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89-文学散步-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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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群众暴力　　　　
　　　　指以多数人的意见对少数人的意见进行压迫，形成一种集体性、驱服性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包括言语、言论、动作与肢体。　　　　
　　　　第十三章　文学的功能（下）　　　　
　　　　关于文学的功用，如果纯粹从“破妄显真”的讲法上说，那么，就像上文我们所强调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无用，而且因为它无用所以能具显一切用。这样讲，也就可以了。但为什么无用者能具显一切用呢？既具显一切用，岂不也就是有用了吗？何以又仍说是无用？这个用跟那个用有什么分别吗？　　　　
　　　　这些疑问，才真正触及了有关文学的功能这个问题的核心。因为，历来的研究者，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夹缠不清、争辩不休，主要的原因，大多是对于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性质没有搞清楚。　　　　
　　　　043。功用的层次与性质　　　　
　　　　譬如，说文学没有用的人，想必不会否认他自己在看戏的时候偶尔也会感动流泪。感动流泪或欢欣畅愉，难道不是文学与艺术对心理的感应效果吗？看了戏而觉得那个坏人好可恶，难道不是艺术对道德的功能吗？再说，因为看一出戏，使我们知道了一桩故事，了解了一些从前不清楚的风土人情和各种事物，对我们的知识不也有了帮助吗？戏里面的气氛、情调或景观，引起我们的欢喜，对我们审美的感受岂不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吗？这些，到底算不算是文学艺术有用的例证呢？　　　　
　　　　于是，鄙夷文学、坚持文学没有用的人，就必须对他自己的说法稍微做点儿厘清和界定了。他们会说，哦，当然，文学与艺术在这些方面也总会有点儿用处。可是，在实际上呢？它能换到面包吗？它对政治社会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吗？能不能富国强兵、制造核弹或让人赚大钱？文学艺术毕竟不能当饭吃，人拼命赚钱弄饭吃都来不及了，谁会有闲情逸致去搞什么文学？所以，文学最多，即使有用也只能作为人生的甜点，是吃饱喝足了以后的奢侈品或装饰品！　　　　
　　　　这种说法，显然不是说文学没有用，而只是说文学没有经济上或政治上立刻而具体的功效，而且，也不像科技那样有用。　　　　
　　　　换句话说，所谓“用”，有很多不同的性质，有经济之用、道德之用、政治之用、美感之用、客观知识之用，等等。眼睛只看得见经济或政治之用，而完全不把道德或美感之用看在眼里，固然显得鲁莽无知；纯粹站在美感的立场，宣称文学甚有实用价值，也有点儿不了解所谓用的性质和种类。但历史上因糊涂与鲁莽而激生的争议，实在太多了。关于文学是否有用的争讼，仅是其中一例而已。因此，他们当然常会各说各话：一个说文学很有用，而所谓用是指美感之用；一个说文学一点儿用也没有，而所谓的用却是指经济之用。　　　　
　　　　像这样双方各说各话的争论，毫无意义，无须浪费我们的精神去讨论。我们所要谈的，是针对文学在政治、道德、美感等方面产生功能的争执。


《文学散步》　第二部分文学的体与用

　　　　044。文学在政治、道德上的功能　　　　
　　　　最早，《诗大序》就说：“故正得失，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表彰诗歌的道德功能，可谓淋漓尽致了，后世谈论文学之道德功能者，大抵不出其范围。如果文学确实有这些道德功能，那么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上，当然会对政治形成正面的助益。所以，这种道德功能也常被视为政治功能的一种，例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就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　　　　
　　　　这样形成的政治功效，固然比具体或技术性的政策措施改革更为根本，但就诗与政治的关联上说，则较为间接。　　　　
