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4-被忽略的大师--李宗吾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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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也波及到了海外的华人报刊，现在海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刊物比较少见，但是在有限的资料中仍然发现了不少反传统的文字。比如在《越报》（1909年）一篇名为《名说》的文章，亟陈儒家的纲常名教是“惑乱斯民”，“深锢人心而牢不可破”，文章指出“欲谋今日之中国，必先涤尽旧日之陈朽，以改易社会之观念”，莫“区区为腐儒陋说所惑”。《河南杂志》（1907年）上刊登了《无圣论》及《开通学术议》，都是以抨击以儒家为首的传统旧思想，指圣人是中国不可思议的怪物，难怪“吾国士夫素崇孔子，莫敢怀疑，故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凌迟，至不可救。”辛亥革命后期最重要的报纸《民吁日报》、《民立报》以及《中华新报》等报刊，也都登有不少反孔儒的思想言论。《民吁日报》上登有帝召写的《孔子秋祭之感想》，说中国“历千载而无进取，孔氏之罪也”。＇3＇反传统的呼声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胡适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到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吴虞“非孔非孝”的思想早在1910年就开始孕育，但是真正让他暴得大名并让这一思想引起世人的广泛注意还得从之后出版的《新青年》说起，1915年９月，由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也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新青年》杂志，吴虞很快就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16年12月３日，他郑重提笔给陈独秀写下一封长信，还随信寄去《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等非儒反孔文章“以求印证”。1917年１月１日，陈独秀在《新青年》２卷５号《通信》栏中公开发表吴虞《致陈独秀书》，同时发表自己的回信《答吴又陵》，说是：“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
吴虞从此一夜成名，名动海内外。此后的吴虞和《新青年》的联系越发紧密，由于陈独秀的支持，他的几篇重要论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主义本于老子说》、《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于1917年１月至７月在《新青年》杂志连续发表了，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在五四运动高潮期间，他又一次向封建的礼教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发表了他的《吃人与礼教》，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一起，在社会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吃人的礼教”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反对封建旧道德的重要战斗口号，“吃人的礼教”也成为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惯常用语。
以上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之间的这些反传统的思想言论，与李宗吾在《我对圣人之怀疑》中的表述，可以看出李宗吾所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上面所提《越报》（1909年）那篇名为《名说》的文章，署名铁厓，其作者，便是李宗吾早期交往最为频繁的雷铁厓。＇4＇同是四川人的吴虞的文章，大概也会落入李宗吾的视野。不过在当时众多反传统的喧哗之中，包含了太多的政治诉求和目的，与之相比起来，李宗吾的声音保持了一种相当理性和学术眼光。也许恰恰是这一点，李宗吾的声音反倒显得比较微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宗吾选择了1927年这样一个年份，发表了《我对圣人之怀疑》，这时，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了8年，在学术界内，一个新的古史辨派已经崛起了。
