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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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及时的报导和最真实的揭露。
再写下去，鲁迅又指出：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像这样的评述是充满着义愤的。
关于“三一八”的文章，鲁迅不止写过一篇。这些文章已经不仅是“时代的眉目”，也超出了过去的“诗史”，可以说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像这样的文章，在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
在这以后，“四一二”、“九一八”、以及30年代的白色恐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鲁迅的杂文中都有强烈的反映。当然，鲁迅的杂文并不是历史的大事记，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没有一件不及时地反映在鲁迅的杂文里。因此，读鲁迅的杂文，也可以说等于读一部历史，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
其次，作为历史来看，鲁迅的杂文中虽然没有人物列传的名目，却包含着许多人物的传记。在今天，我们的“中华民国史”还没有写出，但是，有些“民国”以来的人物，至少是“儒林”的人物，已经在鲁迅的杂文中栩栩如生了。从“正人君子”到“特种学者”，从“革命小贩”到“第三种人”，从“土绅士”、“洋绅士”到“洋场恶少”，还有那“遗老”、“遗少”和“叭儿”。总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种种“社会相”，无不跃然纸上。这里试举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从中可见鲁迅是怎样描述了杨村人这个“革命小贩”的：
对于先生，照我此刻的意见，写起来恐怕也不会怎么坏。我以为先生虽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并不是奸商。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仅在竭力要化为“第三种人”，来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
又一段：
平心而论，先生是不算失败的，虽然自己觉得被“夹攻”，但现在只要没有马上杀人之权的人，有谁不遭人攻击。生活当然是辛苦的罢，不过比起被杀戮、被囚禁的人们来，真有天渊之别；文章也随处能够发表，较之被封锁、压迫、禁止的作者，也自由自在得远了。和阔人骁将比，那当然还差得很远，这就因为先生并不是奸商的缘故。这是先生的苦处，也是先生的好处。
鲁迅这一封信全篇都是绝妙好辞，这里不可能全引。如果将鲁迅这封答信同杨村人的来信加以对照，（来信是作为附录的）即可看出，鲁迅是多么准确、生动地描绘了杨村人其人，而且，不止杨村人，还包括了一批“阔人”和“骁将”。当然，这篇文章的形式只是一封回信，并不是真给杨村人之流立传。但是，鲁迅笔下的这类人物却比人物传记还要传神。鲁迅论述杨村人如此，所论其他人物，也往往如此。鲁迅杂文之所以“招人憎恶”见《准风月谈·后记》。，那原因恐怕也正在此。
作为“诗史”，鲁迅杂文当中是不是止于描述了上面所说的这流人物呢？读过《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守常全集〉题记》等篇的读者，自然记得，鲁迅杂文里还塑造了革命烈士的形象。例如《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象文士，也象官吏，又有些象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用极朴素的文字描绘了一个革命先驱者在群众斗争中的朴实的形象。一篇《题记》，却抵得一大篇或一大本李大钊的传记。在短短的文字中，这个革命先驱者的形象已经立在读者的眼前：更为可贵的是，鲁迅不仅写出了朴实的形象，而且写出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一种最重要的品质——不搞“明争暗斗”、不“扶植自己势力”，总之，是不搞阴谋。现在看来，这是何等重要！鲁迅对于《新青年》的同人如胡适和陈独秀都曾有过评论，他说过胡适和陈独秀都有“武库”，《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但他对于李大钊却感到这样平凡可亲。尽管他说他当时还不知道李大钊是否是共产主义者，但却肯定地说：他“绝对的不是”那种“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鲁迅的文章不是轻易使用“绝对的”字样的，竟在这里说“绝对的不是”，这表明他对李大钊的为人具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鲁迅这话是令人信服的。因此，不管在李大钊死后，曾有怎样的身后是非，他那革命的先驱者的光辉形象也是埋没不了的。
在鲁迅杂文中，令人难忘的形象，人们自然还会想到那态度“温和”、死于“请愿”的刘和珍，那“损己利人”而竟“中了十弹”的柔石，以及和他们一起牺牲的许多烈士。这些青年革命者也都栩栩如生地活在鲁迅的著作里。像《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记念》这样的杂文，实在是令人赞叹的信史，也是令人难忘的诗篇。
鲁迅杂文中还有些可以看做人物传记的，是关于章太炎、刘半农和韦素园等人的纪念文字。其中关于章太炎和刘半农的评述，极为严肃认真，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人物的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既表现了诗人的热情，也表现了史家的公正。今天读这样的杂文比读过去任何历史传记都更能发人深省。
还有，鲁迅的杂文，并不是历史经验的汇编，但是，其中却充满着历史经验。这部分杂文，既是文学遗产，也是历史遗产。
例如，鲁迅非常清醒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三》里说：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作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们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感得什么都要从新作过。
退一万步说吧，我希望有人好好地作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年！
