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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五魁首-第4部分

小说: 五魁首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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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辛说她怀念1994到1995年体育频道初创阶段的日子:“那时候,张虹、罗刚他们刚进电视台,但一来就显得特别成熟,有使命感也有朝气。生活在那个集体中,大家都有归属感。10点钟播新闻,10点多播完了,大家就到电视台后面的街上,找一个小饭馆,要一瓶二锅头,弄点拍黄瓜、摊鸡蛋、炸花生米。”宁辛那时候的习惯是,进演播室之前抽根烟,老觉得要是不来根烟就会打一个磕儿,抽一根好像就踏实了。   
  6937:著名数字(1)   
  1992年奥运会,中央台在巴塞罗那的工作间总面积不过30平方米,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和中央台台长杨伟光在那里感受到了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气势,也意识到体育要“做大”。回国之后,台长杨伟光对马国力说:今后的体育报道一定要自己来做。 
  张兴回忆体育频道的初创阶段:“当时台里一共也没有几个频道资源,能给体育一个频道,对我们来说那是很大的舞台。体育频道开播,马国力压力很大,也很兴奋。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比赛资源,每个人认领,你能做什么节目,多长时间,跑马圈地。” 
  10年之后,张兴说:“我们想做一个情景戏剧,叫《体育频道故事》或者《编辑部故事》,纪念一下10岁生日,想拍80集到100集,虚虚实实,有虚构,也有真实的人物。” 
  这个情景喜剧的任务落在《体育人间》节目组张虹身上,而他早在2000年就预言“我真心劝6937中出来的诸公们把自己的段子讲出来,我相信,诸公的段子凑起来,一定会拍成一部比《编辑部的故事》还火的情景喜剧。” 
  6937是中央电视台《体育新闻》节目组值班电话的后4位数,也是节目组内部交流杂志的名字。对这个数字,张虹也曾预言:“我相信有朝一日6937会和8341一样著名,6937的神奇含义会被历史证明。”他当年给6937留下的文字是:“为了给未来的史学家们留下一点供考证的史料。” 
  1994年,与张虹一同进入体育频道的王京宏回忆说:“我刚来的时候,体育频道提供的舞台大。现在的年轻人进来,只能在一个岗位上工作。1994年下半年,我们可以做体育新闻的编辑了,也就是说,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打到屏幕上了,那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个事。体育频道开播,18点有一档新闻是半小时,我们要把时段填满。以前,中央台自采的新闻很少,都是以国外新闻为主,很重大的国内比赛才会派人去做,多数国内比赛都是用新华社的稿子,播音员播报出去就完了。1994年底,张斌提出来记者要到一线去采访,我记得我们在中央台2楼食堂吃饭的时候,张斌说咱们要有专项记者的概念,大家就分大白菜一样认领项目。”王京宏领到的项目是篮球,张虹领到的是田径。 
  分完项目大约半个月之后,爆发了“马家军兵变”。张虹开始四下打探消息,沈阳电视台的同行朱挺报来猛料:“老马出车祸了!” 
  1994年12月30日晚7时,张虹与朱挺一起踏上了开往沈阳的列车。他在火车上开始拟写采访老马的问题提纲。“那心情仿佛知道自己明天将采制一条荣获普利策新闻奖的重大新闻。”12月31日一大早,他与朱挺开始了采访工作,先去沈阳人民医院。“朱挺找来一个哥们,开的车好像是副食店拉肉用的,车地板上油腻清晰可见,能想象出半扇猪肉在上面轻轻晃动的场面。”张虹自己的文字比任何转述都更为生动—— 
  老马的病房在2楼“高间儿”,我们在2楼的入口遇到了崔大林副院长,和辽宁体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他们好像是在把大门。当时辽宁电视台的一位名记与同事已经拿着摄像机在那里与崔大林软磨硬泡,一位《辽宁日报》体育部的主任级人物手持一束鲜花与妻子、女儿同来,摆出一副探亲访友的架势。我与朱挺则在一边偷偷打开摄像机,能拍什么就是什么。在另外两批人都愤愤而返之后,只有朱挺意志坚定地坚守下去,他告诉我,由他在门口与体委领导周旋,让我去病房探查,弄明白老马在哪间屋子。我们设计的方案如果能实现,将让本人与那位偷拍威尔士王子撒尿与戴安娜王妃练健身操的摄影记者齐名。我与朱挺设计的最后方案是:我们俩都穿上白大褂,把摄像机当成药品放在小推车上,用白布单蒙好。由一个人把话筒当成药瓶送到马指导的嘴边,轻声问道:马指导,您好点了吗? 
