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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下楼谈恋爱-第4部分

小说: 下楼谈恋爱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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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身上休息一会儿!”有一天我跟她还有黄磊三人一起去吃早饭,吃完出来,天气冷极了,我一件件地把衣服往身上加,最后整个人都几乎不能行动了。这时,黄磊突然说:“我抽根烟再走吧!”于是我便把自己整个人往小梅身上靠,几乎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靠在她身上。突然,黄磊不知为何叫了她,她一动,我整个人便直直跌入雪地里。有时候我对她的依赖已经到了需要发出警报的时候。  1999年底,也就是我认识她的整三年后,我再度来上海拍一部电影。为了安排她坐飞机来上海,我大概打了五通电话给她,教她怎么check in,怎么去登机门。可是面临人生二十七年来第一次坐飞机,而且还是单枪匹马一个人进入偌大一个机场,她还是紧张得像是第一次生孩子一样,又兴奋又害怕。 她第一次送我回台湾去机场时,她哭了。其实当时我只是回家几天而已,但因为那是她第一回去飞机场,第一次送机,所以她感觉我像是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一个她完全不了解的地方,也许可能就回不来了!  可这一次在上海拍戏期间,她有点不像我以前认识的小梅了,白天在现场老是心不在焉的。我有点怀疑她变世故了,常常骂她不像以前那样心无旁骛。但是后来我才观察得知,上海的一切对她而言都太震撼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目不暇接。连街上随便一个女子走过,光那一身衣服都可以让她琢磨半天,更何况是整个上海,中国最先进的城市。


饭店一晚小梅—2(图)

  小梅有些近视,但是她不爱戴眼镜。原因很简单,眼镜很贵,所以她需要时才会拿出来戴上。我记得我曾在台湾帮她买过一个镜框,要她自己在大陆配镜片。光是镜片,她琢磨加比价、杀价就花了她好几个礼拜。可是到了上海就不一样了,往常一收工上了车,依照惯性,我跟她就会闭上眼睛一路睡回饭店,可是在上海,尤其到了晚上,她就会把眼镜戴起来,望着窗外林林总总的夜景惊声连连,仿佛觉得上海的一切都是可供玩味的电影画面。    

