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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第13部分

小说: 4722-央视女主播徐俐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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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试试。    
    制片人很感性,她意识到像《艺术人生》这样注重人际情感交流的节目火遍全国的时候,她的节目再恪守纪录片样式,已经很难达到理想的收视率。现在的观众实在太缺乏耐心,她应该尝试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样式。    
    对于我,制片人并没有更多把握。她看到了我们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曾向我表达过她真诚的赞许。她担心的是,一个长年做新闻节目的人,是否能够适应人物访谈类节目的要求;一个长年操新闻语言的人,是否能够用别的语言模式来做镜前表达;一个在镜头前干脆利索甚至霸气十足的人,是否能够同别人亲善友好地娓娓交谈。    
    她的担心有足够的道理。    
    而我对自己的判断是:我需要一段相对长的时间。    
    我对制片人说,请允许我用十次访谈来寻找和确定这类节目的镜前状态,这里包括语言模式的改变、镜前状态的调整。我似乎对内容方面的东西不太担心,我觉得,我能把握人物。    
    一年以后,我在中宣部开会,碰到了老领导,从中央台调任中宣部的李东生副部长。他见到我没说几句话,就直接提到我的《名将之约》节目。他的语气充满感慨,他说:徐俐,我没想到你能做好这样的节目,非常好,状态好,问题很到位。他又接着说:从新闻节目往这样的人物访谈节目过渡是非常难的,我没想到你在镜头前能这样亲和,你在新闻节目里多厉害呀,完全是两个人啊。    
    李东生是老电视人,认识透彻的行家,一手操持过中央台诸多新闻及专栏节目,他太知道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节目类型之间完成镜头前的过渡,会有多大的技术难度。在人们的印象里,播音员只会照稿念字,离开稿件,什么话都不像自己说的,横竖找不到自主说话的状态。很多编导也认为,让新闻播音员做别的节目,做成的可能性极低,不管他们内在理解能力如何,做来做去,都很难脱播音员外在的表达形式。    
    但是,我知道,我是能完成这个转变的。从业二十多年,我几乎接触过所有类型的节目,只是近十来年,岗位才相对单一固定。给我时间,我就一定能完成转变。    
    我跟制片人要了十个人物的时间。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尽管我已经应邀来到节目组,除了完成日常新闻节目之外,我已经开始全情投入人物的面对面采访,但是,制片人和她的编导并没有最终决定,《名将之约》究竟是继续采用纪录片样式,还是转变成人物访谈样式。    
    如此地不确定,结果就是编导们仍旧按照纪录片的样式,把人物先拍一遍,然后,又把人物请到演播室,再同我进行一次面对面的访谈。    
    还记得我采访速滑奥运冠军大杨扬。这个坚强的女孩,据说在媒体面前从来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即使在她成为冬奥会中国冠军第一人的时候,她也滴泪未落。那天面对我,她禁不住三次伤心落泪,她没有设防,她敞开了自己。    
    大杨扬是我采访的第二个名将。过后她对我说,你的眼睛那么亮,好像有水一样,看着你的眼睛,不知怎的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节目播出的时候,除了一两个提问镜头,节目仍旧按照纪录片的样式在处理,我在里面完全多余。杨扬白掉眼泪了,没有过程的交代,眼泪从何而来呢?凭空而来的眼泪又如何打动人心呢?那并不是廉价的眼泪,也不是煽情的眼泪,那是一个个性坚强的女孩难得显露的自我怜惜,弥足珍贵。    
