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61-北京奥运之魂 :丰富而深刻的人文奥运-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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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尊重，更进一步说，也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至全人类的尊重，这与奥林匹克运动“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是完全吻合的，是对“人文奥运”理念所作的一个精彩的注解。同时，中国文化也必然会赋予现代奥运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形式，使奥林匹克运动倡导的将体育竞技与人类文化相结合的精神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得以充分实现，使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并发扬光大。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对于丰富、发展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会起到以下独特的作用。
第一，中国人文精神与奥林匹克主义有一个契合点，即都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这是二者的共通之处，但是又有差异：中国人文精神所讲的“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和社会义务，是通过修身养性，处理好各种伦理社会关系来实现人生价值目标；而奥林匹克主义所讲的“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是追求每一个人和谐、全面的发展，强调个人的个性、权利与自由。一个以“社会人”为本位，一个以“个体人”为本位，二者看似冲突，其实不然。既然每个人既是社会的人又是个体的人，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统一，那么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参照、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
第二，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以伦理为中心，高度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强调人们对伦理秩序的遵守，形成了浓厚悠久的道德传统。奥林匹克运动也强调对道德规则的遵守，通过体育竞技陶冶情操，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国际奥委会的职能之一就是“支持并鼓励弘扬体育运动道德”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奥林匹克宪章》，奥林匹克出版社，2001年2月北京第4版，第10页。。国际奥委会的机构中设有一个专门的“道德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道德规则，对违背奥运道德的行为进行调查，这与中国文化对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是相吻合的。但相对而言，奥林匹克运动并没有将伦理道德置于核心的、基础的地位，现代奥运在发展中出现很多道德问题，如裁判不公平，兴奋剂滥用、盐湖城受贿等，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将会促使奥林匹克运动更多地关注自身的道德问题。
第三，中国文化有“刚健有为”的精神，这与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的追求是一致的。同时，中国文化又有“天人合一”、“崇尚和谐”的精神，有恪守中道、注重柔静的一面，强调人应顺从自然规律，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对各种关系的把握要遵从“适度”原则，主张刚柔相济、动静结合，甚至认为柔能克刚、静能制动。由此可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与“刚健有为”的精神并不是等同的。在中国文化看来，“更快、更高、更强”不是无限度的，必须尊重人的身体所能突破的生理限度，不能无视这个“度”而一味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不能为此而不择手段，如服用兴奋剂等。虚假荣誉的背后是身体的伤害、道德的沦丧和秩序的混乱，这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奥林匹克主义“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中国文化精神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同时，“更快、更高、更强”也应有柔性、弹性和韧性的，要做到刚柔结合，快慢有序，动静自如，以达到运动的更高境界。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与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寻找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共通之处，求同存异，相互交流，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北京奥运之魂》第二部分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1）
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体育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作为物质文化，以人体这一物质形态为对象，利用场馆、器材等体育手段，通过体育锻炼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体育又是一种制度文化，人们在体育运动中形成了一系列的体育规范；体育还是一种精神文化，它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精神，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的精神面貌产生深刻影响。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是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具特色的两种体育文化形态，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二者逐渐开始了交流与融合的过程。
三、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性
人的自然属性中包含有动物的攻击性。人的攻击性可以表现为野蛮的、暴力冲突的方式，如侵占、抢夺、杀戮以至军事冲突等形式；也可以表现为文明的、非暴力的方式，如游戏、娱乐、体育等形式。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由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化性起伪”。相应地，人类的攻击性也就越来越多地通过和平的游戏形式释放和体现出来，体育的重要性在社会中也就愈加凸显出来。就此而言，无论东方体育文化，还是西方体育文化，都是这样的，即讲技巧、讲规则、讲道德、求友谊、求和平、求快乐。但是因为环境、人种、传统等因素的不同，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两种特色鲜明的体育文化。
第一，两种体育文化的背景差异。西方体育文化以整个西方文化为背景，中国体育文化以整个中国文化为背景。西方文化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经历文艺复兴、产业革命，逐步形成了以宗教为核心，以追求个人自由、崇尚个人奋斗为特色的海洋型文化；中国文化则是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崇尚竞争与冒尖，缺少对自由与平等的尊重，人们追求的是安稳平静的田园生活。
第二，两种体育文化所体现的人文精神不同。西方体育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个人中心”、“崇尚竞争”。拿美国来讲，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简直成了美国体育精神乃至美国民族精神的象征。美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的，充分肯定运动员个人的顽强奋斗及其价值，崇拜力量、技巧、拼搏、竞争。拿美国NBA两支劲旅而言，单从其名称——芝加哥“公牛”和休斯敦“火箭”上，我们不难体会出美国的体育精神。西方体育文化有别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认为体育对个体的价值在于，在体育运动中强身，在体育竞技中争胜，追求“更快、更高、更强”，不断挑战与超越人体的既有生理限度，不断挑战和超越于其他竞技者之上，在竞争与挑战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奥运史专家约翰·拉卡斯指出，“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奥林匹克格言“对于20世纪后期的奥运参与者来说，意味着以死相赌，根本就不是体育。任何身体活动，包括体育，当它超越极限威胁生命时，就是对个人道德与人性的抛弃”John A。Lucas ； The Future of the Olympic Games。Human Kinetics Books ； Champaign； Illinois；1992；p95。。