　　　　文学在政治上直接的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应对会聘及使臣来往的赋诗，这可以替国家及个人争取到利益和光荣，所以《论语·子路》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二就是借诗歌来批评政治，促使政治有所改革。相传周代有采诗之官，负责收集各地歌谣，让主政者作为施政的参考，故《诗大序》云：“……下以风刺上，主文为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汉朝以后，解释《诗经》的人，尤其喜欢从这一点来发挥，诗歌也就成为政论了。推而广之，像章表、奏启、议对这一类文学体制，根本也就是讨论政治事务的。　　　　
　　　　就文学的道德功能及因道德功能而形成的政治功效而言，历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对它真是深情款款、恋恋不舍。在我国，早如汉人之讽谏，以《诗经》当谏书。到唐朝，韩愈主张“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白居易高吟：“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读张籍古乐府》）。而宋人则更是极力宣扬“文以载道”的观念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家对充满道德意涵的文以载道说，避之若浼，生怕会因载道而断送了艺术自存的独立性。但在另一方面，文学的社会意识又极度高涨，如白居易那样“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的作家和作品，比比皆是。满纸民生疾苦、社会参与，洋溢着热血和政论，洒遍了文苑。　　　　
　　　　在西方，如柏拉图的理论中，也不容许人们认为诗就是诗，是一种拥有诗歌自身标准和存在理由的独立品。诗人不是不能存在，但须接受理性的指导。美的价值，也不由它自身来判断，而须由道德意志和社会的需要来衡量。换言之，文学若要有功能，即应限制在对社会有益的方面；否则，艺术便只能是人生的装饰品。　　　　
　　　　另外，则有些学者，如拉波殊（Le　Bossu），认为荷马所写史诗《伊利亚特》，即是为了在其中执行一种道德教训。黑格尔也曾在《安蒂岗妮》（Antigono）一剧中看到了道德教训。在他们看来，文学对道德与社会的功能，是积极地提供，而非消极地安抚。亚里士多德则不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的作用就像一剂泻药，服用后，可以使我们平常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　　　　
　　　　然而，文学到底是宣泄我们的感情，抑或激发我们的情感呢？在主张文学有其道德及社会政治功能的阵营里，对此并无定论。而且，虽然他们坚信文学可以陶冶性情、敦厚风俗，但反对者也就针对这一点来攻讦。像柏拉图，即已经有贬斥诗人与艺术家的言论了。卢梭（Rousseau）更在他第一篇论文《科学与艺术的进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中，提出风俗败坏了艺术，而艺术也败坏了风俗的论点。后来，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和歌德的指摘，理由大抵也是说艺术败坏了风俗。　　　　
　　　　由此看来，文学艺术到底能不能美风俗、厚人伦，也有了争议。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文学要在政治、社会等方面表现它的功能，岂不更是渺茫吗？但我们又确实曾在历史上看到过文学艺术发挥了它的政治或社会功能，这究竟应当如何解释？　　　　
　　　　045。文学的体与用　　　　
　　　　原来，这一笔糊涂账，都肇因于研究者对“用”的不同层次缺乏了解。所谓用，有工具性、效益性的用，也有从主体的完满实现而形成的作用；二者迥然不同。这种不同，我们可以用我国传统哲学上所说的“理、事”或“本体、器用”来说明。　　　　
　　　　《易经·系辞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的是本体之道，形而下的是器物之用，具显为事业，而以道为其根源与依据。这里所说的道与本体，固然是指宇宙最高的根源，但每事每物，亦皆可显此道器。而且，凡有体者必有用。例如，天是指本体，天的乾元刚健，即是它的发用，故乾卦卦辞疏说：“天地，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如果有体而无用，则其本体为孤绝封闭的存在；如果有用而无体，其用必为虚妄之用，不能成立。这是第一点必须注意处。其次，罗顺钦《困知记》说得好：“有体必有用，而用不可以为体也。”（《附录：答欧阳少司成崇一》）因为本体往往不能直接揭示或描述，所以，论说者多是以即用显体的方式去说明它，而愚昧的人不知道，便常误以为用就是体。　　　　
