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06-权势-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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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给洋大人的东西，应比卖给本国同胞更为便宜，才是招揽之道。凡把洋大人看成子者，恰恰证明自己是木瓜。中国人在日本买照相机比日本人买都要便宜，去过日本的同胞，都有此记忆也。为啥只一海之隔，洋大人到台湾，便倒了霉。
物价不过是其中一端，比这更重要的不胜枚举。但有一点必须特别提出的，对待外国旅客，中国货最为吃香。有一次我在台北衡阳街，见有一洋大人焉，要买两件中国的绣花兜肚，店员大概读过外交系，当时便迎头痛击，另提出一卷连乳罩的胸衣，眉飞色舞曰：“你看，那兜肚手工太粗，这是从美国新到的走私货，样式最新，自带海绵，各种尺寸颜色的都有。”该洋大人表示仍要兜肚，该店员则苦口婆心，硬加开导，结果洋大人受不了聒吵，悻悻而去。柏杨先生适在旁边，一幕活剧，全收眼底。
柏杨先生曾于前年去韩国一趟，临返时忽然想要买一件东西，必须上面有韩国字的，以便光宗耀祖，向亲友吹牛，自抬身价。可是走了两条街，都看不见足以表示“来此一游”的商品。窗里不是中国货便是美国货，我如果买了一个双喜牌的热水瓶，或买了一架顺风牌的电扇回来，凭它证明去过韩国，你肯相信乎哉？结果跑了个满头大汗，才发现一个眼镜盒，上有一排韩文，大喜购归。搞观光事业不知道这种心理，不过一个三流西崽耳。
困难重重31．困难重重
观光事业不是孤立的事业，基础建立在国民的道德及见识上。也就是说，乃国民智能的表露。没有这种智能，便没有山川名胜。台湾既无一物算得世界第一，又无一事举世罕有，则吸引洋大人之术，必须向日本学习。问题是，日本人学外国，学得像，学得彻底。中国人学外国，却硬是学得不像，更谈不到彻底。斑马线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凡是洋大人有之的玩艺，咱们统统有之，结果画了几条线在马路当中，诱得行人奉公守法，以便汽车隆重压死。
问题拉得太远，再续谈日本。四年前，亚洲运动会不是在东京举行乎？有两点小事，可供参观。其一、运动会开始及中间，有各种团体舞蹈，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舞罢退出，竟没有一个耍赖开溜，溜到观众中不出来的，中国籍的观众无不骇然，盖如果换到台北，我看谁都不敢写保票。其二、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搞的，把中国的国旗挂倒啦，除了口头抗议外，还惹得全场大哗，第二天，有人乘出租车，司机发现是中国人，急致歉曰：“昨天挂旗的事真不对，他们办事太胡涂。”该中国人也着实吃了一惊，这事如果发生在台北，恐怕没有一个小民理会也。
呜呼，前者是守法，守法才能使人敬，才能使人感到安全，知道这个国家具有高等品质。后者是诚恳热情，诚恳热情才能使人爱，才能使人宾至如归。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非他们故意要露一手，乃是他们的教育使然，智能使然。
礼貌代表一个人的教养，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夫礼貌之恭之繁，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人的鞠躬真是上帝的杰作，娱人而乐己，使受之的人欲羽化而登仙。尤以日本女人，把男人当作暴君一样的服侍，不要说美国人被服侍得硬往外掏美钞，便是中国人都心甘情愿的当裤子。真不知道洋大人前来中国观光，有啥可去之处。有一次在台北闹市的某一个酒家门口（柏杨先生从未去过酒家，非是想吃冷猪肉，而是没有钱，若有人因之以为我道德高超，则误矣），见一洋大人向其挽臂而行的酒女腰窝捏一把，该酒女詈曰：“干你老母，乱动。”大街上尚且如此，和洋大人单独相处时，恐怕更为凶猛。
逛过日本的旅客，无不赞口不绝，便是专门喜欢打小报告的人，都挑不出啥毛病，人家是规规矩矩赚你的钱，而且教你舒舒服服的往外掏。花钱的当时固心花怒放，花钱之后，不但毫不后悔，而且余味无穷，还恨不得再去花一次。──因又忆及一事焉，某次柏杨先生在东京迷途，苦不会日语，向一小店老板，以笔写字问路，该小店老板亦不知也，拉一椅子命坐，一花枝招展的女郎含笑奉茶，该八字胡打了半天电话，才弄明白，乃领我回去。我以为不过十步八步，谁晓得他竟领我走了整整三十分钟。呜呼，八年流血抗战，一百年反日仇恨，在那一剎间，便从心头一笔勾销。第二次赴日时，曾带半打菠萝罐头往访，成了迄今仍在通信的老友。如果此事发生在敝中国，我的遭遇将是如何耶？想及至此，不禁打一个寒战。把国势搞得如此之惨，不能再吹自己能干啦（动不动就“想当年”，即令有出息，也不大）。观光事业之发展，固单独好不了，前途困难重重也。