    应该承认,如果不计收视率,原有纪录片样式的《名将之约》已经有了不错的起步。作为一个有唯美倾向的人,制片人对节目的外在形式有极强的偏好和痴迷,据说她对编导最经常的要求是“上(电视)手段”。于是她的纪录片在形式上几乎做到了极致,各种特技手段的使用,使纪录片时期的《名将之约》在央视屏幕上显得相当醒目。而经她挑选和调教的编导,似乎对这样的纪录片形式也有偏好。在内容扎实饱满、可以扛得住华丽的外在形式的那几期,节目呈现的品质相当不错。而在另一方面,作为主持人的我尚处在寻找状态的“转型”阶段,尽管内容把握得不错,但并不是一眼看去就让人兴奋叫好的样子。两相取舍掂量之下,制片人没有决然地作出选择。结果就是我的倾心访谈和华丽铺张的纪录片之间相互伤害,节目变得不伦不类了。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名将之约——深的是遗憾,浅的是痛(2)

    仅从专业角度看,我的适应速度应该说不慢。细节方面当然还能找出若干不足,比如有时语气生硬,内心没有完全松弛(没有真正松弛下来的结果,就是用外在的形式“表演”松弛),状态游移而不够稳定(这与我同时兼作新闻节目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对人物的理解把握能力,这个最关键的要素,我是具备的。三届乒乓球世界冠军曹燕华,在接受完采访之后对我说,这是她遇到的最好的一次采访。一年以后再遇见她,她真诚地说她成了我的粉丝。作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我和曹燕华都喜欢那次采访,因为那是两个彼此理解的女人之间的一次心与心的沟通。我的问题并不客气——二十二岁正值运动盛年,曹燕华为何就选择离开了呢?何况当时的舆论对她的离开,也是多有议论。我想知道的是,四十岁的曹燕华会如何看待和评价当年的自己和自己的选择。曹燕华非常坦率,她把她的心灵经历告诉了我,在这段经历中,不乏冲动、骄傲、挫折和反思。遗憾的是,我们共同对播出的节目都不满意,一场好的谈话过程被肢解了,被两个彼此“打架”的节目形态弄得支离破碎。    
    无法在播出节目中看到相对完整的谈话过程,客观上也增加了我适应节目形态的难度。主持人都是在对播出节目的不断分析观摩中,不断修正自身的。    
    制片人想做事,真正勇气可嘉,不管条件如何,她一旦想到了,就一定要克服所有困难去做。这是她尤其令人钦佩的地方,也是我们彼此合作的良好职业基础。虽然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答案,一切都在摸索中,但纪录片和访谈之间彼此的伤害是存在的,持续得也实在太久,在采访完十三个人物之后,我意识到我必须撤出,否则再持续下去,就是程度更深的自我伤害了。    
    我这样理解:就其本意,制片人或许更倾向于纪录片,加入访谈部分,是她向现实不得不作的妥协。于是她总是力求把这种妥协的成分,尽量不露痕迹地融入她所倾心的原有形式中去。而我是一个需要完整呈现谈话过程的人,没有过程哪能叫谈话呢?过程才是魅力。所以,尽管我认为《名将之约》的题材占位很好,我也因此能开拓自己的业务领域,但是,在节目组如此的摇摆不定中,我的选择只能是一个:放弃。    
    我那样深切地投入过。为了准备人物,除了最大限度从编导手中获取材料以外,我总是不断地从各种渠道去收集整理所有我认为对人物有用的东西。在录像的前夜,对一个人物我通常还要再咀嚼三四个小时。我是一个泛体育迷,虽然不在体育圈混,但因为有锻炼的爱好,所以我对体育有种本能的关注。竞赛实际就是高度浓缩的人生,把人生的几十年浓缩成几秒钟、几分钟、几小时,浓缩成精华放在人类面前呈现。敢于竞争、善于竞争是体育名将共有的性格特征。而我最关心的是,在尖子们水平都相当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最终导致了王者的胜出。哪怕一个年龄再小的冠军,只要剖开他们去分析,只要拿自己去比照,就一定能够发现,为什么他(她)会成为世界冠军,偏偏自己不是,而其他人也不是。他们身上确实具有一点甚至多点让普通人叹服的长处。我总认为,《名将之约》应该重在人生成长经历和经验的分享,它是可以做成老中青几代共有的励志节目的。《艺术人生》煽情,《名将之约》励志,多好哇。题材近似,但绝不雷同,也不可能雷同。因为人物的特质不同,只要抓住特质,呈现特质,节目就可能成了。    
    可是在主持人对节目完全没有主导权的体制中,面对别人的游移,我只能选择离开。那可真是“挥泪斩自己”啊。    
    在我离开之后,制片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员代替,《名将之约》又重新回归到没有主持人的纪录片形态。    
    2003年的夏天,在我离开几个月之后,制片人又一次找到我。她兴奋地拿出一张演播室设计图,对我说,她打算把《名将之约》改成演播室访谈节目,还是希望我来主持。真的么?我心里再一次升起希望。制片人想通了么?真正放弃纪录片了?    
