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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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是：《小引》在谈到为什么把书名改为《朝花夕拾》时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为什么？后来鲁迅在《小杂感》里写道，“约翰穆勒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这是对“不能”“带露折花”的最好注脚。在《小引》中，鲁迅还说，由于无法“带露折花”，只能“编编旧稿”，“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所有这些都是对蒋氏政权名为“共和”，实则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揭露和抗议。
此外，我们认为，《小引》还使用“象征”手法曲折地表达了作者面对革命受挫，却依然保持乐观主义的情绪。其中有一段关于盆景“水横枝”的描写——“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很可以驱除炎热的”。我们认为，这里的“水横枝”象征着生命力的顽强，象征着人民革命力量的顽强。正如鲁迅在《野草·题辞》中用“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的诗句，象征革命力量的蕴藏是一样的道理。《野草·题辞》写于4月26日，人们公认它是一篇象征主义作品。《朝花夕拾·小引》写于5月1日。其间相隔只有五天，而且，这五天内鲁迅再没有其他任何创作，它们之间在创作方法上的联系和延续是很自然的了。
也许有人会发出疑问：果真这样，岂不是说明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就具备了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倪墨炎认为，鲁迅由社会进化论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其“质的飞跃”发生在历史大转折的1927年。倪墨炎：《鲁迅后期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李泽厚则认为，鲁迅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变，早在1926年以前就有“量的积累”，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个飞跃的起点似应从1926年冬离厦门前后算起。”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鲁迅自己对此也作过说明，他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已经有些改变。”《而已集·答有恒先生》。由此可见，鲁迅在写作《朝花夕拾·小引》时，具备马克思主义思想大概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因而《小引》用暗示、象征手法，表达鲁迅对蒋氏政权的否定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是《朝花夕拾》的文献价值。鲁迅说，《朝花夕拾》是“回忆的记事”，《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虽然不能理解为它就是自传，但是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有关鲁迅生平的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而且它是鲁迅惟一的一部以自我经历为内容的回忆性散文。其中的前六篇，记录了鲁迅童年生活和所受的影响。李泽厚认为，“自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广泛渗入文艺研究和作品、作家分析后，童年决定性影响被极度歪曲和夸大，无疑是错误的。但在我们这里，童年——少年期的影响又常被完全撇开或忽视，这也不利于深入分析艺术家的个性特征。”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人民出版社，1979。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是中肯的。鲁迅作为新文化的历史巨人，童年——少年的影响是深远的。有些影响，乃至贯串到他的终身。其中最典型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邪恶事物勇于“复仇”的品格。谁也不会否认，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任何人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一个一个具体的感性事物中逐步形成的。众多的爱国主义者的爱国思想往往又都是从他童年——少年期爱家乡，爱家乡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开始的。为此，我们不能不从鲁迅的童年——少年时期去寻找它的根源。绍兴的自然景物是美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领略到，而《野草》中的《好的故事》和《雪》更是做了浓笔重彩的描绘，读后简直让人有置身人间仙境的感觉，怎不让人热爱，怎不让人留连忘返？而家乡绍兴勤劳善良的劳动人民及其生产出来的“蔬果”，无不给鲁迅以“思乡的蛊惑”。那收藏着“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的远房叔祖“和蔼的老人”，那使人“发生新的敬意”“确有伟大的神力”的保姆长妈妈，那传播冬天捕鸟方法的“小半天能捕获几十只”“只静静在笑”着的“闰土的父亲”，都曾使鲁迅永存深深的怀念之情。