＇1＇ 李宗吾：《我对圣人之怀疑》，转引自《李宗吾杂文经典全集》，页24，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2＇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页117，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3＇以上清末反传统言论均转引自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流源》
＇4＇参见《雷铁厓集》，唐文权编，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李宗吾思想转变的关键点（1）
在李宗吾的一生中，涉身教育是浓章重彩的一部份。据陈思逊先生的《李宗吾年谱简编》记载，李宗吾在1904—1908年几年内的教育活动大致如下：“1908年，在家乡富顺中学任教习，同学王简恒任校长，廖绪初任县视学，谢绶青同任教习。1909年，王简恒辞职，宗吾接任富顺中学校长。1911年，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因四川爆发保路运动，宗吾在去双流县检查工作时遇阻，回成都不久，即返回故乡。后任自贡地方议事会学务科长，力主多建新学校。1914年，出任富顺县视学，随后调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市中学）校长。1915—1918年，任四川省视学。”＇1＇
其实李宗吾第一次涉身教育的年份要更早一些，在科举没有废除的1904年，李宗吾已经在教育上进行实践了，虽然当时还说不上是在实践他的教育思想。1904年，李宗吾曾经和他的一班同学，创办了叙府中学。那段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1903年底，20多名叙州学子来成都求学无门，困于旅店。王简恒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心与当时同学李宗吾、钟永光、陈大鸿、濮志和、赵增贤、胡文英、陈全性、张培爵、蔡克庸、谢廷勋、钟书、何正元、杨澍、王奎光、雷昭仁谋建一校。他们共凑得款17个银元。为了新学的课程安排，他们还相约了东文学堂的邓奠坤、张智民、杨芷沅，军医学堂的王克成，武备学堂的曾鹏程等组建叙府旅省同乡会，首推陈全性为会长。
他们在得到四川通省大学堂总理（校长）胡峻赞许之后，允予援助，并开先例：准许他们轮流出外义务任教，不算缺席。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更多的高等学堂的学子加入了义务教学的行列。同时为了解决缺乏教师、教具的难题。他们先在陕西街的茶馆上课，学生多了，又用捐赠资金租赁北巷子安排两个教室。仪器、标本、教具除高等学堂无偿借用外，成都府中学堂（石室中学当时的校名）也提供不少帮助。为了解决经费，发起人全尽义务，外聘教员也只领半薪。廖泽宽、濮志和、雷昭仁等还多次典当或变卖自己的私人物品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行。
试办一学期后，师生都很满意。决定正式兴办学校。报请清政府备案，取名叙府公立中学堂（成都列五中学最初校名），主要招收叙府13个县的子弟（后来扩大到其它一些县）。
1905年迁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公推张培爵（字列五）为会长，学校声誉日高。这时，叙州知府文焕到校视察。文是雷昭仁的知师，雷向文陈述叙校只有临时捐助，缺乏固定经费。文承诺通知各县按期拨付办学款。从此，每到年终期末，张培爵和廖泽宽就结伴而行，为凑集办学资金跋山涉水，餐风露宿。他俩也成为莫逆之交。隆昌举人郭书池当时就捐赠200银元，使得学校迁移到办学条件更好的北巷子去。
1906年郭书池来成都，见叙校教师志坚行苦，叙校日新月异发展，颇感欣慰。决定把自己在家乡隆昌兴办的知耻中学搬迁到成都与叙校合并。并决定再捐赠3000银元购买马镇街14亩土地作为新校址。当年夏季，已在知耻中学任教的黄肃方、陈道循等一道来到叙校。而黄和陈都是同盟会会员。受孙中山的派遣，从日本回国从事反帝反清革命活动。他们的到来，犹如一个火种点燃了一团熊熊的烈火，使刚刚诞生的叙校成为四川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叙府公立中学堂至今存在于四川成都，现已更名为四川省成都列五中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校荟萃了一批以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文幼章为代表的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和良师名人。李宗吾涉身教育的这段经历对于李宗吾来说极为重要，他的思想正是在与当时那批投身革命的同学的相互交流中激发出来的（这在前面第五章《李宗吾的早期交往》中曾经提及），同时也为他后来涉身教育埋下了伏笔。