中国体育文化体现出的人文精神是“天人合一”、“崇尚和谐”、“恪守中道”。中国传统体育的典型项目是太极拳、射箭、舞剑、棋类等，人们练习这些项目的目的就是健身、养生、益智。中国传统养生理论所遵从的最根本的法度就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认为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自然界的运行、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的身体，人的生命活动必须要与自然变化的节律相适应，取法于自然，顺乎自然之道。中国传统养生理论所遵循的另一根本原则就是阴阳调和，要把握好“度”。人体要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就必须使人体内外、表里、上下各部分保持好一定的阴阳协调关系，如果阴阳失调就会发生疾病。传统养生理论认识到身体运动对健身的意义，如《吕氏春秋·尽数篇》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行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1989年3月第1版；第17页。但是，传统养生理论强调运动必须适量，不可过大或过小，过小了对身体器官起不到锻炼作用，过大了不仅对身体无益，反而有害，即“过犹不及”。要达到健身养生的目的，不仅运动要适量，还要做到饮食有节，营养平衡，起居有常等。
《北京奥运之魂》第二部分中国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
第三，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文化精神相适应，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体育文化注重养生，通过体育活动达到身心的平和状态；西方体育文化强调竞技，在体育运动中不断实现身心的超越。中国传统体育重在健身、养生，是重在通过外在的形体锻炼而达到内在的精神修养，是内外俱练，形神兼顾，身心合一；西方体育重在竞技，在体育竞技比赛中战胜对手，获取桂冠，赢得荣誉。西方体育竞技项目主要以田径、体操为主，比赛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性；中国传统体育以武术、棋类等健身活动为主，重“雅戏”而非“陈力之戏”，排斥激烈的对抗竞争，锻炼方法以模仿动物动作的功操为主。
中国体育文化缺乏竞技性，或说竞技性很弱，主要表现在竞技体育项目较少，没有全国性、综合性、长期存在并形成制度的体育比赛，有些本来竞技性较强的项目，后来也变成了非竞技性项目；几十种常见的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没有或少有竞技性，主要是锻炼养生，或表演给人看的，如全部的养生体育、田猎、武舞、剑舞、秋千、风筝、全部的武术武艺、踢毽子等。射箭、骑马、跑跳、游泳、划船等竞技性项目很少比赛，主要是自我练习。汉武帝、隋炀帝时曾有过两度全国性的角抵大会演，并进行评比，但这些比赛缺乏具体严格的规则，存在时间不长，规模水平远不能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相比。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就实行“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以稳定其统治。这一国策在体育上的结果就是，军事性体育项目、竞技对抗性体育项目衰退，娱乐性的体育项目盛行。北宋王朝正是在倡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文人皇帝宋徽宗那里覆亡的。《三朝北盟汇编》中说，偏安杭州的“南朝人只会文章，不会武艺”，这句金人对南宋的评价正是长期重文轻武的结局。
（二）中西方体育文化汇合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就是不断摆脱民族性、地区性而走向世界性、全球性的过程，资本主义建立以来的历史就是全球化的历史，全球化进程中自然也包含了文化的全球化。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色彩，以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形式，融入世界体育文化的主流。因此，中西方体育文化汇合具有必然性。
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尽管有如此大的差异，但是并非格格不入。我们在看到二者存在较大差异的同时，也要看到二者的相通之处。第一，西方体育文化在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动下呈现出世界性和开放性。中国体育文化是中华各民族、中国各文化区域的体育文化汇合与交融的结果，尽管会表现出一定的排他性，但从本质上讲也是开放的。中国体育文化必然会同西方体育文化相结合，从西方体育文化中吸取营养。我们可以接纳西方的篮球、乒乓球，西方人同样可以练习我们的太极拳术。第二，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中国人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自强观念，迫使中国体育文化去接纳西方体育文化，实现两种体育文化的结合，通过强身健体达到强盛民族的目的，以摘除“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第三，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同样是优秀的，没有绝对的孰优孰劣之分，中国体育文化之所以呈现出某种弱势，原因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在于近代中国国运的衰败。我们相信，日益强大的中国一定会以其独特的体育文化对世界体育文化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第四，从根本上讲，两种体育文化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为了强健人的身体，提升人的精神，追求人们之间的友谊与人世的和平。在此基础上，两种体育文化自然可以求同存异，扬长避短，在交流与融合中共同发展。
（三）近代西方体育文化的输入
中国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一次次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生存危机一步步加深。为救亡图存，中国逐渐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建立西式学堂，聘请洋人教官，选送留学生出国，西方体育文化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传入中国的。
洋务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国藩和李鸿章从1862年起聘请外国人训练中国的新式军队，教授英国兵操中的队列、刺杀、战术等。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又聘请德国的教官传授德国兵操，还训练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体操。洋务派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大都依照外国同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其中体育课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开展的体育活动项目有拳击、哑铃、足球、跳远、跳高、击剑、刺棍、木棒、游泳、滑冰、木马、单双杠等，并不断举办校际运动会。
维新派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提倡新的体魄观，主张大力发展体育，这为接纳西方体育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康有为从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充分重视体育的作用，提出从幼儿教育到小学院、中学院教育都要确定相适应的体育锻炼内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民德、民智、民力”，三者缺一不可。他在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注重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