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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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古时有“文人相轻”，近世有文人相捧。“志摩先生”和“西滢教授”的话一经对照，两人互相吹捧的姿态，即使不加任何按语，也暴露无余了。　　　　
　　　　这种写法，鲁迅用得很广。有时评论时事，也是“撮取报章，存其精英”。《伪自由书·再谈保留》。《南腔北调集》的《九一八》，《准风月谈》的《双十怀古》，都是列举报刊的文字进行政治揭露。《九一八》中撮取的是几条报纸的电讯。其中的标题是：　　　　
　　　　戴季陶讲如何救国（中央社）　　　　
　　　　吴敬恒讲纪念意义（中央社）　　　　
　　　　汉口静默停止娱乐（日联社）　　　　
　　　　广州禁止民众游行（路透社）　　　　
　　　　东京纪念祭及犬马（日联社）　　　　
　　　　……　　　　
　　　　列举之后，鲁迅说：　　　　
　　　　年年的这样的情状，都被时光所埋没了。今夜作此，算是纪念文，倘中国人而终不至被害尽杀绝，则以贻我们的后来者。　　　　
　　　　我这里只列了电讯的标题，限于篇幅，没有全引电讯的文字；但只从这些标题来看，当年的“九一八”这一天，在国内外各地所发生的情状，已足以使“后来者”如临其境。如果要看当年“中国的一天”，我看这几行文字实在是够传神的了。像这样的揭露，手法之妙，构思之巧，古来无有。此外，杂文中的几篇“立此存照”，其笔法也都如此。　　　　
　　　　还有，鲁迅的论战文章，在揭露“或一形象”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咀一毛”，但在《伪自由书》的《后记》里，却又添上了“一条尾巴”。这方法也是撮取对方的文字。《后记》开头说：　　　　
　　　　我向在《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鲁迅其书》第三部分鲁迅杂文——一代诗史（4）

　　　　下面即列述“琐闻”，略加按语，最后说：　　　　
　　　　……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分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这最后的几句话，实在重要。和上文的“以贻我们的后来者”，有同样的用意。希望“将来的战斗的青年”能够认识敌人的面目，这用意也可以说是在于垂示历史的鉴诫。　　　　
　　　　此外，《准风月谈》的《后记》也同样是剪贴了“一条尾巴”，用来描出“或一形象”，这里不再列举了。　　　　
　　　　鲁迅论证古今，还有时采取漫谈历史知识的方式。貌似知识小品，其实也仍然是揭露现实。不仅是史笔，而且是史笔中的曲笔。例如《南腔北调集》中的《经验》一文就是。这篇文章先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然后便从《本草纲目》讲到建筑、烹饪、渔猎、耕种等等。最后说：　　　　
　　　　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嘻笑的资料。……然而这一点点的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　　　　
　　　　这几行文字是对现实政治的非常巧妙的揭露。事实的经验，胜于虚假的宣传。当时的反动政府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人们凭着经验，不再相信。　　　　
　　　　鲁迅写这样的文章是在“九一八”以后的1933年。他当时已经不能再写《二心集》里那样“锋利”的文字，只能运用曲笔进行揭露。像这样的文章，在《准风月谈》、《花边文学》里还有不少。都是貌似漫谈而实际也是议论时事的作品。　　　　
　　　　鲁迅论证古今，抨击现实，有时还采取考证历史的形式，这是一种新型的杂文形式。鲁迅本来是不赞成清代某些学者的考证之学、不赞成那种“三魂渺渺，七魄悠悠”、“死无对证”的学问的，见《朝花夕拾·后记》。但鲁迅在30年代中期却不厌其烦地反复考证清代的文字狱和明代的剥皮法。例如《病后杂谈》讲到《蜀龟鉴》记载剥皮之法以后便说道：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明初，永乐皇帝剥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象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期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　　　　
　　　　看了这段文章，联系30年代的白色恐怖，想到当时那些惨无人道的刑戮，就可以明白鲁迅恰在这时考证明代的剥皮法的用意所在。文章又提到“性灵”，提到“小品”，也是有所针对的。当时林语堂等人就是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之下提倡幽默、性灵和潇洒的晚明小品文的。　　　　
　　　　再一个例子是《病后杂谈之余》一文。其中先说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然后讲两部《茅亭客话》，从而论述清代的文字狱：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　　　　
　　　　往下鲁迅又将晁说之《嵩山文集》的影旧抄本和四库本对比，摘录几条之后，说到清统治者的忌讳：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　　　　
　　　　这些话说的虽是清代的往事，指的却是当代的现实。在《且介亭杂文》的《附记》里鲁迅就曾说明：《病后杂谈》共五段，曾被“检查官”删到只剩一段。《病后杂谈之余》则改动两处，删掉五处。连“言行一致”这样的话也要犯讳。由此可以看出，“民国”的“检查官”和清代的检查官在审查文字方面，忌讳何其相似！　　　　
　　　　像这类考证文章，只要联系当时的言论压迫，便知道鲁迅是为什么写的。　　　　
