，得不到温暖，恶劣的环境和命运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当童小鹏与一军团直属队离开俄界北上时，藏族土司骑兵还跟在他们后面又放枪又吹号。等红军的后卫队最后离开时，他们才意识到红军要到汉人地区去了，于是朝天鸣枪欢呼着，跳跃着，呐喊着跑回去，与红军脱离了接触。
９月１８日，红军攻克腊子口，向迭部与岷州交界的小镇哈达铺进发。当日到达该镇。童小鹏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今日要脱离藏人区域了，大家都异常兴奋，巴不得赶快到。早饭后即出发，爬一个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顶上时，见前进路上即不同了，回头看后面是崇山峻岭，前面则是平地矮坡，这时真是脚踏两个世界。下山出沟约二十里，即见麦田屋宇，并且有牛羊鸡犬，尤其见到数月来未见过的群众在路旁微笑的欢迎着我们。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兴得要跳起来。一见即问路呀，谈话呀，弄得群众应付不来。在进十里到悬窝宿营（约五十里）。于是数月来没有的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复起来了，很久断绝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来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日记的结尾，他感慨地写道：“回想自入夹金山藏人区至今三个月，过着的是非常的生活，见不到人，没有交易，没有土豪打，今日则完全相反。”
在哈达铺，饥饿的红军战士吃上了很久以来没有吃过的饭菜。馍馍是白面做的，还有香喷喷的肉炒菜。再也不用住草地里的窝棚和牛屎房子，而是坐在暖和的有火炕的房屋里。回到正常的生活，一切都那么新奇。军委纵队的萧锋和罗荣桓、邓小平、谭政等首长晚上在老乡家里改善生活，“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鸡，怎么边吃边感到屁股上发热？老乡说：这是火炕啊！我这个南方佬第一次坐火炕，觉得很新奇。”
也有乐极生悲的事。总供给部长林伯渠筹到了许多粮食，再不用为无米之炊着急发愁了。２０日宿营时，他的马夫让马敞开肚皮吃，饿久了的马一顿吃了十多斤麦子，结果胀死了。林老眼看和他共患难的坐骑死去，心里好一阵悲伤。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领导人并没有沉浸在填饱肚子的满足中，在与世隔绝的藏民区待了三个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现在又回到了汉族区域，需要立即了解情况。他们惊喜地获悉：在哈达铺这个偏僻小镇上，居然有个邮政代办所！原来这一带盛产当归等药材，往来客商很多。为了沟通信息和商务往来，商人们订了很多报纸。这种情况在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的甘肃是少见的。红军从邮电所里抱来了近几个月的报纸。毛泽东等领导人如获至宝，立即分头阅读起来。
这里最有价值的报纸是天津《大公报》，经常刊登一些比较客观的消息。张闻天边看边做摘录。他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动态都抄下来，还写了读报笔记。他们特别关心各地红军活动的消息。在当年７、８月间的《大公报》上，反映中央红军、四方面军、红２５军和陕北红军的消息有十几条，其中又以陕北红军的消息居多。
第二部分第１０章：在陕北站住脚（2）
毛泽东也很关注《大公报》，他看到８月１日的《大公报》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作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区有红军的武装在活动，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在哪里建立的根据地，则缺乏准确的情报。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作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使他领导的这些饥饿疲劳的红军战士能得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大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１９３２年奉命到江西汇报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对刘志丹的情况略知一二。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与他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
９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会后，大家饱餐了一顿红烧肉。
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时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讲话时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彭德怀的告别讲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
第二天，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他们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敌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则向北急进，在山丹镇一带渡过渭河，２７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等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２５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２５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１０月７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３００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
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提起１９３５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１９２５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１９２８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马明方、习仲勋、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１９３２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２６军。但是在北方局派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杜衡的瞎指挥下，１９３３年７月红２６军又遭到失败，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１９３４年１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们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指挥，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的反对和抗争。
不久，红２５军长征到达陕北。２５军原来是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红四方面军长征后，２５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皖难以继续坚持下去。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