作为辛亥革命中颇为重要的一分子（之所以说颇为重要，是因为李宗吾的两个同学——雷铁厓、张列五——一个为孙中山的秘书，另一个则为四川革命党领袖），为什么从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里抽身而出，转身投入教育，从李宗吾的思想轨迹来看，这种转变绝非偶然。笔者在此试作粗浅的分析，从文字材料来看，李宗吾倾向革命的思想一直持续到清末截至于民初，还拿李宗吾在教育方面的经历来分析，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当时只是一个普通儒生的李宗吾，在他的《厚黑丛话》中曾经对此记载道：“我从前被八股束缚久了，一听见废举，兴学堂，喜欢极了，把家中所有四书五经，与夫诗文集等等，一火而焚之。”＇2＇这也是在李宗吾的著述中发现的最早与教育有关文字的记载。那时候的李宗吾，还是倾向于除旧布新，及至后来他写《考试制之商榷》的时候，已经转向“往后看”，开始在科举考试的模式里寻找资源了。李宗吾曾经在《厚黑丛话》中屡次提到八股文，并且持褒奖太多，也是他往后转的表现。何至于此，笔者认为，有一件事对于李宗吾起了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李宗吾曾经亲身目睹的四川保路运动，这次运动也被视为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第三部 李宗吾的教育经历及思想涉身教育，李宗吾思想转变的关键点（2）
1911年，李宗吾正在担任四川小学教员检定委员，同任者李古香由伯芬二人，也是李宗吾的同学。他们检定完成都华阳二县时，铁路风潮爆发。三人到双流县去检定时，正遇着“保路同志会”在围城，李宗吾三人不能进城，就折返成都去了。当时总督赵尔丰逮捕了与保路有关的士绅，张澜即在那次运动中入狱。此举激怒了全四川的革命党，于是张列五谢慧生杨庶堪等人率领党人在重庆揭竿而起，于十月初二宣布独立。十月初七，成都响应，推蒲殿俊为四川都督。十八日成都兵变，“全城秩序，非常之乱”，杨莘友出任巡警总监，“捉着扰乱治安的人，就地正法，出的告示，模仿张献忠七杀碑的笔调，连书斩斩斩，大得一般人欢迎。全城男女长幼，提及杨总监之名，歌颂不已。后来秩序稍定，他发表了一篇《杨维（莘友名）之宣言》，说今后当行开明专制，于是物议沸腾，报章上指责他，省议会也纠举他，说：‘而今是共和时代，岂能再用专制手段！’”＇3＇无独有偶，这位杨莘友也是李宗吾在高等学堂的同学，成都兵变时发生的这一切，李宗吾是亲眼目睹。其中充满暴力的种种手段，对李宗吾产生了刺激。从李宗吾的早年经历上来看，他在气质上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对于暴力，他是不认同的，尤其重要的是，李宗吾当时已经认识到当时的革命，也无非是用一种专制结束另外之一种专制，这一点才是让他对于革命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李宗吾自己怎么说显然更有说服力。在关于杨莘友的叙述中，李宗吾说的“大得一般人欢迎”是句值得玩味的话，大得一般人欢迎，那你李宗吾是什么态度？果然李宗吾接下来就说出了自己观点：“……莘友从前用的手段，纯是野蛮专制，后来改行开明专制，在莘友算是进化了……”＇4＇在张默生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中说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张默生写道：“他虽然是同盟会的同志，却未参加实际工作，他见革命大业即已告成，许多同志好友，亦各膺重任，他便偷偷的回自流井去了。”＇5＇这句话也是值得再三玩味的，前面我曾经说过，张默生与李宗吾有过许多接触，张的《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很多来自于李宗吾的口述。这段话之所以值得玩味之处就在于，当时革命党中众多的中坚分子都是李宗吾的早年或者在四川高等学堂时的同学，李宗吾并非没有参与实际工作的机会，他何以没有参加？革命功成，百废待兴，他何以“偷偷的回到自流井去了”？所以笔者猜测，至少或者在此之前，李宗吾已经对于“革命”有了自己的“不合时宜”的看法。笔者在第八章说李宗吾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也起了冲突，也是缘于这一点。从气质上来说，李宗吾并非是一个适合“革命”的人，而他的革命倾向，也是在于众多同学朝夕砥砺中衍生出来的，这种思想在李宗吾来说是“变态”而非“常态”，一旦环境发生了变化，李宗吾就会恢复“常态”，关于这一点，李宗吾在《心理与力学》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脚：“人人有一心，即人人有一力，一人之力，不敌众人之力，群众动作，身入其中，我一己之力，被众人之力相推相荡，不知不觉，随同动作，以众人的意识为意识，众人的情感为情感，自己的脑筋，就完全失去自主的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