短短的几行文字，每一行都像诗一样的凝练，都包含着丰富的史实和深刻的思想。从第一句就明白地提出：所谓“中华民国”，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革命的精神已经沦丧。鲁迅对于这样的现状是十分痛心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鲁迅在这时和以后，曾经不断地探索其中的经验教训。终于在这以后不久，即1925年的年底，写出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其中得出一条教训是：必须“打落水狗”，他认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因为他曾看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那本来“若丧家之狗”的“绅士们”，便“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者，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鲁迅这篇文章是总结了流血的经验的。他后来说：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有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经验，对于此后的革命的“胜利”，也就不再盲目乐观。当1927年在广州看到人们“庆祝沪宁克复”的时候，他便“忽而想到十六年前也曾克复过南京，还给捐躯的战士立了一块碑，民国二年后，便给张勋毁掉了”。他同时又想到“李守常在北京被捕”，从而指出：“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的进行。”于是当他引用了列宁的一段“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的告诫之后，说道：
俄国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宁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自己又积有许多经验，是说不出来的。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鲁迅佚文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3）
我看，鲁迅如果不是深知中国历来革命成败的原因，也不可能这样理解列宁的话。鲁迅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1927年4月10日写的，正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夕。血的事实证明了鲁迅的历史经验之谈是多么及时。
在这以后，鲁迅经历了“四一二”的又一次的流血的教训，他也更进一步总结了历史经验。他这时对于革命成败的原因看得更加深刻了。在《三闲集·铲共大观》里便谈到：
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这并非指赤化，任何主义的革命都如此。
这是一条更为重要的经验。类似这样的话，鲁迅在这以后又曾反复讲过多次。他在斗争中深有感受，所以不厌其烦。
到了30年代，鲁迅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斗争，经验也更丰富了。他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根据切身的体验，指出：
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极左和右倾，是革命的两大危险。鲁迅在30年代已经看出了这样的倾向。
能够看出“革命的完结”是“由于投机者的潜入”；又能够看出“左翼”作家容易变成“右翼”作家，这两点，在30年代，是了不起的历史经验。这是既有前面的事实为依据，又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
还有，鲁迅这时对于革命的艰巨性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里“禁用阴历”而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这件小事便谈到风俗习惯的改革对于革命成败的关系非常之大。他说：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们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把风俗习惯的改革提到如此重要的程度，这当然是根据列宁的观点，也是由于切身的体验。在30年代前后，这样的看法，在实践中可能还没有得到更多的证明；但是，几十年后，越来越多的事实都在证明着这是一条多么重要的经验。
当然，所谓风俗习惯的改革，也不是像“禁用阴历”那种做法所能生效的。简单粗暴，并不是改革，更不算革命。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就又说道：“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鲁迅的这些话，也是这些年来的实践所一再证明了的。
总之，鲁迅的杂文，有锋利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有生动的历史记事，有形象的历史人物，也有深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一部“诗史”，又不仅是“诗史”，这在中国散文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成就。
三、史笔和诗情
鲁迅杂文之所以成为“诗史”，也因为他在艺术上突出地运用了史笔，最善于生动形象地引据事实、表达自己的是非爱憎。指陈时弊，论证古今，都是以事实为根据，不是“徒托空言”，所以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这种写法，最能“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也最能“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两地书·十七》。例如鲁迅在同“正人君子”的论战中，有时就摘录对方的言论，一经排比，即成绝妙之文。《无花的蔷薇》里就有一段是：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那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刊》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