  当然,最后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朱挺动用了他在沈阳的一切社会力量,企图在领导层中攻下一道缺口,他甚至把电话打到了辽宁省主管副省长的家里。事后,朱挺受到了省里有关领导的点名批评。朱挺也把电话打到了崔大林院长的家里,企图劝动他接受我们采访。但是崔院长只是在电话里与我们兜了一个长长的圈子。在我们通电话之际,朱挺掏出了他那部从公安局朋友处借来的微型录音机,从电话听筒里录下近15分钟的对话。 
  这一天的唯一成果是我在朱挺的带领下,摸到了辽宁省运动技术学院的宿舍楼,在王军霞的空宿舍门口“报了一个头”。那是鄙人在本台屏幕上露出的第一脸。我当时大概说了一句:“我们希望不久之后能在这里见到她们生龙活虎的身影。” 
  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我在12月31日晚上登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兜里揣着崔大林的电话录音与那段“报头”的录像带。当我在1995年1月1日一早到达北京,爬上22楼办公室的时候,大概是早晨9点。一进门,张伟与王京宏正在办公室睡觉,他们前一天晚上好像在熬夜做准备工作。见了我一副灰溜溜的样子,张伟说:“小伙儿,铩羽而归呀,我还等着在《中国体育》栏目里给你批一块地呢!”王京宏的一生肯定说出过无数语惊四座的话,那天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会铭记终生。他说:“你丫要是踢门进去,保你登时成为名记!”   
  6937:著名数字(2)   
  如今回想起来,鄙人真是错过了一个名垂千古的机会!然而,就在我1995年极为灰暗的第一天,伟大的体育频道开播了!我没有用“踢门进去”的方式,使这一天更为伟大,我将抱憾终生。 
  当我一脸羞愧地来到6937,张斌说了一句:“编一段吧!”于是本人用了那段“报头”与沈阳人民医院的外景加上“马家军”的资料编了一条50秒的“新闻”,在18:00播出。记得那一天的第一条新闻是黎兵参加世界明星联队的比赛。比赛图像是张斌让黎兵自己用“掌中宝”拍下来的。张斌曾骄傲地指着屏幕说:“看看,都是独家!”张斌对我的那条新闻评价极简单:“你这是一个资料片。” 
  我回想起来,1995年1月1日是6937的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它是体育频道开播的日子,是改变无数人生的日子,也是6937今日宏大规模的发轫之日。   
  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1)   
  2004年夏天,《南方体育》报主编龚晓跃颇为悲观地说,体育报纸正在进入一个连夕阳都看不见,只是空有几缕余晖的黄昏。他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体坛周报》、《足球》、《南方体育》一共拥有接近400万的消费者;但两年的时间,市场就萎缩了一半,“互联网、电视、日益提升的综合性日报体育版把大量读者从体育专业报纸的怀抱中抢走。” 
  龚晓跃说,到2008年也许就没有体育报纸了,以前电视台买不起转播权,互联网普及率低,主流媒体不重视,你还有用武之地。但像美国那样由市场自发“消灭体育报纸”的灾难性后果也很可能在中国出现,取代体育报纸的,也许是印刷精美的体育杂志。 
  如同宁辛以芭芭拉·沃特斯为参照,张虹以普利策新闻奖为激励一样,龚晓跃以美国体育媒介为镜像。两位美国体育记者编著的《体育新闻报道》2002年9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为这本书做序言的是《洛杉矶时报》体育编辑比尔·德怀尔,他在序言中追述了1990年创办《国家体育报》的失败。 
  美联社体育新闻总编辑威克·滕博在一次美联社体育编辑协会的会议上曾经这样说:“体育记者长期以来一直是球队的啦啦队长,而教练和队员也因此而期望报社成为自己的战绩记录本,并在报道中宣扬自己球队的明星。可能还需要10年的时间,人们才会认可体育记者作为记者的身份,结束被当作球队公关人员的局面。” 
  《体育新闻报道》一书认为,美国的体育新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成熟的,体育新闻摆脱了是次一等新闻的概念,而如何应对电视的冲击,是所有文字记者永远的问题。一位体育专栏作家认为,现在电视台所进行的体育报道更接近于建立良好公共关系而不是新闻报道,报社体育记者则力图与这样的趋势相抗衡。电视台的记者们常进行一些软性的采访,与教练们建立一种象征性的“记者/被采访者”型的工作关系。 
