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2-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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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写的都是《观察》。＇1＇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宜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展开时，《观察》的军事报道更为频繁。11月27日出版的第5卷第14期上，连发《徐淮战局的变幻》和《徐蚌会战的分析》两篇评论，将国民党的消极防御部署和没有后备兵团的弱点一一点出。蒋介石读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国防部将领：“我们的军事秘密都被人在杂志上泄漏了，还打什么仗！”他悬赏30万金元券，搜捕这个神秘的“观察特约记者”。＇2＇　　　　
　　　　＇1＇＇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　　　　
　　　　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　　　　
　　　　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眼见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储安平也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他很少到社里露面，行踪飘忽不定，有事打电话与助手林元、雷柏龄联系。这时进步人士纷纷离沪去了香港。在大家劝说下，储安平决定到北平去避避风头，顺便为刊物　　　　
　　　　约稿。12月21日，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对助手作了最后的交代。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24日是《观察》发行第5卷第18期的日子，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的安全和读者的利益不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紧张地办理本埠和外埠的发行。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5）

　　　　没人号召、没人约束，也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准备托运南京，三名特务闯进来，自称受警备司令部派遣，宣读了对《观察》的“勒令永久停刊”命令。雷柏龄签字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和读者有个交代。因为前些日子《时与文》杂志被封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特务哼了一声：“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查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大家都推说不知道，特务们把准备发行的5000本杂志当“战利品”抢走，向上司交差去了。特务走后，林元、雷柏龄紧张地处理文稿和账目，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位“南京特约记者”，听说他就在上海，很可能会到编辑部来。当初储安平为了确保新闻来源的秘密，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其真实身份和联络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林元等人也从来不问储安平。但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特约记者”，事情后来的发展很像一部惊险小说。特务们从林元身上搜到了《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部分原稿，又找到一个南京国防部史政局的信封，这使他们摸到了一点“特约记者”的线索。于是特务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笪　　　　
　　　　移今先生刚进门，见势不妙想逃，特务们喊着：“你总算中彩了。”扑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务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特务还不放心，因为北平的户籍记录共有3个叫徐盈的，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来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多亏北平外围很快解放，储安平躲过了这场劫难。上海编辑部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他们从押差那里看到公文，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给顾祝同下的手令，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执行的。他们算是“重犯”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管监狱的国民党官员逃跑，他们才获得解放。至于那位“南京特约记者”，他的真名叫张今（金）铎。张是山东东平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大革命时期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到冯玉祥军中任职。1935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来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著名的学者范文澜、台静农、黄药眠关在一间牢房里。他生性耿直，经常痛骂蒋介石。黄药眠的印象：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却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不久张今铎被保释出狱，抗战中曾到过延安，后来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1＇后来到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军事很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共两方之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被储安平看中，向他约稿后，张今铎积蓄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老到锋利的文笔，揭开了国民党军连连战败的内幕＇2＇。当国民党特务追捕时，他正好在上海，但没有露面。因为林、雷二位　　　　
　　　　＇1＇＇2＇《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483页。　　　　
　　　　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谢泳主编《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拒不招供，给他提供了时间逃出上海。在朋友帮助下，他化装一路经杭州、南昌、衡阳、广州，最后逃到香港才获得安全。上海解放后，张今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晴朗的天空下”，他可以向林元当面道谢。这也是林元第一次认识这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1＇　　　　
　　　　4《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例如北平一批教授创办的《新路》杂志，曾提出23条纲领，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国之路。《新路》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温和得多，有人猜测这个杂志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是《新路》也没有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下场。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恐怖手段之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舆论显得如此无奈。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以“夹心饼干”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这样评论：　　　　
　　　　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　　　　
　　　　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1949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　　　　
　　　　张申府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从“第三条道路”投向了革命。然而却有个别人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栽了跟头。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而中断了他的革命路程。此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周旋。他一贯主张民主，反对内战，这个立场在1947年以前，被视为是进步的。1948年10　　　　
　　　　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　　　　
　　　　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　　　　
　　　　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　　　　
　　　　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


《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6）

　　　　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　　　　
　　　　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出师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1＇如果这篇文章在一年半前发表，正是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但是1948年10月底正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时刻。辽沈战役已经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战，只能对国民党有利。结果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　　　　
　　　　《观察》第5卷第9期。　　　　
　　　　盟同人则谴责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作出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理由是：“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夫人刘清扬的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此时，刘清扬带着子女和北平的一批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奔向解放区。孤单的张申府依然留在北平。在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他却被排除在外。晚年的张申府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归咎于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他说：“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2＇真令人啼笑皆非，张申府搞了30年政治，居然还没摆脱他的书生气。建国后他为此背了40年的政治包袱，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