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89-文学散步-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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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谐俗人爱，正如陆放翁所说的“诗到令人不爱时”，“俗人犹爱未为诗”。真正的大诗人，像杜甫的拙、韩愈的丑，也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喜爱或欣赏的。韩愈与冯宿论文章时，就说他愈感到惭愧的作品，愈能得到一般人的喜爱，“小惭小好，大惭大好。”可见，无论诗、文、书、画，皆有此一倾向。蒋超伯《通斋诗话》说得好：“英石之妙，在皱、瘦、透。此三字可借以论诗。”
一个女孩，如果既瘦又皱，那真是丑态可掬了。但艺术创作，却经常是以丑为美；作者之追求，在于避俗求新、避熟就生。读者若不能提升自我美感的层次，徒然沉溺在甜美的范畴中，如何欣赏“美之卓越”的作品？我们有许多人读诗，只能喜爱唐人空滑的腔调，沉迷于渔洋三昧、空灵缥缈，而对杜韩手段、黄陈门径惮于问津；读文章，又只能喜欢公安小品或张潮《幽梦影》，而对其他鱼龙百变、万怪惶惑的作品缺乏理会。这都不是良好的欣赏态度。
（3）建立美感价值的观念
这一点，跟前述两项性质有点儿不同。缺乏前述两项，读者就无法感受；欠缺本项，则读者便无法判断。因为提升美感层次和扩大审美口味，重在提升拓展自我的美感经验，使读者能涵盖包容各种美的趣味。但是，既然美有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层级，而文学欣赏本身又牵涉到审美主体的活动，那么，这些美在读者本人的生命中占着什么样的地位，理应有一种价值的区分。我们在上文所谈到的“美的层次”之类问题，其实本身也即含有价值判断的观念。通过价值的判断，读者不仅可以知道不同美感类型的作品应如何划分，也能适当地给予评价。
这种美感价值观，乃是通过读者本人生命与意识的发展而获得的，所以可以人人不同。但个人意识的发展，却也不是全然孤立主观或毫无倚傍的，它恒与个人生存的历史、社会及文化息息相关。因此，美感价值观虽或人人互异，但在同一历史文化团体中，倒可以有大致相似的趋向、大体相符的特质和大抵相同的美感价值观。
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非洲黑人所认为的美女、他们梦中的安琪儿，必然是鬈发、塌鼻、厚唇、细眼、面如锅底的。我们固然可以讪笑她们长得难看，但莫忘了他们看我们可能也顶不顺眼哩！
《聊斋志异》不是记录了一则罗刹海市的故事吗？它说：“马龙媒被风吹入罗刹，居民率相惊异。……马问其相骇之故，答曰：‘尝闻祖父言：西去二万六千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率诡异。但耳食之，今始信。’”维柯（G。B。Vico）也尝著一文，论希腊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中赞美不同性格的英雄（《新科学》卷三）。休姆（D。Hume）则认为审美趣味的差异，来自个人气质以及时代和国度的习俗。其他类似的看法很多，因为它是如此的明显，所以，虽然它极易限制个人的审美判断，还是有不少学者清楚地了解它存在的事实和意义。
由此，我们便可知道，在文学欣赏活动中，读者不但要建立自我的美感价值观，也要设法去体察作者通过作品所显示的美感观念、所呈现的艺术意志，探索每一历史文化群体的美感价值模式，并藉着比较的研究来丰富、来反省自己的美感观念。
这几点都非常重要，都是审美欣赏时不可缺少的自我努力。譬如，在艺术方面，宗白华曾举了一个例子：沈括讥评画家李成采用透视立场，“仰画飞檐”，并主张绘画应该以大观小。换言之，画家并非站在一个固定的角度上观察事物，而是俯仰宇宙，游心太虚，笼罩全体以观部分。故他批评透视法：“似此如何成画？”18世纪的画家邹一桂也对西洋透视法不表同情：“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可见他们的空间意识，与西洋近代艺术美感观念并不相同。西方画家进入中国，像郎世宁等人，也放弃了阴影透视等方法。我们欣赏这些绘画时，就应该了解这些作品所呈现的美感意识，以及该历史文化所秉持的美学模式，欣赏与批评时才不会走岔了路。
像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有一奇侠，名唤独孤求败，曾使一口玄铁重剑，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种不求锋利轻捷的武学观念，其实也就是我国独具的美学态度之一。所谓大巧不工，远，可以上溯到老庄和《乐记》，近则正如上文所举“诗到无人爱处工”之类的批评语言，强调简洁厚重，不过分表现。可是，这样并非极致，因为它还有意以丑为美，有意追求不工之巧。所以，独孤求败最后的境界是超越此层，进入万物皆可为剑、无剑胜有剑的阶段。这也就是不执著于“剑”，不执著于“创作”，达到杜甫和陶潜那种“无意于文”的境界了。所谓“无言相对最销魂”，一切挣扎与矛盾冲击，西方悲剧式的呐喊和震动，在此皆当一齐放下。倘或我们不了解这个道理，面对中国这些无言易简的作品和境界，岂不要茫然自失了么？
