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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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迅小说真正的现代内容，远不止于真诚同情农民的痛苦，要求坚决彻底的反封建；它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在对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弱点的态度上。鲁迅在小说中，清醒而沉痛地表现、批评了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本身的弱点，如中年闰土的麻木保守和迷信无知，爱姑的眼界狭小和对地主阶级人物存有幻想，华老栓一家的愚昧以及对政治（不管是哪一种政治）的冷漠，等等。特别在《阿Q正传》中，鲁迅更尖锐地批评了阿Q那种以未庄人的眼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把革命单纯看做分富家财物，不能正确区分敌友，只图实现狭隘报复之类的思想。对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何种态度：是友善地批评教育，还是鄙视地加以打击，或者相反，一味地给以保护，不惜把弱点当作优点来鼓吹，这里区分着现代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托尔斯泰式的宗法制小农几种不同的立场。鲁迅和托尔斯泰都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痛苦，然而他们是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来表现的：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农民在1861年以后资本主义化过程中被掠夺的痛苦，他诅咒资本主义，把宗法制小农理想化，连他们的弱点也加以接受和赞美，完全成了宗法制农民情绪的忠实表现者，因而就有了开历史倒车这一面。鲁迅则不然，他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痛苦，真诚地同情农民，但并不是从小农的观点情绪，而是从现代民主主义和朦胧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观察一切和表现一切的。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说明鲁迅对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弱点，采取了善意地批评、痛心地鞭打的态度。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鲁迅感到愤慨；阿Q不准小D革命，鲁迅更感到悲痛。鲁迅和托尔斯泰的这种不同，表明托尔斯泰只能属于俄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前的时代，而鲁迅则属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对鲁迅这样的启蒙主义者说来，像托尔斯泰那样接受宗法制农民的思想，甚至把宗法制理想化，乃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鲁迅小说在对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弱点方面的这种态度，同现代无产阶级十分接近。中国新文学之所以在内容上也能当之无愧地称得起是地道的现代化的文学，同鲁迅小说所开辟的这个优良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尽管后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少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新文学在它诞生的初期就涌现了鲁迅这些具有高度思想水准的小说，这不能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代的骄傲。
《鲁迅其书》第一部分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2）
对于个性主义、个性解放持怎样的态度，同样也是衡量小说的现代内容进入到什么阶段的一杆标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就树立了张扬个性、“任个人而排众数”《坟·文化偏至论》。的思想，“五四”时期在一些作品中对此也大体上继续作了肯定和赞美。但随着“五四”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和斗争实践的深入发展，鲁迅越来越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弱点，越来越对这种思想持怀疑、批评以至否定的态度，这在一系列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幸福的家庭》中，都有明显的反映。《在酒楼上》、《孤独者》里的主人公，都曾经受过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也都曾经向封建势力、封建习俗作过勇敢的抗争；然而曾几何时，吕纬甫失却了蓬勃的朝气，消沉、颓唐、敷衍、随俗得令人吃惊；魏连殳则由愤世嫉俗走到玩世不恭，终于痛苦地向恶势力妥协屈服。他们的结局以严峻的生活逻辑表明：在黑暗制度如天罗地网般笼罩下，个人奋斗十分脆弱无力，只会以失败告终。在小说写作的年代，中国知识界正盛行着易卜生通过《人民公敌》中斯多克芒医生之口说出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这句话当然反映了挪威进步小资产阶级作家“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三）》。的乐观战斗精神，确曾使“五四”当时的不少知识分子受到鼓舞，但其中也明显地包含着空虚脆弱的成分。鲁迅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结合自己战斗实践中的痛苦经验，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终于不把希望寄托在“孤独者”或“最孤立的人”身上。在易卜生信心十足地提出响亮口号的地方，鲁迅感到了虚弱。同样，对于易卜生在《娜拉》一剧中为妇女指出的个性解放道路，鲁迅也先后以论文《娜拉走后怎样》和小说《伤逝》等作了回答。《伤逝》、《幸福的家庭》两篇作品都用令人信服的形象的力量，说明了个性解放、家庭幸福决不能脱离社会解放、经济解放而取得。沈雁冰在1927年写的《鲁迅论》中曾说：“《伤逝》的悲剧的结果，是已经明写了出来的；《幸福的家庭》虽未明写，然而全篇的空气已经向死路走，主人公的悲剧的结果大概是终于难免的罢。主人公的幻想的终于破灭，幸运的恶化，主要原因都是经济压迫，……”原载《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11月。这可以说是最早通过作品评论注意到了鲁迅思想上的明显变化的。鲁迅在这些小说中提出的问题，远比易卜生的深刻，这当然不是由于什么鲁迅的“天分”高过于易卜生，而是因为东方封建势力过于强大，背后又有帝国主义撑腰，这种社会条件使东方革命面对一系列更复杂的问题，也使个人奋斗道路在这里更容易暴露它的脆弱性。中国的新文学是从介绍欧洲文学，包括介绍易卜生起头的；然而在短短几年内，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竟然在思想内容的一些极重要的方面，超过易卜生而有新的发展（这点连欧美的一些文学研究家也同样是承认的），这又一次证明中国革命的实践已深入到何种程度，也表明鲁迅小说的现代内容已达到了什么样的新的阶段。