困难重重32．性格与悲剧
柏杨先生早就不谈时事和新闻，盖一脑筋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着，明哲保身，安贫乐道的思想也。有权势的人物最欣赏儒家思想，如果每个人都明哲保身，都安贫乐道，他们便可以畅心所欲的乱搞矣。可是最近看报，凶杀案之多，实在心惊肉跳，并不是怕也挨刀挨枪挨手榴弹，这年头死虽容易，可是如果混到挨刀挨枪挨手榴弹，没有深仇大恨，谁肯费那么大的力气对付你乎？我之所以心惊肉跳者，盖时代的气压逼人如此，再严厉的刑法都没有用。气压不改，这类案子还要层出不穷，胆小如鼠的小民，还继续有可看的也。
昨天下午，柏杨先生往访某大官，他正在向一个泪流满面的科员发脾气，拍案詈曰：“我最痛恨你这种自命不凡的人，明明獐头鼠目，却以为一表人才，我这小庙敬不了你这大神，今天就滚。”事后向他探询，他曰：“他离开这里，就饿死他，他以为啥啥局可以收他，我一个电话，那边连报到手续都不会教他办。”当时我就用种种言语劝之，盖开革不开革是一回事，何必那么损其自尊，又何必那么展示威风乎？该大官纵声笑曰：“教他杀我好啦，报上不是天天杀人乎？我不怕，他敢？哼。”
呜呼，这种地头蛇嘴脸，便是造成惨剧的主要动力，哪一个挨刀挨枪挨手榴弹的大人先生，事前相信他会惨叫而死的？都是怀着“他敢，哼”的心理，结果才满身鲜血的抬到殡仪馆。一个人竟凭空有这种“必胜信念”，认为绝对可以战胜那些见了他都发抖的小人物，毫无怜悯同情之心，毫无戒慎恐惧之意，不把人当人，乃是天夺其魄。
从前有人向老僧请益曰：“师傅，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我应如何？”老僧答曰：“那么，你往旁边让一步如何？”咦，君尚记得台北永和镇那个教习杀校长的凶案乎？我们对那凶案无所评论，对被害人和凶手的人格，也都十分崇敬。但如果研究社会问题，便不得不借这个例子。那位校长先生，真是了不起人物，他曾说过，法院有朋友，警察局有朋友，报馆有朋友，警备总部也有朋友，反正是对方所有可以伸冤的地方，他统统有朋友，然后拍胸笑曰：“你奈我何？随你的便！”如果你阁下不幸也弄到这种凄惨地步，你像猪一样活下去乎？抑奋博浪之一椎，跟他拚命乎？地头蛇既把人前走之路堵住，又把人后退之路堵住，最后更堵住旁让之路，便是一个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矣。
一个人的悲剧，与人格无关，有些被人像剁烂泥一样的剁死，其人格固完整也。但一个人的悲剧，往往与性格密不可分，无论被害人或凶手，都是如此。张飞先生应该是一个典型，读者因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小说的力量大矣哉），对张飞先生颇有好感，不过，幸好我们没有和他同生在一个时代，否则恐怕有罪受的。陈寿先生对他的评语为“暴而无恩”，一个人“暴”，已够人发指，再对人无恩，那成了啥东西？岂不是一个凶恶愚昧的土匪头？其最后终于被刺，够人警惕。
所有的凶杀案，恐怕都跟被害人“暴而无恩”有关，尤其主要的是：“暴”尚可谅，“无恩”则不可忍。范睢先生当了秦国宰相，终于饶了他的老仇人贾须先生不死，乃在那一袍之赠耳。如果贾须先生在长安市上看见范睢先生衣不蔽体，自觉伟大起来，训上几句，或索性鼻中嗤之，扬长而去，或到处说范睢先生思想品格有问题，决不可用，恐怕他的老命早完了蛋。
分析的结果，似乎逃不出下列范围：部下杀长官（或老长官），仆人杀主人，地位低的杀地位高的，没钱的杀有钱的，没办法的杀有办法的，一言以蔽之曰：“光脚的杀有鞋穿的。”有鞋穿并不就是罪恶，但有鞋穿的人如果去故意猛踩那些光脚的朋友，仅在道德上讲，做人便不够厚道。报纸上一遇到某人被杀，千篇一律的都说他很好──他生前这也好焉，那也好焉，好的程度，连孔丘先生在文庙里都坐不住。实际上果如此乎？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只论市场价格，而不论是非的，一个人出了纰漏，同样千篇一律的说他王八蛋。前年某站的副站长诱奸了一个村女，铁路局某官崽立刻说他有神经病──这一类的事多矣，只可自娱，不足服人也。
问题是，被害人却往往罪恶滔天，记者先生们去现场采访时，听到的并不是叹惜之词，甚至邻居亲友们还有些人在那里“大快人心”哩，把记者老爷窘得无法下笔。他总不能据实的把被害人说得一钱不值，那岂不是鼓励动刀动枪动手榴弹乎？
