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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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摹！ �
后来，一个偶然事件使薄复礼与红军改善了关系。在黄平教堂，红军找到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但地名都是法文标的。萧克听说薄复礼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来。薄复礼回忆：“见面，他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地图。他要求我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告诉他，他希望在运动中避免遇到汽车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质问，他只有２５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然，萧克的魅力感动了薄复礼。于是，他开始用生硬的中国话为萧克翻译，萧克仔细地记录。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干了大半夜。工作之余，萧克问起薄复礼的身世，两人聊了起来。一位红军将领和外国传教士的心在逐渐沟通。
半个世纪后，当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北京采访萧克将军，谈起长征中的这一夜，萧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中学课本上的地图。３２开本，只能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此后，薄复礼的待遇有了明显改善。红军分战利品时，也给了他一大块牛肉。行军中他的鞋坏了，吴德峰命令一个战士脱下套鞋给薄复礼，而那个战士却痛苦地赤脚走山路。后来，吴德峰还给两个传教士找了骡子骑，赎金也降到了６０００元。
在教会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赎金送来了。红军决定释放年龄较大的海曼，押着薄复礼继续行军。这样，薄复礼随红二、六军团共同长征，横穿了整个贵州，进入云南。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１日，当红军行进到距昆明仅数十里时，薄复礼突然被萧克召去，他被告知：红军决定释放他。在送别他的晚宴上，王震对他说：“你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对穷人是多么的好。我们不是土匪，这是敌人的诬蔑。”萧克欢迎他留在中国，可以办学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学生。第二天一早，红军就出发了。薄复礼徒步走到富民县城，结束了在红军中度过的１８个月俘虏生活。
薄复礼回到英国，成了新闻人物。人们对他的传奇经历极感兴趣，请他去作演讲。但是出乎意料，薄复礼对大家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他再次回到中国传教，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对红军长征作了如实的记录。这使萧克将军深为感动，他在为薄复礼回忆录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跟随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国民党师长是张振汉。１９３５年６月，二、六军团向湖北宜恩进军，国民党第４１师师长张振汉指挥４个旅的兵力来包围红军。贺龙将主力调到中堡，在运动中出敌不意，把张振汉的师部包围在一个山谷里。战斗打响，王震率５１团猛攻。贺龙打电话把王震拉下来，叫他不要硬攻。贺龙命令红军用迫击炮朝敌军打了几炮，敌军没想到红军有炮，乱成一团。贺龙指挥部队一个冲锋，歼灭这股敌人，张振汉也当了俘虏。据说张振汉的家属送来一笔钱，请求将张振汉放回去。贺龙认为张振汉对红军有些用处，对他以礼相待。张振汉感谢红军宽大，愿意为红军做事。红二、六军团成立了红军学校，张振汉当了高级班教员，为红军指挥员讲授战术原则和军事知识。他还能联系实际，用军阀内战的一些战例和自己与红军作战失败的教训结合军事教学，颇受欢迎。他部下的一些军官也担任了教员，对红军建设起了作用。后来，张振汉参加了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一直到了延安。国共合作后，中央决定让他回家。张振汉回到长沙，解放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任长沙市副市长。
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毕节，在那里休整扩红。红军组织宣传队，向老百姓宣传北上抗日。当地有位开明绅士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过职。当时他年近六旬，亲身经历了旧中国的动荡和黑暗，报国之心一直没有实现。红军来到毕节前，国民党专员叫他一起逃跑，他说：“我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门拜访，看到他家里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问他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周先生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十年了，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也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大家问他：“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是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反蒋抗日，你赞成不赞成？”他说完全赞成。于是红军请他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当地的声望，振臂一呼，几天就发展了１０００人，跟红军北上。到云南境内，红军前有云南军阀龙云、孙渡堵截，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赶。周先生与孙渡有旧，就写信给孙渡和龙云，晓以大义。龙云考虑再三，决定按兵不动，让红军北上。就是这样一位老者，凭着一颗爱国之心，与红军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在红军中传为佳话。国共合作后他也回到家乡，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
第三部分第１５章：甘孜会师（3）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贺龙、萧克喜结良缘。他俩娶的是一对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氏姐妹读过中学，是军中少有的才女。蹇先任教贺龙学文化，号称“蹇先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蹇先任生了一个女儿。贺龙正好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听到王震传达的喜报，非常高兴，就给女儿起名“捷生”。不久，根据地遭到敌军围剿，形势紧张，红军准备转到外线作战。贺龙想把孩子寄养在一个亲戚家。他背着孩子骑马走了几十里，发现亲戚家房门紧锁，早已不知去向。于是贺龙决定带孩子出征。一路上，这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薄复礼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长征前夕，当人们为生存而英勇奋斗的时候，一个女婴在这支队伍中诞生了。贺龙将军抱着孩子，那么亲切，那么和气，就像孩子的妈妈一样，充满了柔情。”当战士们发现薄复礼会织毛衣，“贺龙叫传令兵给我送来一团质量很好的毛线，上面还有德国商标。我想，这可能是从教会驻地抢来的战利品。毛线的颜色各种各样的，黑的、绿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纷呈。他们还给了一件中国式的小风衣作参考，我自己又设计了一些样式，用各种颜色把它配起来。”薄复礼连夜赶织，接近完工时他自己却病倒了。这件毛衣是否穿到小捷生身上，他自己也不清楚。
