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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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多人骑着马进了大沙漠。担任掩护的原９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与几个战士坚持战斗，把敌人都引过来。当他们被敌人四面包围，曾日三不愿被敌人俘虏，举起手枪自尽了。可叹这位从江西苏区出来的红军老战士，在历尽千辛万苦，只差一步就迈到生存的门口时，就这样牺牲了。令人何等痛心！
红柳园子战斗后，西路军剩下的人更少了。队伍打散了，大家零零星星地在荒凉的戈壁滩上转来转去，互相寻找着。沿路的电线杆子成了他们的向导，向西走，到星星峡去。他们顶着沙漠的狂风，在漆黑的夜里艰难地行进着。走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刘青南、饶子健带着一些战士到达星星峡。山口上有两个哨兵，问他们是哪一部分的。当他们回答是红军，一位盛世才部队的军官走上来，对他们表示欢迎。
饶子健回忆说：“此时此刻，我们像是长久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大家互相对视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烂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迹。走近一点，看见虱子一团团的蠕动。新疆友军端上水给我们洗脸，每人洗过，盆里的水浑的像酱油一样。”比饶子健他们先走的西路军首长们此时尚未到达。新疆友军派出侦察兵前去寻找，在离星星峡３０多里的戈壁滩中找到了他们。原来他们这支队伍走进戈壁滩后就遇上了大风沙，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靠指北针。在新疆友军的引导下，李先念一行在星星峡与先期到达的西路军战士会合了。清点人数，一共还剩４２０人。他们是２万多西路军最后的幸存部队。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４０多天的苦难行程，他们终于打着西路军的红旗到达新疆。
当时的盛世才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结为同盟，所以对西路军战士的态度比较友好。星星峡驻军热情招待这些远来的红军，一日三餐，顿顿是肉和白米饭，饥饿已久的大家每顿都吃好几碗，疲劳之极的身体逐渐恢复了体力。
在西路军到达新疆之前，中共中央代表陈云（化名史平）、滕代远（化名李光）已先期到了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做盛世才的统一战线工作，保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听说西路军队伍到了星星峡，盛世才派出了一个汽车队给他们送去了冬装、食品、生活用具。陈云、滕代远也同车前往。１９３７年５月１日，陈云、滕代远一行和车队到达星星峡，受到西路军４００多指战员的列队欢迎。陈云发给大家每人一套夹衣、一套单衣、一双碗筷，还把哈密瓜分给大家。见到中央代表，大家就像流浪的孩子见到了家乡的亲人，禁不住热泪直流。陈云给大家讲话，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亲切的关怀，宣讲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说：“革命有胜有败，不要光看到失败，更要看到未来的胜利前景。不要看我们现在只有四百多人，只要我们还保存着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将扩大到四千、四万甚至四百万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必将属于我们！”陈云同志热情洋溢的讲话，使西路军战士们深受鼓舞。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峡谷。５月４日，他们在陈云同志带领下，离开星星峡乘汽车向迪化进发。自从参加革命，这些红军战士还是第一次坐着汽车行军，高兴极了。汽车在路上开了四天，７日到了迪化。红军战士们被安排在一个工厂里进行休整，在新疆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1）
张国焘的初步检讨——凯丰发表批判长文——罗瑞卿考察四方面军部队——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斗争扩大化——延安红大“暴动”事件——毛泽东为许世友等人平反——陈昌浩检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徐向前的反思——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
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便开始了批判张国焘的准备。最初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当红军总部人员随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后，毛泽东会见了一些干部，了解情况。王维舟同志回忆：在保安，他与刘伯承同志一起去见毛主席，他向毛泽东当面报告了张国焘的叛党，反对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对他们的歧视打击的事实。毛泽东对王维舟说：目前因红四方面军在甘北尚未完全过河与中央会合，同时红四方面军干部还未完全认识到革命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对这个问题要深入检查，希望你准备。同时还嘱咐他要暂时保密。
张国焘来到中央后，虽然还保留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具体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经不能像当初在红四方面军中那样说一不二，称王称霸。这期间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与张国焘谈了几次话，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对中央有个交代。他自己也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于是张国焘在１９３７年２月６日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一文，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检讨，承认了五点：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到五次“围剿”中的客观情况，五次“围剿”中敌人采用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这样就过分估计了五次“围剿”中的主观错误。
第二，在中央红军突围成为必要后，敌人追击的严重性，远过于红四方面军西征时敌人所给予的压迫，对于这点，估计也是不足的。这就抹杀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勇奋斗，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一个数量很大的红军的万里长征，减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终于达到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和大批干部的保存，正是表现着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在这一点上不应当超出党中央决议上的批评。
第三，因为有了上述两个观点，同时对五次“围剿”所受的损失也估计过分，就发生当时对中央所提出战略方针的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过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
第四，同样对于中央苏区对党、苏维埃和红军各方建设工作所获得的成绩估计不够，并对中央同志根据中央苏区经验所给予四方面军的错误和缺点的批评表示不接受和误解。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到阻碍的条件下，以为北上既然会成为大规模运动战，倒不如乘虚南下。因此，成为北上和南下的对立，红军分开行动，发展到对中央路线不正确的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张国焘用晦涩的文字很不情愿地承认错误。当初他骂中央是“逃跑”，现在换成了“大规模运动战”。他另立中央，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仅仅说成是“组织上的对立”。如此的轻描淡写，文过饰非。涉及要害问题，张国焘仍然不肯认错。