有学问的人总是责备光脚的人为啥不法律解决？柏杨先生也是主张法律解决的。可是，我们的法律能替光脚的伸冤乎？有鞋穿的人一鞋遮天，到处都有“朋友”，把穷苦之人逼得只有同上西天的一条路可走，被害人和整个社会，恐怕都不能辞其责。
困难重重33．官性兴旺
很多凶杀案，往往有其“不可忍”，和连旁让一步都被堵住的隐情。不过凶杀案发生之后，凶手或就逮，或自杀，舆论一致指摘，就把被害人说得可进圣人庙吃冷猪肉，把凶手说得天生坏胚。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遂被表面上的泛道德观念所埋葬。真相既不能明，徒勃然大怒曰：“此风不可长。”徒对凶手百般唾骂，判以严刑。那能止住“再来一个”乎哉？如果仅靠这一套便可以止住凶杀，世界上的社会学家都要跳井矣。
柏杨先生并不反对治乱世用重典，当然更不主张把凶手一律释放，然后再发给他一纸“杀得好”的奖状。他触犯了法律，自应接受适当制裁，或杀之，或囚之，悉凭处理，我们一概不问。我们问的是，如何希望不再有凶杀，则有赖于有鞋穿的人不再把人逼得走投无路，光脚的人不再想不开也。
有一种现象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与日俱增的暴戾之气。有鞋穿的人暴戾，光脚的人也暴戾。有鞋穿的人的办法是压之饿之，逐之辱之；光脚的人的办法则是跟他同归于尽。双方各走极端，世人便有精彩的新闻好看。这种暴戾之气似乎一天比一天厉害，因为台湾地方太小，机会太少，使得有鞋穿的人肚子里，不但装不下船，甚至连针都装不下。同样的环境，也使光脚的人发现，离此一步，即无死所，等是死耳，我死你不能独活，给你来一个刀枪手榴弹可也。
《水浒传》一书，是被迫害者发出的怒吼，厚厚的一大部，四个字可以说明其主旨，曰“逼上梁山”。世界上哪一个人天生的肯为匪为盗，又哪一个人天生的就喜欢杀人放火耶？一种力量相迫，真是“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旁让一步也活不成”，不动刀动枪动手榴弹，就铁定的被杀、被囚、被诬、被辱，稍微有点人性，都不能忍受。君不见林冲先生乎？君不见杨志先生乎？君不见卢俊义先生乎？君不见打渔杀家里的萧恩先生乎？他们想不。鋋而走险，不可得也。谈到这里，柏杨先生想起一事，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文艺评论集，中有包遵彭先生的大作，把《水浒传》上那群被逼上梁山的可怜人物，说成一群犯上作乱的匪徒，一一加以痛斥。咦，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气质──人性泯灭而官性兴旺。为了做官，啥事都干得出。不去探讨铸成那个社会问题的原因，而只一味的作忠贞君子之状，典型的官崽嘴脸，无怪他阁下一连串飞黄腾达。
我们之所以谈到《水浒传》，是深信凶杀案中的凶手，至少有一部份确实是处于绝境，如果换了某些圣崽官崽，不要说迫害他，就是不给他官做，都会翻脸。这些处于绝境的穷朋友，血泪齐飞，悲恨同发。悲夫，对于他们，我们还有脸谈啥？
问题在于，发生在最近的这些凶杀案，《水浒传》上所述的情形少，而大多数凶手，都是有路可走，而误解为无路可走的。固然也有好事之徒，若某校长，若某主任，手执鞭棒，锲而不舍，逼人反噬。但大多数人，都忙着工作──或努力做官焉，或努力拍马焉，或努力吃喝嫖赌焉，或努力请别人写稿自己署名发表以冒充学者焉，打出一记，踢出一脚，也就算啦，固没有时间紧衔不放者也。柏杨先生有一世侄，大学堂毕业生也；年约四十，吴国桢先生当台湾省政府主席时，他在省政府人事处供职，吴公飞到美国去后，他便垮了台，非因吴国桢先生而垮了台，而是因一种他到今天仍含模其辞的原因垮了台，迄今八九年矣，手执大学堂同学录，像流行歌曲所唱的：“从南骗到北，从北骗到南”，柏杨先生乃其老户头焉。每月至少两次，光临舍下，索钱索衣，眼珠频转，故神其秘。有一段时间，他每来必告我曰：“你不知道他们那一帮人多么坏，仍不肯放松我。我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人跟着。我到馆子里，刚刚坐下，旁边桌子上准有一个人也坐下。我上公共汽车，刚踏上车厢，也准有一个人斜刺里抢着也跳上来。我刚进你的家门，就有一个人盯梢。”
每次他这样一讲，柏杨夫人就吓得花容失色，好象大祸即将临头。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当面吼之曰：“贤侄，你这次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