唯有一面通过读者本人的生命与意识建立美感价值观，一面又能了然作家及文化群体的美感，读者才能打破个体有限生命的局限，出入古今，通达人我，在灵魂深处灿溢涌动各种生机和喜悦。
《文学散步》 第一部分文学与知识
关键词
《山海经》
传为大禹所传，历来视为实用地理书，今人则以神话大全看待之。亦有人谓该书不仅描述美洲、亚洲、欧洲三洲的山脉、河流（流向）、矿物、动物、植物，更描述上古风俗民情以及信仰崇拜，并不是现代学者通认的神话而已。
贾岛
贾岛（779—843），字浪仙（亦作阆先），范阳（今北京）人。为僧，法名无本。后还俗应举，然屡试不第，又被讥为科场“十恶”。唐文宗开成二年被谤，责为遂州长江主簿。后迁普州司仓参军，卒。曾以诗投韩愈，与孟郊、张籍等唱酬。其为诗平淡而造语费力。
范温
范温，字符实，号潜溪，北宋成都华阳（今四川双流）人。史学家范祖禹之子，词人秦观之婿。著有《潜溪诗眼》，宋以后散佚。今传《说郛》本仅三则，郭绍虞《宋诗话辑佚》辑得二十九则。所谓诗眼，是指学诗、评诗要有眼光，有识见。书中强调“学者要先以识为主，如禅家所谓正法眼者。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第六章 如何欣赏文学作品（中）——充实知识
019。文学与知识
阿拉伯格言说，人只有四种：一是不自知其无知的傻子；二是自知其无知的蠢子；三是有知而不自知的瞌睡虫；四是有知且能自知的聪明人。但一个人要具有清明莹澈的知识，实在并不容易，世上蠢子本来就已经够多了，聒噪的傻瓜却比蠢子又多得多。
虽然如此，我们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自安于无知。因为，“有知识之树的地方就有天堂，最古代和最现代的蛇都这么说。”（尼采语）除非立志做白痴，否则，每个人都应该充实知识。文学欣赏，乃是人类心灵最高的活动之一，当然更无法舍弃知识了。
这样说，可能立刻会有人起来抗议。譬如，袁枚就认为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与诗无甚关系（《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十七《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又讥笑以经学谈诗的是迂儒曲士（《随园诗话·补遗》卷一）。他的态度，简直跟雨果说“我不太相信有知识动物（Savants bêtes）的科学”相似，但这样的意见并不通透。同样讲究性灵的理论家，像袁宗道，也可能倒过来说“从学生理，从理生文”，或“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论文》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或矛盾呢？严羽说得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沧浪诗话·诗辨》）对于知识在文学欣赏活动中的性质和功能，严羽这段话确实能为我们带来一线解答问题的曙光。
《文学散步》 第一部分文学知识的性质
020。文学知识的性质
基本上，严羽这段话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是文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第二是文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及知识活动之间的关联如何。无论是文学欣赏或创作，我们都必须追问这两个问题。
因为像袁枚这一类反对以知识学问论诗的人，其实并不是反对知识涉入文学活动，而只是反对与文学无关的知识掺杂其中。所谓诗有别材、别趣，就是说文学知识具有特殊的性质，与一般性的知识并不相同，所以是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倘若以这些不相关的知识来要求文学作品，那就是摸错了门，当然应该攻击、应该谴责。
那么，文学知识的性质究竟如何呢？什么样的知识可以称为别材别趣？克罗齐《美学原理》一书，开宗明义，也就在探索这个问题。
他认为知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逻辑的知识，一种是直觉的知识。前者通过理智与概念的运作，形成普遍的或有关事物关系的知识内容；后者通过想象与意象的运作，产生个别的或直接的知识内容。前者类似佛家所说的“比量”，后者则类似“现量”。前者开启了哲学思辨或科学的领域，后者却通往艺术之宫。他的分析，恰好与另一位美学家闵斯特堡（Hugo Miiunsiterberg）相似。闵氏认为科学类的知识是探求对象之间的关联，而艺术类的知识却是把握住真实独立的对象，呈现具体的普遍性。
