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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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道理谁都明白，可马家军是骑兵，红军是两条腿，还没等你张开口袋，人家早机动转移了。再说西路军弹药缺乏，饥寒交迫，实在无力吃掉敌人。在这个村庄稀少的狭长地带，怎么集中兵力？连房子都不够住的。中央的意图，徐向前晚年看了中央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８日的《作战新计划》才明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看了前述中央１１月８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然而陈昌浩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去年他在草地是坚决拥护张国焘的，自岷州会议与张国焘闹翻，他就决心与错误路线划清界限。没有对中央指示提出不同意见。于是，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上旬，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消耗战。程世才回忆：
上级决心不再走，建立永昌、山丹为中心的根据地。各种工作布置未成，敌人二马主力都集中到这一带与我军决战，同时胡宗南补充旅已到凉州一带作二马的预备队。我军在永昌、山丹据守一个多月不动，且天天打仗消耗自己的力量。综计这一个多月打的显著大仗如下：
一是凉州城西四十里铺之战。８８师全部与８９师一个团与马步芳两旅以上兵力激战一昼夜。开始敌用数门炮掩护猛攻，我守；打到最后，我军出击，将进犯之敌全部击退，给敌人严重打击，敌死伤在２４００名以上。我出击时与敌人拼刺刀，完全是白刃战。我军用刀砍死敌人７００多名，我２６５团一个连被敌人全搞掉了。本来敌人企图消灭我们一部，因我军战斗力强过敌人，粉碎了敌人的企图，最后把敌人打退了。
二是永昌东南八坝战斗。敌有两旅兵力，我还是８８师主力与敌激战两天一夜。此次战斗打得很激烈，首先敌用数门大炮将我守之房舍围子打倒，然后用密集队形的步兵向我猛冲，一直冲到我最后守地。我用大量步兵反攻，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终于把敌人打退了。敌死伤极大，计被我用刀砍死在我房舍围子附近的敌尸即达８００多名，我亦有很多的伤亡。
三是永昌城西水磨关之战，因我们据守这一带不动，敌人为要打击我们，迂回到我们西面来进攻我军。此次战斗８８师两个团与敌人一旅以上兵力激战一天一夜，以后我援军赶到，同时守备部队出击，又给敌人重大打击。敌死伤在６００名以上，暂时向西退去。我方亦伤亡二、三百人。本来这一仗不应该敌人攻我们的，因为９军在水泉子的袭击战没有打，使敌人安全通过我们的伏击地带，插到我们后面地区，反而敌人还袭击我军了。所以８８师两个团在水磨关之战是仓促的应战。
四是敌人进攻我永昌城之战。我们兵力摆在永昌、山丹一带，成一线式的分散配置。敌找我弱点，集中力量猛攻永昌城，企图压迫我退出永昌城。我守城部队８８师主力，敌人以两个旅以上兵力猛攻两三天未成，我每次均将进攻敌人打退。在战术上，敌先用数门大炮猛轰，用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前进。一次不成再次进攻，接二连三的向我猛扑。我们首先以一部分兵力抵抗来犯之敌人，大量发扬火力，先给敌重大杀伤，待敌人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举行反击，将敌人打退。在这次恶战中，敌伤亡在２０００名以上，我方伤数百人。正当永昌战斗正酣之时，敌以一部兵力数次袭击山丹。我５军于敌来袭时，每次均给敌重大杀伤。遂巩固山丹，配合了永昌战斗。
西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如此英勇地苦战，但结果是什么呢？程世才悲愤地写道：“我们在打了无数次较激烈的战斗，未能打退敌人进攻。结果既不算成，同时目的也未达到，想建立根据地的希望又不成，打来打去还是无出路。”
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由过河时的２１０００余人减至１５０００余人，战斗力大不如前。马家军伤亡也在６０００人以上，双方损失基本相等。但是马家军的优势条件远胜过西路军。西路军这样苦苦支撑，吸引了黄河两岸十万敌军，减轻了陕北红军的压力，为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起到了一定的策应和配合作用。
第四部分第２０章：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1）
封锁下的陕北苏区面临巨大困难——蒋介石拒绝与红军谈判——张学良对红军的帮助——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围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周恩来到达西安——中央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共产国际的指示——蒋介石同意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留——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下旬，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后，暂时停止向西进军，就地休整。马家军在对西路军进行疯狂进攻后，似乎也疲劳了。只要西路军不出城，他们也就停止了进攻。河西走廊的炮火硝烟随风飘散，出现了半个多月的寂静时期。
陕北红军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危急。他们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困的压力之下，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军阀的各路军队，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城、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指挥的２６０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张国焘到保安后，发现这里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困难。“保安是我所见到的县城里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房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
