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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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434页。
如果说“只有荆棘的地方”代表昨天，开辟出来的路代表今天，那么，路要通向的远方就代表明天。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社会，这就是历史。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怎么可能仅仅是执著现在而不向往未来呢？
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在我国“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创作，以鲁迅为开山，在“五四”时期即涌现了一批作者；和其他样式的文学比较，当时小说创作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但是，一般现实主义作家如叶圣陶、王统照、鲁彦、许地山、庐隐等的作品，或深刻揭露现实的黑暗，或细致描绘人间的疾苦，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特色，然而总的说来都缺乏理想主义的光照，其感人的力量就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这也是这些作品之所以不及鲁迅小说影响深远、具有不衰的艺术生命的原因之一。几乎与现实主义小说同时勃兴的郁达夫等人的浪漫主义小说，虽然其声势不如前者浩大，但在读者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来 ，浪漫主义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者的理想，即理想地描写生活或描写理想的生活，更多地放射出理想主义的光芒。应该说，在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中，也的确表现了一定的理想主义。像《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作者甚至说它带有“社会主义的色彩”《郁达夫自选集》序。，尽管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相同。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郁达夫等人更多的（几乎包括其绝大多数作品）是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一角度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所以作品中主要是一种消极颓丧的情绪，基调十分低沉。作品的生活画面仍然是阴暗破蔽的，其理想主义的光亮简直不能透过沉重的黑暗照射出来，反而更增添了作品的压抑感。郁达夫的小说多是描写主人公如何不得志、遭冷遇，如何被压迫、受委屈；贫、病、失意、死亡，是作者最喜欢表现的主题。对比之下，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就更显得难能可贵。
鲁迅小说中的理想主义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当时客观条件和鲁迅思想限制使然。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5页。，但是，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通过建立自己的先锋队的形式正式走上政治舞台，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高涨后即开始退潮；尽管时代又在酝酿着更大的一次革命的到来，然而现实社会仍然让人感到极大的沉闷和窒息。五四运动虽然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的，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宣传，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少数先进人物外，不少人还对十月革命抱有观望的态度。鲁迅自己就说他在十月革命发生后，虽然知道了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鲁迅全集》第6卷，第14页。。而这一时期，鲁迅在思想上还崇信着进化论，还没有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于社会发展前途的认识不可能十分具体，十分清晰。他只能比较笼统地相信将来的人类社会必定和现在不同，必定比今天要好；相信将来必定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在没有路的地方也必定能走出路来。在小说《社戏》中表现出的对于人与人之间纯朴关系的向往，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返朴归真”思想的色彩，表明他多少受了一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这一切，都只能说明鲁迅小说中理想主义的时代特色，而不能否定它的巨大意义。理想主义在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学作品中，像盐一样点化了作品的神韵，像酵母一样激发了作品感染读者的内在力，从而能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在读者的心灵深处长久不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5期）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1）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获得了不朽地位的，恐怕并不很多。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与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如果说，历史决定了我国经济、国防和科学技术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只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条件真正提上日程的话，那么，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其现代化的起点却要早得多——大约早了整整30年。就是说，从“五四”时期起，我国开始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有了和世界各国取得共同语言的新文学。而鲁迅，就是这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崭新的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没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就没有中国小说现代化征途上所跨出的第一阶段最坚实的步伐；鲁迅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正在这里。
一、鲁迅的现实主义属于一个新的时代
1893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中，曾经称但丁为封建的“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又是资本主义“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并且满怀激情地期望道：“现在也如一三○○年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大体相似于欧洲文学史上的但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又远过于但丁。这是因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仅标志着“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而且确实宣告了“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他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代的但丁，又是东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但丁”。历史决定了鲁迅“一身而二任焉”。斯诺悼念鲁迅时，曾经将他一方面比拟为“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另一方面又比拟为“苏俄的高尔基”埃德加·斯诺：《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1936。见《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二辑。，这个评价无疑是颇有见地和发人深思的。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从区分鲁迅前后期的角度来理解这位伟大作家“一身二任”的特点——似乎前期鲁迅起着资本主义兴起时代但丁的作用，后期鲁迅才起着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新的但丁”的作用，——那也还是一种相当皮相的简单化的看法。事实上，鲁迅早在写作《呐喊》、《彷徨》的时期，就已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革命时代的出色表现者。他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深深烙印，尽到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呐喊和启蒙的作用。