在艰苦的长征中，这个小女孩被大家轮流背着抱着，通过封锁线时，妈妈怕她啼哭暴露目标，把她的嘴紧紧堵住，憋得她出不来气。一次战斗中，贺龙骑着战马，怀抱女儿奋力突围。突出去后，才发觉孩子不知何时从怀里被颠出去了。急忙回去寻找，发现她被一个老乡拾到，抱在手上。过草地时，饭都没得吃，更不要说奶了，孩子靠妈妈喂面糊糊，顽强地活下来。到陕北时，孩子才满周岁。她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一个奇迹，也是长征中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继承父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谁也没想到会走向陕北。自１９３５年２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二、六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到９月下旬，他们突然收到周恩来一封明码电报，询问二、六军团下落。贺龙等接到电报，既高兴又警惕。为了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们回了一封电报作为试探。
恩：
１． 我们８月２７日占领沣州、津市、石门、临沣，现已退出。
２． 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
３． 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９月２９日１０时
第二天他们就收到红军总部的密码回电：
朱德、张国焘复弼时同志：
１． ２９日来电收到。
２． 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
３． 一、四方面军６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
５． 望你们以冲破敌人之围剿部署的英勇和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
６． 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９月３０日２０时
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顾这段历史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他（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
长征初期，红二、六军团是独立行动的，这反而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束缚和损失。１９３５年１１月，国民党军队加紧对湘黔根据地的围剿，本来就不富裕的根据地经济更为困难。为了改变被动局面，二、六军团计划转移。萧克说：红军的计划“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的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所以，二、六军团这次转移不是流寇式的无目标移动，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几个胜仗就转回来，所以是轻装出发。行李是最简单的，粮食只带几天用的。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３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红军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敌人的堡垒防线，迈出长征的第一步。
第三部分第１５章：甘孜会师（4）
红军一开始向东打，急行军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敌人以为红军要打常德，威胁长沙，吓得湘中各县县长和土豪纷纷告急，请求调兵。蒋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觉等五个纵队包围红军，二、六军团准备在晃县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敌军的追击。但是指挥上出了岔，六军团与敌军打了一天消耗战，没通知二军团就西行了。任弼时带着军团部住在龙溪口，也不知道六军团已经走了。贺龙和关向应见六军团阵地上不响枪，估计他们走了，赶紧派部队去抢占龙溪口，才避免被敌军切断。贺龙干脆使出一计，第二天大摇大摆地行军。敌军以为有埋伏，也不敢追。红军西行到贵州石阡，在那里休整。
红军忽东忽西，变化无常，搞得国民党军惶恐不安。第３纵队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区跟着红军打转。出发时长官、家属、幕僚一行十几抬轿子，在山区根本没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闲杂人员和轿子都扔掉，带着部队爬山。他抱怨说：“部队从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回曲折的山径和田岸路，仗没有打，行军就累死人。坐飞机汽车的大人老爷们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们的愿望，下个命令限你按期到达，否则以贻误戎机论罪，直叫官兵有冤无处诉。”他怕贺龙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绕大道行军，连红军的影子也见不到。追了些日子，听说红军过了芷江，还要向西走，就请示长沙的何键、刘建绪是追堵还是送行。何、刘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希望能把红军赶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红军后面，既不紧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离，让红军从容西进。
陈诚见红军进了贵州，命令湘军继续追剿。这个倒霉差事又落到第４纵队司令李觉头上。红军从根据地突围时，李觉没堵住，被记了两次大过，不敢不执行命令。他从黄平、龙里、贵阳一直跟到安顺，只休息了两天又奉命向威宁进发。红军在哪里，根本不清楚。在威宁李觉突然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十万火急电令，要他第二天黄昏前赶到七星关。李觉一看地图，足有１８０里地，都是高山峻岭，羊肠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时间到达。好在国民党军官都有一套应付上层瞎指挥的办法，李觉挑选１００名精壮汉子，全部轻装，三分之一徒手，组成一支象征性的挺进纵队。背上一部小电台，预付赏金，让他们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按时到达七星关，就给上司发报说他们已经占领七星关。李觉带着大部队在后面慢慢走。这一着果然灵，管他有没有红军，只要把上司糊弄过去就行了。
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从湘黔根据地出发一直到贵州毕节，基本上还算顺利。尽管爬了不少山，但没有遭遇大的战斗，部队损失较小。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８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在毕节接到红军总部来电：“关于你们的行动有二：１． 在黔滇川境广大区域与敌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部，争取根据地与我们配合作战。２． 入川一经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经毕节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