特别是故乡先贤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影响着他的童年乃至他的终身。我们知道，绍兴保存着众多的历史名胜古迹。其中有纪念远古治水英雄的“禹陵”，有体现卧薪尝胆精神的“越王台”，有爱国主义大诗人陆游中晚年生活处所——“快阁”遗址。据有关史料记载，“勾践之遗迹故在，鲁迅自幼深受其影响”；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曾告诫少年鲁迅学习陆游的爱国精神”。绍兴鲁迅纪念馆编著：《鲁迅在绍踪迹掇拾》，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童年时期祖父的教诲，鲁迅终身铭记。民国初年，鲁迅先后购买了《陆放翁全集》、《放翁文集》、《剑南诗稿》等大量的陆游著作。到了晚年，当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候，鲁迅在文章中引用了陆游的诗——“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对陆游的爱国情操大为赞许，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鲁迅身上的“复仇”品格，也与他童年——少年期的影响有关。在《狗·猫·鼠》和《阿长与〈山海经〉》中为我们找到了依据。当童年的鲁迅得知他“饲养着的可爱的小小的隐鼠”被猫吃去的消息后，他说，“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而对于《山海经》，童年的鲁迅更是爱如至宝。这是因为它里面绘画着勇于复仇的形象——“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对于这刑天的复仇品格，鲁迅在“五四”时期曾把它作为被压迫者反抗精神战斗意志的集中表现而加以歌颂。《坟·春末闲谈》。此外，鲁迅在其他许多著作中，一再抒发、描绘、论述了这种对于邪恶事物的“复仇”精神。这类著作见鲁迅的《野草》中的《复仇》、《颓败线的颤动》、《这样的战士》、《淡淡的血痕中》，《故事新编》中的《奔月》、《铸剑》以及《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杂文。其中的《女吊》，也属于鲁迅童年生活“回忆的记事”。该文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这篇文章的开头，还引用了绍兴历史先贤王思任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自豪地说：“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事实上鲁迅在其他文章中曾多次引用过。详见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书信·360210致黄萍荪》。由此可见，鲁迅的许多崇高思想和品格的源头在他的童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朝花夕拾》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是鲁迅研究的“源”。
然而，《朝花夕拾》又不同于一般作家“回忆的记事”。它有个最大的特点，是将作家对童年、青少年生活的记忆和创作时对现实的社会批评错综交融在一起。由于这种社会批评采用的是旁敲侧击的手法，或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穿插进去，就使这种社会批评成为文章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效果是使作品具备双重的认识功能。把昔日的“朝”与当今的“夕”巧妙地结合起来，可以使这部作品的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都增加许多：时间由1912年——范爱农死亡之年——延伸到1927年，空间则扩展到厦门和广州。而且还使当今的“夕”产生了历史的厚度，往日的“朝”也赢得了勃勃的生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朝花夕拾》以文学的“记事”形式，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幼年（“幼时”的1885年复旦大学等院校《鲁迅年谱》编写组：《鲁迅年谱》；第5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至鲁迅的中年（1927年）中国近代、现代史40年生活的某些侧面，提供了许多为各种历史教科书所没有提供的东西，使它具有无法取代的宝贵的史料价值。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文化文献审美—《朝花夕拾》价值论（4）
第三，是《朝花夕拾》的审美价值。关于这方面的价值，除了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创造性的艺术手法以外，我们认为有四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是鲁迅的文体自觉精神。“鲁迅非常欣赏别人把他称为‘文体家（Stylist）’”。杨义：《“五四”文学革命者群体的文化气质》，载《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事实上，鲁迅在杂文创作，小说创作（包括历史小说），散文诗创作实践中，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文体创新意识。茅盾曾经对鲁迅的《呐喊》在文体创造上做过高度的评价。鲁迅作为散文的“文体家”，在《朝花夕拾》的创作中，显示出强烈的鲁迅个性。十篇文章有十种形式，自成格局，多彩多姿。即使是正文前后的《小引》和《后记》，也表现出不同形式来。