  有一天不拍戏,她一人去了当时最时尚的华亭路。一去去了一天,这是很少见的。以前不拍戏时我放她假,她总是出去几个钟头就回来。她总是说:“也没什么地方好去,也怕你一人寂寞。”可是这次一去去了一天,我担心了。回来时,我的天啊!她拎着大包小包直奔到我房里,一件件拿出来,兴奋地问我这一件好不好看?那一件多少钱。最惊心动魄的是,她还买了许多跟我很像的衣服及鞋子,但是价钱都比我在别的国家买时至少少一个零!!也许我的怀疑没错,人是会变的。  我不到大陆拍戏时,她都在干些什么呢?她总是去打一些临时工,譬如餐厅啦、洗头店啦。好像她平常的生活就是等待,等我下一次对她的召唤。我问她,她到底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她说化妆。于是我就介绍她去学。但这一类工作在大陆,或者起码在她老家的人们观念里,实在称不上高尚的职业。  有一个我拍戏时很照顾我跟小梅的摄影师,开了一家广告公司。这位摄影师平常就夸赞小梅工作态度认真,于是我就顺势帮小梅介绍去上班。2000年,我几乎都在忙着出唱片,来内地也大都只是待个几天,但她还是请假来帮我。我问起她新工作的情形时,她说她刚开始进去时,很多人都因为她来自乡下而瞧不起她,认为她没学历,什么都不会。但是她每天都比别人早去公司半个小时,替每一个人倒垃圾、收拾整理。下班也最晚走,一方面是因为可以在公司洗了澡再回去,另一方面是可以把白天别人教她的计算机等东西再复习一遍。而她跟同事们最多的话题,就是她那些同事们眼中的我们这些明星们的一些点滴生活。我很高兴也很骄傲她的努力。  去年我接拍由漫画《涩女郎》改编的电视剧。签约时,拍摄地原本定在台湾,但没想到快开拍时却又决定把主要拍摄地移师到上海。当时我并不恐惧,甚至还有些高兴即将又有小梅的陪伴。当晚我便打了电话给小梅,可是没找到她,我送她的呼叫机已经停止使用了。我打了很多的电话询问她的下落,可惜都找不到她,最后我还甚至动用了我妈写一封信到她山西的老家去问。  过农历年时,她一如以往地打来电话拜年,我兴奋地跟她相约到上海拍戏,但她拒绝了。  这是她跟我相处以来第一次拒绝我的要求!过去五年来,任何从小到大的事她都是听我的。我快疯了,立刻打电话给我的经纪人说我不能去大陆拍戏了,因为小梅不干!  经纪人问我有那么严重吗?我毫不考虑地说:“是的!没有小梅,我无法在外地拍半年的戏!”过年后,我又请我妈妈跟她说,请我的经纪人跟她说,请她最崇拜的黄磊跟她说,但她都坚持不能来……当时她说的理由是:“现在公司真的需要我,会计刚刚辞职。我在公司很重要,我一下走了,对不起老板,很多事情无法交代。”  三月份我去北京做宣传,一进饭店就看到她穿了一身算得上流行的衣服,剪了个利落的短发坐在大堂等我,身旁还是不忘替我拎了两瓶矿泉水。我跟她去吃了饭,在我还没开始发功劝说时,手机铃声响了,我以为是我的,却原来是她的手机。挂上电话,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她有了新的手机,所以把呼叫器停用了。她还说她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结婚了。我差点没噎着。是啊!我为何从没想过小梅是该交个男朋友了?我为何没想过她早已远远超过她村里人认为的论及婚嫁的年龄?我为何从没想过她也会有任何一个正常女人的正常需求……应该这么说,我一直以为她是我!  她承认她跟男友分不开,我可以理解;她说如果辞掉现在这份工作,很难再找到一份像它一样稳定的工作,我可以理解;她说她熬了很久,也吃了很多的苦才慢慢在这家出名的广告公司里上了轨道,而且她还学会了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在拍广告片的片厂里喊“5、4、3、2、Action”,她不想放弃这个可以继续学习的好机会,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能没有她啊!她能理解吗?!  那一顿饭我只记得是在一家素菜馆子,菜色如何?我全部不记得!  仿佛活虾等着要进滚水似的,2001年夏天,我只身来到了上海拍戏,没有助理。因为我觉得我无法再找一个能像小梅一样的助理。  小梅在我的邀请之下,以一个纯友人的身份来探班。不!我的感觉是比亲人更亲的人,因为在这么大的内地,她是跟我最亲密的人。当她穿着一件彩色条纹上衣、配着一件军绿色长裙出现在拍片现场时,很多人都说:“喔!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小梅啊!”她很乐。她只能来一个周末,于是我带她去上海出了名的最时尚的“新天地”喝红酒。她跟我对坐着,透过水晶的高脚红酒杯,我仿佛看到自己的一个孩子整个成熟起来,感觉很微妙。一方面替她高兴,一方面也替自己感到惋惜!那家餐厅每张桌子上都放了一只熊,印有餐厅的Logo,我很喜欢,问了价钱,服务员说:“30块。”我正想掏钱时,服务员加上了一句:“是美金喔!”小梅不许我买,说太贵,这回我听她的,把钱收进了口袋。轮到我去认同她的价值观了。  回家时已经很晚了,我先去洗澡。走出房门时,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公寓的落地窗前往外看,眼神里看不到两年前她看上海的悸动,而是流露出一种落寞。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没什么,只是看。她说她以前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我常常会对着窗外发呆,一待就是一晚上,现在她也常这样。男朋友不在时,她也是一坐就坐一个晚上,对生活也充满了很多的无奈。我不知该怎么安慰她,就像当时她不知怎么安慰我一样,我只是笑着说:“喔!喔!”  走的那一天,她是晚班车,而我拍戏开早班,于是便跟她说不必陪我去,她可以到襄阳市场逛逛,也跟她解释那就是以前她最爱的“华亭路”,她果然很兴奋。晚上八点多,我接到她打来的电话,她说已经上了火车,一切就绪,又一一交代我要自己小心。我与她的角色显然倒转了过来!当天晚上收工时,我收拾现场的私人物品,才发现小梅帮我在每一集的剧本上方都写上了“刘若英”三个字。刹那间我恍了神:那才是我的剧本该有的模样啊!  两个礼拜以后,我收到了一个很大的包裹,拆开一看,里头有两件东西,一个是跟她长得很像的娃娃,另一个是一只我似曾相识的熊。  我终于必须面对了,今后拍片的现场无论我有何需求时,我都没有办法再喊“小梅!小梅”。但是曾经拥有过这样一个工作伙伴,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缘分啊。我对她充满感激,因为她让我体会到,完全的信任和完全的依赖是一种极致的幸福;我对她充满感激,因为相反的,当这种依赖不能持续时,我和她仍然能够相知相惜。她的成长也就是我的成长,或者说,是因为她一贯的笃定和成长,才给了我成长的灵感。同时,我也知道我从不曾失去她,因为不管有没有那只熊,这种幸福感都会紧紧贴在我身上,陪伴着我到每一个工作现场。


饭店一晚火车(图)