对南下北上之争，他说：“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
对分裂的责任，他承认：“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由南下主持者负责。”
对另立“中央”，他承认：“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有的。”
总而言之，张国焘对自己的评价是：“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起到１２月决议时止，这一段时间中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虽然１２月决议开始了转变，没有再继续这一错误，向着和党一致的路上转变，但这一过去有过的错误，是应当严重指出的。”
张国焘的第一次检讨，中央是不满意的。１９３７年２月２７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洋洋数万言的长篇文章—— 《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１３部分，涉及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南下北上问题，一、四方面军团结问题，党的建设，肃反，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我们限于篇幅，无法引用凯丰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内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时就与张国焘争论过的，我们在前面也叙述过。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凯丰透露了一些以前没有提及的内容，反映了中央对张国焘的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一、四方面军草地分裂的问题，凯丰写道：“当中央发觉国焘私自给徐、陈南下密电时，曾详述南下的不利，并劝其仍率队北上。但国焘当时毫无转机，中央不得不再电国焘。……国焘同志对中央的电报，完全不采纳。于是中央给徐、陈指令，并给国焘指令，命令总政委立即率左路军向阿西、巴西、班佑开进。”他还写道：“北上战略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不经过中央政治局，没有任何人有权力改变这种方针的。国焘身为政委应当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可是国焘却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变这一战略方针，这还有什么政治委员的资格？……以这样一个糊涂的政治委员怎样还能去加强党在红军的绝对领导，因为国焘自己对党与红军的关系都是这样糊涂，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在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
张国焘错误的性质，经凯丰这样一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报，陈昌浩都给中央看过，所以中央才与张国焘争论了好几天。但是还从未听说四方面军哪个人说要“武力解决中央”。凯丰这篇文章是批判张国焘过程中最早提及“密电”和“武力解决中央”问题的，从而给张国焘的错误上纲到“路线斗争”。
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凯丰更是大加讨伐。他写道：“国焘的军阀主义表现在下列问题上：第一，红军中的肉刑制度发展到顶点。因为没有阶级的、自觉的纪律，不得不依靠打骂枪杀以维持命令的执行。随意可以打人，随意可以枪毙人，这在过去四方面军中到处可以看到的。第二，对居民的纪律不是建立在与居民的亲密联系上。因为红军是工农的、人民的军队，他们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红军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反而只要他们服从、盲从。第四，培植传令兵系统。这多少是从冯玉祥军队中学来的。”
在这篇长文章的结尾，凯丰给张国焘下的结论是：“国焘同志所代表的这种政治路线，是苏维埃运动中所产生的形式，右倾机会主义、军阀主义的路线。他的客观根源则由于中国的军阀制度和农民狭隘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的反映。他的主观原因则是由于国焘同志有过去错误的根源。在四中全会时，国焘曾反对这种错误，但他没有彻底肃清他的错误。在与中央隔离，在没有中央的领导之下又发展起来。而成为在苏维埃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退却逃跑路线和军阀、土匪主义的路线。”
第五部分第２３章：批判张国焘（2）
凯丰的文章旁征博引，使用了大量红四方面军的内部文件。从卓木碉会议记录，到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上的多次讲话，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红四方面军内部的电报、指示等。说明中央已经比较完整地掌握了张国焘与中央分裂期间的言论和活动情况。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张国焘路线的序曲，高潮还在后面。但是凯丰的文章中把四方面军贬得一无是处，把这个人数众多、有光辉战绩的红军队伍丑化成“土匪”、“军阀”的队伍，是极左的，带有强烈宗派主义倾向的。这也为批判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倾向开了先例。
张国焘虽然离开了部队，但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影响不可低估。此时，西路军还在河西走廊血战，陕北的４军和３１军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部队，在红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是否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是否会因此而引起部队的混乱和失控。毛泽东感到没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红四方面军部队的思想情况。１９３７年２～３月间，他派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以考察部队的名义，到二、四方面军走了一圈。
罗瑞卿认真地执行了毛的使命。名义上是考察二、四方面军，但重点在四方面军。从２月下旬起，罗瑞卿白天察看部队的训练、生活和政务思想情况，晚上听取各部队首长的汇报，还找一些主要负责人单独谈话。紧张地走了一个月，３月２２日，他在庆阳步校给毛泽东、张闻天和林彪（红军大学校长）写了一个长篇报告。
关于四方面军的基本情况，罗瑞卿指出：会师后“在干部中，在领导干部中，在一般党员中，在战士中，并没有了解党的路线的正确与过去四方面军领导上路线上的错误”。罗瑞卿强调：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的影响还是很深的。具体的例子是，当与大家谈到“南下北上”的问题时，大多数人认为“南下北上”都是对的。
罗瑞卿承认：四方面军部队的成分是极好的。来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鄂豫皖的老红军。战士体力强，天资聪明活泼。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对揭发过去的错误不满，因为他们对（张国焘）个人的迷信超过了对党的认识很远。政治工作虽然建立了一些制度与组织形式，然而工作的具体内容还很差，有的甚至没有。
罗瑞卿的报告最后说：“有些干部目前不负责任，甚至烦闷。我想大约也有以下几个原因：１． 过去的积极，一般强制的成分多，而自觉的成分少；２． 旧的强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还没有新的方式代替；３． 对于过去的艰苦发生恐惧与厌倦；４． 过去只认识个人，一切寄托之于个人身上，现在还没有以党的观念代替对个人的迷信。”
罗瑞卿的报告反映出四方面军中存在的不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