《小引》类似一篇“散文诗”，多处运用了象征、暗示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后记》则涂上了“说明文”的色彩，一丝不苟，不厌其详。有人认为《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的开头和中间对于“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谋害”白话者的诅咒式的抒情文字，“锋芒太露”，“没有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是不宜无保留地加以称颂的”。潘旭澜：《〈朝花夕拾〉的艺术》；载《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1。这位论者的依据是鲁迅在《两地书·三二》中关于诗歌创作的主张。然而，《二十四孝图》一文毕竟不是诗。当然，有些散文，是需要追求“诗意”的。但是，有些散文也不必拘泥于“诗意”，相反，可以带上强烈的政论色彩。否则，无论什么情况，都去追求“诗意”，那散文创作的路径岂不十分狭窄了吗？又何尝有“文体家”可言？我们认为，《二十四孝图》一文是作者鲁迅根据内容的需要，对散文形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更是鲁迅战士品格的体现，其独特形式是不应该否定的。其二，是书名选择的艺术。众所周知，《朝花夕拾》里的文章，最初在《莽原》上陆续发表时，原总题曰《旧事重提》，到编订成书时才改成现在的名称。改变书名的做法，在鲁迅的创作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了。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属罕见，这一改动，首先给人的直感是“诗意”。同时，这样的书名恰到好处地涵盖了作品“朝”与“夕”的全部内容。更重要的如作者所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里，借书名的改动，以诗的语言，曲折地表达了鲁迅对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政策的抗议以及“吟罢低眉无写处”《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的悲愤心情。其三，是它的插图。《朝花夕拾》共收有十四幅精妙的插图。这插图全由作者自己选择，自己临摹，自己创作。这种情形，不仅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恐怕是不多见的。《朝花夕拾》是保留有鲁迅本人的美术创作和美术临摹作品的惟一的书籍，是珍贵的艺术文献。从《朝花夕拾》中，我们知道，鲁迅从童年时代起，就十分喜爱书籍插图，曾经用荆川纸描摹了“一大本”插图。这种重视书籍插图的情趣，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鲁迅认为，书籍插图“可以增加读者的兴味”。《译文序跋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特别是有些事物，“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书籍插图，可以与文字“相辅”，收到让读者“更明白”的艺术效果。《且介亭杂文二集·〈死魂灵百图〉小引》。试看《无常》篇，如果没有插图，那“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非鲁迅家乡的读者，是“很难想象清楚的”。只可惜当今的编辑、出版家们，很少具有鲁迅的这种思想，因此也很少见有插图的文学书籍（儿童读物除外）。30年代，鲁迅亲自倡导并精心培育了中国的木刻艺术，为中国的美术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我们想，这一伟业盖发端于鲁迅的童年吧。其四，是它的丰富知识性。《朝花夕拾》十篇文章，加上《小引》和《后记》，所涵盖的知识面是非常广阔的。我们初步统计，文章涉及到孔丘、司马迁、陶渊明、白居易、康有为、梁启超等一百多位中国的文化名人和著作，以及苏格拉底、达尔文、冈元凤、爱伦·坡、托尔斯泰等二十多位外国的文化名人和著作。还包括有《申报》、《晨报》、《新青年》、《泰晤士报》、《朝日新闻》等二十来种中外报刊。真称得上纵观古今，撷华夏之精英；横览西东，取欧美之新说。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由于“朝”“夕”的打通，《二十四孝图》一文还涉及了“五四”后一个时期，新文化的先驱者们对“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的敏感，纷纷著书立说。尽管他们的主张曾经长时期被斥之为所谓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谬论”，但是历史是无情的，进入70年代后期，终于拂去往日蒙在它身上的灰尘，显示出真理的光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花夕拾》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在鲁迅的全部文化遗产中，都是一部独具特色，涵蕴丰富，无可取代的重要著作。决不能把它放到“配角”的“次要地位”。然欤？否欤？质诸读者。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8期）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雍容幽默简单味—《朝花夕拾》风格论（1）
近几年来，对鲁迅《朝花夕拾》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标志之一就是不再满足于对书中各篇作细致分析，而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