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生活困难着实让中央发愁。吃穿用的严重匮乏使红军各部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４日，前方总指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张闻天：“山城堡胜利，又时将入深冬，敌有暂时转向守势可能。我应乘机全力整理部队，请你们最大努力准备两月经费，共需卅万元。能否做到，请给予确当答复。”
３０万元对中央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根本办不到。由于经费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４军和３１军到陕北有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１１月２８日，红３１军军长萧克、政委周纯全向彭德怀汇报：“我军给养除后方直属队外，生粮二天，干粮三天，是就地筹粮。棉衣除前日造外，领了１１１０套，缺２０８４套（后方军直属队除外）。草鞋每人平均一双，帽子五分之一，鞋子四分之一，大衣七分之一。”１１月３０日，红４军首长陈再道、王宏坤向彭德怀汇报：“我们有个别逃亡掉队在一方面军。我们部队无经济，柴菜困难，可否发给一部经济（费）？”
四方面军伸手向彭德怀要东西，彭德怀也变不出棉衣棉鞋来。四方面军养不活这么多人，只好在精简整编上想办法。当时驻庆阳的红３１军医院的女战士，就曾经被强制遣散。刘学芝，这个在通南巴地区加入红军的女战士，跟随部队走过了雪山草地，一直在３１军医院洗衣班工作。当部队走到云阳县的石寨时，医院所有的女战士都被一位新来的政委叫去谈话。这位政委通知她们：部队要北上抗日，要整编。根据部队的需要，女同志都不能留在部队了，要回家或到后方去搞生产。女战士们一听，有的火冒三丈，有的又哭又闹。说就是雇长工也不能这样啊，说不要就不要了！还有的说，爬雪山过草地都要女的，现在就不要了？第二天军里叫她们去集合，各单位的一百多女战士在那里闹成一片，谁劝都不行。３１军参谋长大怒，喊道：“这些女同志这么调皮不听指挥，把她们都捆起来！”可是没人下得了手。军政治部主任看局面不好收拾，便开始给每个人发一封组织介绍信和两块大洋的遣散费。女战士们哭的哭，闹的闹，骂的骂，场面真是混乱不堪。处理完她们后，部队就开拔了。但是这些女战士死活在后面跟着。部队住在哪里，她们就住到哪里。到了三原县，部队不再走了。眼看这些女战士确实可怜，总部才叫后方勤务部长杨至成去收容她们。让她们回到了红军队伍中来。
会师后不久，中央派林育英等前往四方面军，一方面是迎接联络，另一个使命是配合彭德怀对４军、３１军进行考察。林育英到四方面军后，先与张国焘作了详细的交谈，介绍国际和国内形势。然后与彭德怀、任弼时一起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并不断向中央汇报。１１月１１日，彭、任、林致电张、毛、博、周：
现将我们对四方面军的观察与意见简单报告如下：
在指战员中有基本的转变，对中央及军委的信仰很高。国焘亦有初步的很大转变，特别是在了解了中央对他现在的诚恳、目前中央的作风、干部政策以后，他现在除拥护中央及军委的口号外，并能在群众的会议上提出自我批评，承认某些错误。使我们有可能在上下干部中，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把一切问题提到原则上去。
１１月１３日，林育英考察３１军后，再次致电中央：
卅一军全体指战员在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前敌总部指挥部领导下，在政治军事学习、群众纪律各方面均有极大进步。他们正在为完成党中央、军委的任务而奋斗。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１０月、１１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与南京方面谈判。其主要内容有：“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需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使红军安心对日抗战。”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它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第四部分第２０章：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2）
１１月７日，毛泽东向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代号“小开”）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做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电报是从西安党的秘密联络站刘鼎那里转达的：
刘鼎转卢伟良并电小开：
（一）小开以正式代表资格速赴南京与陈果夫谈判。
（二）小开的电台款４０００元先从孙夫人（即宋庆龄——作者注）借用，报务员一人即送沪。
毛 七日廿时
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ＣＣ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让陈立夫转达。１１月１４日，刘鼎电告中央：
小开来电说：
一、已晤陈立夫。彼出蒋意，要我方接受收编。可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
……
六、蒋企图把红军全部赶到外蒙，给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
刘 十四日
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潘汉年连续来了几封电报，询问中央指示，还说陈氏兄弟希望与周恩来进行高层会晤。１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张闻天给潘汉年一个明确的答复：
小开：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