　　　　鲁迅后期的杂文，变换多种写法，这当然是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但是，也正因此，杂文的形式才变得更加灵活多样。连那一向不曾进入文学领域的考证文章，一经鲁迅涉笔，也竟变成了词理并胜的论战文章。清代的桐城派古文家曾经以义理、考据、词章相标榜，但实际上他们最多也只做到了文从字顺，义理固不足谈，考据也谈不上。真正将三者结合起来，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我看只有鲁迅这样的作品。当然，我这样说，决不是说鲁迅这类文章符合了桐城的“义法”，而是说，鲁迅这类文章，其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实在是前人曾经妄自标榜、却是从来不曾达到的。　　　　
　　　　上面所说，都是鲁迅杂文的史笔，是专就他的论战文章讲的。但鲁迅杂文于论战中也还有抒情的成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曾说过他的杂文，是将“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都用笔写了下来”，“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华盖集续编·小引》。正是这样，鲁迅的杂文常常是充溢着情感的，有悲喜，有愤怒，有歌哭，抒情的成分极重。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纪念文章，真是“长歌当哭”。例如《为了忘却的记念》：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这是对几个烈士的怀念的文字，是痛定思痛的文章，娓娓叙述，无限诗情。　　　　
　　　　像这样充满着诗情的文字，在《无花的蔷薇之二》、《记念刘和珍君》、《忆韦素园君》等篇里，都可看到。　　　　
　　　　还有，鲁迅不仅对一些战友的怀念写得如此情深，而且对于他们的作品的评论也常常是充满着感情。例如《白莽作〈孩儿塔〉序》：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作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像这样的序文，与其说是评论，不如说也是抒情。鲁迅说自己不懂诗，这段文字却几乎是用诗写的。　　　　
　　　　鲁迅的爱和憎都是强烈的，所以，在他的杂文里，或“释愤”，或“抒情”，无不充沛洋溢。史家而兼诗人，所有既有诛心之论，也有披肝沥胆之言。不过，鲁迅的史笔，“未有阅历的人”，固然“不见得看得懂”《鲁迅书信集下·1180致王冶秋》。，他的诗情，也不是人人都注意的。郁达夫论到鲁迅杂文的时候倒是注意了这一点。他说：鲁迅“所看到的都是社会和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热血、一股热情”。《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这话是不错的。但其实，鲁迅的热情，也不是只在“皮下”，在很多文章里，也是溢于言表的。　　　　
　　　　史笔，加上诗情，这就形成了鲁迅杂文的一个突出的艺术特征。　　　　
　　　　四、“散文的正则”　　　　
　　　　鲁迅的杂文，因为具有“诗史”的性质，所以特别“招人憎恶”。鲁迅在此之时，有人就说过他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还有人说是“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梁实秋有一段话更涉及鲁迅这样的杂文能不能成为中国“散文的正则”。他说：　　　　
　　　　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道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象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　　　　
　　　　“嬉笑怒骂”能不能成为文章？这样的文章能不能成为“散文的正则”？这就涉及了鲁迅杂文的历史地位问题了。　　　　
　　　　鲁迅的文章“常不免于骂”《而已集·意表之外》。，这是鲁迅自己说过的。而且鲁迅也骂过梁实秋，诸如“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但是，像鲁迅这样的杂文，到底算不算文章的正则？郁达夫就不赞成梁实秋的看法。他反驳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带着白皮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嬉笑怒骂，又何尝不可以成文章？”《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下）》。这意见是对的。鲁迅不赞成“辱骂和恐吓”，但他却赞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其实，写文章而“不免于骂”，这是先秦以来散文的一个传统。孟子号称亚圣，就骂过杨朱墨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不只是骂，而且近于“辱骂”了。既是论战的文章，就不免嬉笑怒骂，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如果从反面去看梁实秋的这段话，倒也可以看出像鲁迅这样的杂文正是继承了古代散文论的传统。　　　　
　　　　因此，我以为“五四”以来，古文的“老调子已经唱完”之后，中国散文的主要成就，是鲁迅的杂文。　　　　
　　　　当然，也有人说，这时期散文的主要成就是某些人所写的小品。例如周作人就说过：“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散文导论（上）》。而胡适也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是周作人等所提倡的小品散文。”《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从这两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现代散文的主要成就又是那继承明季小品的小品散文了。　　　　
　　　　但历史是无情的。几十年来，鲁迅的杂文越来越显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