    那是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设计图,以希腊雕塑《掷铁饼者》的放大造型为视觉主体,突出体育节目的特征。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让人过目不忘的醒目设计。在主体前面有两个舞台似的演播区,一个是谈话区,一个是文艺节目表演区。节目的基本形态是边谈话,边在谈话过程中穿插文艺表演。啊?还有文艺节目?那肯定带现场观众了?没有,没有现场观众。制片人说。    
    这一下,轮到我不理解了。    
    我对制片人谈了我的想法。我认为,一场好的谈话常常有赖于好的谈话氛围,把人放到舞台上去谈,有表演感不说,心里还会空落落的。如果是一对一,你说我听,场景应该尽量温暖,让被访者尽快适应、熟悉、松弛下来,这样的谈话相对容易进入内心。如果是带观众的访谈,那就是我们谈给观众听,是一场谈话秀。在这样的秀场中,主持人、嘉宾和观众共同构建谈话场,观众还可以适当参与。而制片人选择的是一对一访谈,但却放在了没有观众的舞台上,舞台的那一边还有人在表演,这样的空间安排,依据是什么呢?谈给谁听,又表演给谁看呢?    
    但制片人坚持自己的想法。她是制片人,那是她的权力。她说,在节目的样带期就试过把观众请进演播室,效果并不好,单纯的一对一画面又太冷清,就这样吧。    
    带着如此巨大的不解,我走进了演播室。我太想做谈话节目了,制片人说这次改动以谈话为主体,练的就是主持人。受着这样的诱惑和鼓舞,我决定先干起来再说。    
    因为先天的空间错乱,节目一开始就陷入逻辑悖论。    
    节目给被访嘉宾设计了一个隆重的出场:随着辉煌的仪式般的音乐,伴着喷薄的烟雾,名将从幕后闪亮登场,但却无人喝彩;我在节目中拿出嘉宾事先提供的故事道具,边说却边卖关子地展示给它的主人看,拿得连我自己手都哆嗦;谈话进行中,不时有演员插进来,深情地为嘉宾献歌或献诗,因为没有观众,演员只好面向嘉宾:噢,××,你是一股跃动的精灵……你的眉,你的唇……直至嘉宾忍俊不禁,最终笑场。演员给嘉宾献歌,我这个主持人怎么办呢?看见两人如此近距离、如此肉麻地吹捧和被吹捧,我内心感到了滑稽、荒诞和无奈。多少次,我厌恶地把头扭开,期盼着这个可笑的过程赶紧过去。而制片人透过耳机大声提醒我:徐俐,你要看着他们!    
    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要有仪式般的出场?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有第三者插进来献歌?既然是两个人的谈话,为什么会卖那么多的道具关子,甚至出现“恰逢其时”的室外电话连线?逻辑,起码的逻辑合理性,都在这里被一一颠覆了。    
    经常,在我和嘉宾感觉谈兴正好的时候,编导提醒我,该进诗朗诵了。多少次,我找不到理由,不知该如何把朗诵者以及朗诵者的满腔深情介绍给对面的嘉宾。


《女人是一种态度》 我的职场风云名将之约——深的是遗憾,浅的是痛(3)

    在这样的逻辑悖论中,我们走过了多场谈话,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谈话的心理依据,那是我作为主持人心理上极其难受的时期。制片人或者节目组太渴望形式的突破了!    
    试图把访谈和纪录片嫁接,是制片人突破形式的尝试之一;这次又想到访谈和文艺表演嫁接,大约是她的再一次尝试。或许,收视率的硬性压力会把节目生存挤压到无奈的边缘,制片人只有在节目形态上不断地寻求突破、再突破。    
    我不断地同节目组沟通,把我在现场的感受告诉他们。也许大家也感到了逻辑的不顺,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现场终于请来了观众。把花样玩儿给观众看,至少还是个说法。    
    以后的节目,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谈话秀。对于节目组而言,从早期的纪录片样式,到纪录与访谈相互穿插,到演播室访谈与表演环节穿插,再到演播室谈话秀,一年多里,变化不可谓不大。无论是编导还是主持人,要做到快速适应和自如把握,显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现在,大家要共同面对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才能秀好看呢?    
    同样面对人物,主持人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面对面》的王志是一种,先验地预设了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将质疑进行到底;《鲁豫有约》的鲁豫是一种,只适时引导,将倾听进行到底;《艺术人生》的朱军是一种,将提问包裹在交谈之中,重在情感氛围的构建;张越的访谈也是一种,在她的一系列边缘人物的访谈中,彼此的情感交流和相互理解,构成访谈过程的最动人之处。    
    不同的方式依据不同的心理掌控,并将导致完全不同的语言模式和镜前状态。那么《名将之约》应该是那种方式?    
    节目组从来没有明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制片人既欣赏王志冷面杀手似的穷追不舍,也欣赏朱军场景热闹的亲情氛围。她有时希望我单刀直入,富有对抗性,更多地又要求我亲和些,再亲和些。    
    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确实是依据每个主持人不同的特性和节目需要决定的。没有哪个主持人能离开自己的性格底色和风格特质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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