  1995年情人节与元宵节碰在一天,《体育新闻》制片人张斌扛着摄像机,与排球专项记者罗刚赶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候郎平。危机中的中国女排需要郎平来担任新教练。而后,郎平又走进《体育沙龙》节目,接受马国力的访谈。可以说,从体育频道创办之初,他们就从较深的层面来理解和操作体育新闻。《足球之夜》、《体育沙龙》中的许多专访,显然不是软性采访,比如陈奕明的“尽在不言中”。 
  《美联社体育新闻报道手册》中强调,专项报道是艰苦和长时间的工作,争取最先报道的欲望以及对该项目的热爱是专项记者的动力,每个专栏作家和编辑都是从做专项报道起步的。罗刚1995年做专项记者时负责的项目有乒乓球、自行车、排球,羽毛球,后来随着体育新闻人手增加,他把这几个项目都交了出去。现在,罗刚是《体育新闻》节目的制片人。1996年,他和罗宏涛在亚特兰大采访奥运会,正碰上奥运公园爆炸案,这个突发事件的报道获得中国体育广播电视新闻一等奖。 
  罗刚说:“1989年,最早的体育新闻是晚上10点有那么几分钟。1995年上了体育频道,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当时做体育新闻的编辑,一个人一天要做五六条,现在只做两三条。因为《体育新闻》有100人,40个记者60个编辑,这比任何地方台的人手都多。这支队伍支撑中央台体育频道、1套和新闻频道的体育新闻,我们做的是中国最好的体育电视新闻。” 
  《体育新闻》目前没有死的衡量头条的标准,一般来说,中国运动员在国际上拿冠军了,这就是头条。但CCTV《体育新闻》还是以国际报道为主。在国内的体育比赛旺季,国际新闻占2/3,国内新闻占1/3。淡季的时候,国内的新闻就更少一些,这给观众的感觉是不重视国内新闻,于是就有观众来信提出国内报道的力度要加大。罗刚说:“国内比赛视觉效果不好,国外的画面都是标准化的,稍微加工一下就是很好看的新闻,国内新闻操作更难些。《体育新闻》一直是国际视角,在体育频道,收视率基本维持在前3,每天18点的那档新闻观众最多,随后是21点的《体育世界》和中午12点的《体坛快讯》。这3档新闻节目基本上都能进入频道的前10名。”罗刚说,现在看CNN的体育新闻,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因为看的东西多了”。 
  《体育沙龙》是体育频道老牌的访谈节目,1995年第一个周末就与观众见面,而后更名为《五环夜话》。但到2003年3月,因为收视率过低,《五环夜话》停止播出。取而代之的是罗宏涛主持的《体育今日谈》。 
  罗宏涛说:“其实,我在一线跑新闻的时候就接触到许多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兴奋剂,但这决不是国家行为,而是地方利益造成的。1997年全运会游泳成绩很突出,可疑的人很多。教练员内部猜忌怀疑也较多。这个教练跟我说,你瞧他们那成绩怎么回事?有什么秘密武器?那个教练也说,最近那谁没怎么练,真是天才呀!大家面子上很好,但内部有矛盾。所以2000年奥运会游泳败得很惨。1998亚运会,我们的队员出去比赛,队友加油的声音都很零碎,但通过体育总局和游泳队的工作,到2002年亚运会,气氛就不一样了,不管是哪个队员哪个教练带的,都一起加油,大家编顺口溜,嗓子都喊哑了。游泳队建有一个局域网,所有训练计划、指标都在网上公开,大家都是行家,互相监督,互相交流,这样的训练体制也许是中国特色,但中国的体育体制与国家的实际情况是相联系的,不能简单去批判。   
  我们就按CNN的模式来做体育新闻(2)   
  “我采访过一位赛艇运动员,她在亚运会拿了冠军,她说:我就是把赛艇当作一个职业,一天也不爱它,我是从农村来的,体工队选我,我根本不知道赛艇是什么,我进了省队,可以农转非,拿了全运冠军就当助理教练,我辛苦多年到亚运会就是对自己有更好的交代。面对这样的队员,你对体制的批评会显得苍白。 
  “再比如于芬的清华跳水队,9运会就拿全国冠军,但出国比赛机会几乎不给他们,他们的队员一边上清华附小一边训练,对家长吸引力很大。而国家队的优势就是国际比赛机会多,这是体制上的矛盾,而不是个人的矛盾。我报道过这种矛盾,但我有大局观和责任感,我们要面对现实的合理性,而不是扩大矛盾。把这个矛盾完全报出去,也许是于芬的跳水队解散,也许是周继红被骂死。” 
  罗宏涛认为,电视这种传播形式就不适合讲道理,但CCTV应该有自己的声音,《体育今日谈》应该作为CCTV5的声音存在。她说:“评价它该不该存在,不能只看收视率。体育频道现在比赛的资源多了,但观众接受表面的东西越多,越想知道内涵,而我们给出的比赛越多,给出的内涵就越少,这是个矛盾。”   
  另一个采访马家军的人   
  1995年春节过后,作家赵瑜前往东北采访“马家军兵变”。赵瑜的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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