  很喜欢听火车的声音,虽然我只坐过三次火车,并且第一次坐时,已经二十多岁了。  第一次坐火车,是因为做新宝岛康乐队的第一张唱片。当时我是一个小小而快乐的制作助理。那张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用到了很多火车的元素,可是我竟然连火车都没有坐过,觉得很丢脸。于是母带一完成交出去,我就跑去买了火车票,一个人坐到花莲。    

    

  第二次是新乐园的员工旅游。当时我已经是一个不太快乐,凡事都看不顺眼的助理。听到公司的员工旅游,是要去大陆,其实心里是挺不情愿的。那一次行程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中国最北的地方——北极村。火车要坐二十四个小时。那纯粹是为了实现陈升“个人”的一个愿望,也因此,老板的愿望变成了员工的集体行动。他说他小时候打开中国地图时,看到最北边的一个小地方叫做北极村,于是就许下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去一趟。  那一年滚石其他员工的旅游地点是夏威夷。旧历年后,从潮湿而寒冷的台北到夏威夷旅行,听起来是一个很人性的安排,但是我们竟然要去一个据说常常是零下四五十度的地方。  这一趟从哈尔滨出发的火车之旅,我们没有买到软卧,所以睡硬卧。这两者的差别是,软卧是四个人或六个人一个房间,而硬卧是起码一百个人睡在同一节车厢内。当时大陆才刚刚开始迈向现代化,很多东西还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再加上我的“不食人间烟火”,嘴里虽然说不出,但是心里却是一堆一堆的苦水!譬如说整节车厢只有一个厕所,所以整节车厢的味道简直——我本来是要说“可想而知”的,但我现在觉得应该说是“无法想象”。  我偷偷带了一条雪白的床单,选了上铺。一进去,把东西收拾好,我便把床单铺好准备就寝。这时大伙却起意叫我把床单捐出来,因为大家觉得睡体横陈的暴露很是尴尬,所以建议我把床单绑在上铺的架子上,像一个布帘子一样,好保留有一点隐私权。 但这只是他们理想的假设,事实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在大陆,或起码在我们身处的那列火车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是跟你的遮掩而升高。白布帘那么一挂,戏就开始上演了。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觉得他们有责任一探究竟,于是那块临时的帘子整晚就一掀一合、一掀一合,没完没了。每一个探头进来的人,以他们的视线高度来衡量,到底能看到什么呢?恐怕就是我那张睁大惊恐的眼睛、一张很无辜的脸。  换了三次车,其中在乌鲁木齐还错过了要转的车;只好采取包出租车的方式,一路追赶,到下一个停站的地方上车。长话短说,那次整个车程,我不但没睡上一觉,一路下来,还对当时的我简直只能说是“大开眼界”。  事隔多年,一次拍戏要转景,整个大队要从北京转到浙江的乌镇。剧组安排坐火车到上海,再转两个小时的汽车去水乡乌镇,剧组很多人都鼓动我要坐火车一路玩下去。  基于之前的北极村之旅,实在事出意外,所以我决定放弃两个小时就能到的飞机,再给火车一次机会!吸取前车之鉴,上车的前一天,我完全把这十个小时的车程当成了是去露营。我假设车上什么都没有,于是上车前,先洗脸刷牙上厕所……总之该做的都做了,该带的更没少带。  我们是六点的火车,我大约是五点半到达北京火车站,突然之间我觉得很兴奋,像是跟同学要去旅行!我两手拎着一大堆吃的,身上还背着浴巾和盥洗用品。跟着一堆一堆人挤啊挤的,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候车室,几乎还来不及赞叹北京火车站的一切,就已经到了我们的软卧车厢。四个人一间。我突然说不出话来,只能用一句京片子口音来一句——“可高档了”。不用说那整洁的枕头及被子,单是每一个床头上就有一个液晶小电视,每一个人还配有一个耳机。也就是说,一个房间里的四个人可以各选不同的频道来度过这十个小时。  由于我们是所谓的“主创人员”(意指制作组里的上层阶级),所以我们是睡四人一间的软卧。我跟导演、灯光摄影指导住在一起。  一切就绪,我们出发去硬卧探视其他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满脑子还是七年前从哈尔滨坐到北极村的惨痛画面。  但是当我经过一节节的硬卧车厢时,才发现每一节车厢都相当得干净,而且厕所还附有卫生纸。服务员也很亲切,长得更是不错。而且还有餐车,很像欧洲老电影里的那种感觉。硬卧是六个人一间房,差别只是没有电视。大陆的改变真不少。  时值下午六七点光景,大家把食物通通摆将开来。于是我们就着窗外快暗的天光,听着火车前进的声音,吃着烤鸭,你一句我一句地往上海前进。房间地上摆着一箱箱的啤酒和白干。黄磊问我: “你知道为什么坐长途火车的人喜欢喝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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