　　　　以文学来说，文学完成独立自存之美的艺术结构，完成美的价值，就是它自身主体性的完满实现。对作品本身而言，它即是一切。如《华严经·兜率宫中偈赞品》所说：“人间及天上，一切诸世界，普见于如来，清净妙色身。譬如一心力，能生种种心，如是一佛身，普现一切佛。”主体涵有一切，且具独一性。一切境界皆现于一佛、一作品中。我们常说文学作品能在一粒沙中看见大千世界，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主体完满，所以，就作品而说它即是本体。由此，本体乃能因事、因特殊之机缘与感应，显出各种不同的用。譬如一阕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把酒问青天》，有人看了也许感受到兄弟友爱的伦理亲情，有人也许兴发了整个人间的广大同情，这就显出了文学的道德功用。但宋神宗看了却说：“苏轼终是爱君。”于是，这阕词便带有政治作用了。至于广告商人，每到中秋节便拿这阕词来利用一番，以出售月饼，不又是商业用途吗？这些用，莫不是因体显用。若文学作品本身缺乏艺术价值，不能完满具足其主体，则一切道德、政治、经济等功能，又如何发显呢？　　　　
　　　　但有些人不明白这层道理，竟常常误把这些政治道德功能，认为就是文学的本质，并倒转过来，要求文学必须具备或完成这些功能，宣称唯有具备政治（或道德或其他）功能的文字组织品，才能称做“文学”，否则，就是无用的装饰品。所谓：“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黄庭坚《戏呈孔毅父》）这，就未免太霸道、太欠考虑了。　　　　
　　　　我们当然非常尊敬这些人的道德情操和政治热情，但我们更应该知道文学的本质是什么。混淆了本体与功用的讨论，只会让我们像古人那样夹缠不休，争哄无已。一个说文学有益社会，一个说文学败坏风俗，却不知文学可以敦厚人伦，也可以败坏人心，因为这些都是因文学之本体而发显的作用。这些作用都不是必然的，只有本体才是必然。凡文学作品皆须合乎其本质之必然，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而一切非必然的用，皆无独立真实性，且必须从本体流出，才能成立。否则，工具性效益及技术层面的用，都是诡谲不实、窅幻无根的（请参阅上一章）。要使工具性效用成为真实有用，我们既不能仅求诸器用层面，又必须探究到本体层次去。唯有完成了本体，才能具显一切用。换句话说，文学的功用都是因体起用、因理见事之用，而非仅在事上起用。因为事用器用是具体的、狭隘的以及虚妄的，只有在浅薄狭隘、落入器用层面的时代及心灵中，才会误把事用器用看成是“实用”。其实，唉！这种无体之用，何实之有哉？它最虚妄不过了。只有完满本体，才能是真实而且有用的！　　　　
　　　　既然如此，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呢？所谓“美的价值”，就是作品主体性的完满实现吗？如果是，是否文学即以成就美感价值与功能为其本质？


《文学散步》　第二部分文学的美感与意义

　　　　046。文学的美感与意义　　　　
　　　　基本上，文学当然以成就美感价值为主，但这并不是说审美功能便是它的本质，因为所谓“美感价值”，与我们看见一朵花、－抹朝阳或夕照不同。看见花月霞暾，乃是纯粹美感的品赏，而观看一篇文学作品，作品中却含有作者所欲传达、作品所欲体现的意义。所以，文学作品的美感，乃是与意义密不可分的，它高于自然美的原因也就在此。　　　　
　　　　所谓意义，是作品的灵魂。文学作品的价值，即在于它本身就是人类探索意义、发掘意义、建构意义的主要典范。整个人类文化，基本上只是一个意义系统，在卡西勒及许多哲学家的著作中都曾指出过。而语言文字，则是这个意义系统的核心。文学家经营文字以探寻意义，就是在这文化的最核心处进行强化文化生命的工作。艾略特曾说诗对一个民族最大的贡献，在于对该民族的语言赋予新生和活力，这话很有见地。但他若再深一层想，就知道其贡献又不仅在语言而已。整个文化，意义的根源，几乎就在于文学与艺术。所以博兰尼（Polanyi）论艺术的效力时说，艺术的效力就在创造人们的世界观，其表现本身便是意义的成就，而且，是技术发明、工具使用，以及工程事实的原始基础。唯有艺术性想象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一个所谓“科学的世界观”时，科学的探索对人的思想、感觉以及目的的关系，才有真正的重要性。　　　　
　　　　他说得很对。若无文学艺术，人存在的意义便将黯然不彰，一切科学与技术亦将落空，人生也只是一片混沌黑暗。我国古代钟嵘《诗品》早就觑破了这个奥秘，所以，他曾很郑重地说：“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谓陈诗展义，正是说文学关系着整个意义世界的开展。凡稍知何谓文化者，想必都能了解这种意义的开展，对文化的影响有多么重大。所以，像李白、杜甫或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家，固然在现世生活中不及一位成功的富翁，但对一个民族来说，却是文化的表征、种族的骄傲。他们所揭示的人生意义，至今也仍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性质。没有一个民族会记得他们拥有过哪些富翁。石崇如果不是会作诗，谁知道他？　　　　
　　　　因此，文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