譬如说，一群人在火灾现场观看，他们的视觉、听觉等感官的经验大抵相似。而这群人里面，如果有人逻辑地去思考火灾的起因，或以目前的知识去推测一般燃烧的原因，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无疑也会相似。但是，这批人里，甲也许因为看到火势炎炎，而感到唯美的喜悦，乙感到恐惧，丙感到同情，丁则幸灾乐祸，戊却有种性的刺激。这些经验和个别真实的人物，就是文学所关切的对象。所以，文学的知识不在于系统化、普遍化的抽象法则或规律，不在于理智和概念的推理，不在于经验事实的真伪，也不在于名理的知解。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批评案例，都是混淆了这两种知识的性质而产生的。
例如，大家都知道贾岛沉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故事，据说贾岛因此而冲撞了韩愈的车乘。其实，这是个附会的假事件，捏造典故的人显然也不太了解文学知识的性质。所以，王船山曾批评：“‘僧敲月下门’，只是妄想揣摩，如说他人梦，纵令形容酷似，何尝毫发关心？知然者，以其沉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即景会心，则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灵妙，何劳拟议哉？”换言之，思考夜间敲门会不会太吵，寺门深夜会不会上锁，就跟研究白发何以竟有三千丈一样无聊。而它居然又成为一段佳话，更显示了一般人对这两类知识向来是喜欢混淆的。
混淆，除了可以表示自己头脑不清之外，还可以藉此批评文学家或文学作品差劲，而这一点，正是所有头脑不清的人所最乐意的事，连大学者也不例外。像毛西河批评东坡诗“春江水暖鸭先知”，说：“鹅难道就不知道吗？”欧阳修指责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是：“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等而下之，甚至有人说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乃是船夫夜里吃多了，上岸拉肚子的景象。贺裳《载酒园诗话》称这种批评者为无聊男子（轻薄儿），确实很有见地。但如果像王渔洋那样，直接说这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道理就更醒豁了。
原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本来就是一些“醉中言，梦时语”。从思辨逻辑的观点来看，它迷离恍惚，它透彻玲珑，如空中音，如镜中象，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不可捉摸，难以言诠。所以，以一般逻辑性知识来面对文学，只有两个结果：一是不懂，如涉大海，完全落入另一个茫然陌生的世界，感觉苦恼不已；一是扭曲，用各种逻辑性知识，来肢解或诬蔑文学作品。上面我们举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种结果的综合现形。近代科学意识膨胀后的文学批评，当然更有这类毛病。
一个人可能很有学问，但并不能掩盖他不懂文学。我曾见过一位声韵学名家，用研究《广韵》的方式去研读东坡诗，先正襟危坐，以毛笔圈点苏诗及注本，然后归纳整理其用韵，分题分韵，用毛笔抄缮一遍，日日讽诵。所以，他认为自己对苏诗极熟，偶尔诗兴大发，又自诩做诗甚有苏味。但一位长辈却问我说：“天下什么事不好做，他为什么偏要去做诗呢？”如果一个人，真是天生的“钝根”，那我们无话可说；然而，大多的情形却来自不了解文学知识的性质，误以为拥有了其他的知识，也就当然能够了解文学，忽略了要跨越异质的知识时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他们必须确实地知道，艺术上的意义与真理并不来自命题或推论，也不来自事实或经验，而只在于我们心中唤起的某种“生命的价值”。所谓文学的知识，就是为了成就这种艺术表现的意义或价值而建构的。因此，在文学的知识里，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作者的人品如何、属于何派何党、是否反映社会、是否指控现实、是否为真人实事……而是作品文字、意象、观点、人物、气氛、风格等问题。以诗来说，一位合格的读者自应熟谙各种“诗法”，明白各种风格类型，了解各种诗歌作品、诗史的知识，才不至于把“寒灯思旧事”的寒灯当做主语，而还要洋洋得意，自诩新解。
近代许多所谓的文学批评，在我们看来，有许多实在是欠缺文学细胞的僵尸，在非文学知识的大量填塞与凌迟、奸污之下，似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