《呐喊》、《彷徨》里的作品，并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也没有神奇出众的英雄，更没有鲜血淋漓的刺激性的内容。出现在鲁迅笔下的，可以说都是日常生活中一些平凡的人和事，首先是一些普通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呐喊》出版后不久，一位评论者就曾指出：“那里面有的，只是些极普通、极平凡的人，你天天在屋子里、在街上遇见的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自己。”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我们不要小看了鲁迅小说在人物与选材方面的这个特点，这里正体现着“五四”文学革命的一项根本精神：倡导现实主义。几千年来，文学的表现对象，无论在中国，或者在欧洲，大致都经历了神——神化或半神化的人——普通人（其中又有各式各样不同理解的“人”）这样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发展过程，各式各样创作方法的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类愈来愈清楚地（尽管不无曲折地）认识自己、表现自己的过程，也是关于“人”的观念的革新变化的过程。现实主义要求作者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描写人，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各种固有矛盾暴露得充分的时期），人类的自我认识到了一个比较科学的阶段。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短篇小说中截取横断面的描写方法，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工细地刻画人物性格的手段，它们犹如植物学中通过年轮研究树木，医学中通过切片观察细胞，显然都和近代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社会生活愈来愈趋细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愈来愈受到人们关注等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文艺思潮被介绍到封建半封建的中国，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标志着中国文学现代化跨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鲁迅小说写平凡的普通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之外，其中还包含了一些特定的时代的新因素。鲁迅是1918年5月起发表白话小说的。当时中国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推动下，不仅现代民主主义思潮扩大了传播，而且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色社会主义思潮也开始产生较大的影响。1918年3月间，刘半农在《中国之下等小说》的讲演《中国之下等小说》为刘半农1918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之讲演。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指出：“今后的世界，无论狭义的贵族、广义的贵族，都已有不可不消灭之势。我们对于文学之眼光，也当然从绅士派的观念，转入平民派的观念。……我辈要在小说上用功夫，当然非致力于下等社会实况之描写不可。这下等社会之实况之描写，凡未在做小说时尝过甘苦的，多把它看得很容易，以为下等人之生活思想异常简单，把我辈文人的思想刻画他，万无不象之理。不知心中存了这含有绅士派臭味的念头，他的著作，便万万不能与下等社会的真相符合，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今欲探求下等社会之真相，只有两种方法：第一，便是自己混入下等社会，求直接的经验；第二，求之于下等小说，间接的以他人之经验为经验。”在这个讲演的末尾，刘半农还明确提出：“要创造平民派的新小说，打破绅士派的旧小说，使今后之文学与今后之世界趋于同一轨道”。同年四月，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也提出新文学作品可描写“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小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同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上刊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同时，又发表《俄国革命与文学家》等文，实际上鼓吹文学与革命紧密联系起来。不管这些作者中有的人后来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不管他们当时有些想法多么幼稚、多么肤浅，新文学运动倡导者自1918年起纷纷提倡写下层人民、写工人农民，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新变化，说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正在到来。而鲁迅，就是首先在小说创作上体现了这种时代精神，开启了这个革命性变化之端的作家。列宁曾经这样赞赏列夫·托尔斯泰：“在这位伯爵以前，（俄国）文学里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农民。”转引自高尔基：《列宁》，《文学写照》；第42页。这段文字亦见于罗稷南译的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第68页；三联书店；1950，译文稍有差异。鲁迅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写了普通劳动农民的小说家（《水浒》写的是市井小民和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劳动的农民）。
鲁迅农村题材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平等、友善、感同身受的真诚态度，真实地反映了普通劳动农民在封建宗法制度统治下的极端痛苦，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宗法思想对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的严重毒害，从而发出了震人心魄的反封建的呼声。少年时代活泼可爱的闰土，由于“兵，匪，官，绅”的长期压榨，加上“多子，饥荒，苛税”，竟“苦得他象一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承认命运，像大地一样默默地承担着一切重负，只对香炉、烛台之类发生兴趣。《阿Q正传》里那个很肯劳动而缺少觉悟的主人公，在赵太爷、钱太爷统治的未庄，失去了一切生计，连姓赵的资格都被剥夺，参加革命当然更不被准许，最后只能落一个受诬而致枪毙的可悲结局。《祝福》里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却连这点最卑微的愿望都得不到满足，只能在肉体受尽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笑凌辱后，像尘芥一样被扫出世界。更使人震惊的是，祥林嫂不仅生前受尽痛苦与折磨，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受锯刑）。鲁迅就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揭露了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极端野蛮残酷。在表现农民所受封建压迫的痛苦方面，鲁迅小说达到的深刻程度，确实是前无古人，而且很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
正是从代表农民和广大被压迫人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鲁迅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决裂的精神。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这种强烈憎恨的感情，也正是鲁迅对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思想的感情。鲁迅在1926年写过一篇小说叫《铸剑》，可以说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感情。小说的主人公眉间尺为了向专制暴君报杀父之仇，宁愿割下自己头颅交给黑衣人，黑衣人也决心牺牲自己来完成烈士的遗愿，最后，眉间尺、黑衣人连同暴君的三颗头颅在沸鼎中扭、撕、咬，直到把暴君的头颅撕烂，其他两颗头颅也才甘心毁灭。我们不妨把这看做是鲁迅反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