前期鲁迅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小说作品通过形象所达到的认识，无论在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在某些具体问题（如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上，可以说都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十分接近，甚至取得惊人的一致。尽管鲁迅小说并未表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但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些作品确已到达了当时所能到达的最高点，它无疑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时代。
二、开辟多种创作方法源头的文学大师
“五四”初期尽管在创作方法上提倡写实主义，但许多新起的作者却写着主观浪漫色彩相当浓重的小说。即如《新潮》上的一些作品，不仅“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的写法和语调”，而且“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叶绍钧、王统照、冰心等人早年所写的一些小说，也都曾鼓吹用“美”和“爱”来解决社会人生问题。可见，真正要创作现实主义作品，光是理论上的信奉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相应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清醒地正视现实的严峻态度。当时在文学创作上高举起现实主义大旗的，正是鲁迅。他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透辟了解，坚持清醒的现实主义原则，坚持艺术内容的真实性，一贯不赞成违背生活逻辑，硬塞给读者一些廉价“乐观”的东西。他的小说，宁可只“提出一些问题”《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决不轻易做正面答案。尽管鲁迅也曾因为“听将令”，而“在《药》的瑜儿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呐喊·自序》），但这些都是严格地以不违背生活可能性为限度的。即使这样，“《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而随着斗争的深入，到写作《彷徨》集里的作品时，鲁迅这种严峻的现实主义态度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离婚》为例：这里的女主人公爱姑，具有和祥林嫂完全不同的性格，她大胆，泼辣，能干，颇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丈夫“姘上了小寡妇”而要抛弃她，她就整整闹了三年。她把丈夫叫“小畜生”，把公公叫“老畜生”，别人也奈何不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爱姑，却在一场正义地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失败了。作品着重描写了爱姑会见七大人这位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场面，细致地写了爱姑从最初对七大人有幻想，到后来在他的威严面前感受到极大压力、终于屈服的全部心理活动过程。七大人玩“屁塞”，吸鼻烟，摆出“和知县大老爷换过帖”的架势，这些都是爱姑闻所未闻的，使她感到莫测高深。在这种精神压力下，爱姑由勇于争持转为心慌意乱，由优势转为劣势。小说表明，是封建势力的过分强大和小生产者本身的弱点，决定了爱姑的反抗斗争落入败局。作者严格地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令人信服地写出了这一发展过程，坚决摒弃了旧文学里那种“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主观主义方法，承认生活的复杂性，做到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威”。这是一种尊重客观生活的真正的唯物主义态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有和这种唯物主义态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建立在较为坚实可靠的基础上面。这也就是前期鲁迅现实主义的最可珍贵的特色。
然而，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决不是单一的。他一向主张“博采众家，取其所长”《鲁迅书信集·462致董永舒》。，决不局限于接触自己喜欢的少数几个现实主义作家（如果戈理、契诃夫、显克微支）的作品，而是广泛阅读，择取一切有用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他认为，作家“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鲁迅书信集·1186致颜黎民》。因此，在鲁迅小说中，除了作为主体的现实主义之外，还采取了其他的创作方法，其中尤以象征主义、浪漫主义最为显著。这两种创作方法，有时作为鲁迅小说中的成分，与现实主义相结合而存在；有时则各自构成独立的作品，显出迥异出众的风姿。它们都早已是客观的实在。只是长期以来，或者由于认识上的限制，或者由于受了现实主义独尊论的影响，我们往往较少提到鲁迅小说中的浪漫主义（特别在1958年以前），而对象征主义则干脆视而不见，不承认它的存在。这就把鲁迅小说的创作方法理解得相当狭窄，封闭了本来应该是宽广的创作道路，其后果：不能不堵塞自己吸取各种养分的渠道，限制和影响了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发展。
其实作者自己，对这两种创作方法谈得并不少，不但论述到方法本身及其在自己作品中的应用，还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代表性作家。下面我们分别就鲁迅小说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状况作些考察。
浪漫主义——尤其积极浪漫主义，曾经是鲁迅早年文艺思想中十分重要的一面。1903年写的小说《斯巴达之魂》，虽然带有译述的性质，但浸透整个作品的激越情调与悲壮气氛，清楚地显示了作者当时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好尚 。1907年撰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在几乎并重地肯定一批现实主义作家的同时，推崇和介绍了以拜伦为“宗主”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不但颂扬他们“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革命精神，而且从创作方法上赞许他们“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鲁迅后来回忆到拜伦等“摩罗诗派”对自己早年的影响时说：“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坟·题记》。，“时当清朝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坟·杂忆》。。事实上，拜伦等诗人“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五四”以后的时期，也还对鲁迅留下了影响。譬如说，他们主张“复仇和反抗”的革命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坟·摩罗诗力说》。的顽强斗志，就曾对鲁迅长期地起过作用，这在前期小说中同样有所反映。1926年根据神话传说写的《奔月》，表现了善射的羿在射下九个太阳，射死封豕长蛇和各种害物之后遇到的意外变故：妻子嫦娥因不耐清苦飞升离去，弟子逄蒙又怀着卑劣欲望暗害自己。作品以掩抑不住的深情赞颂了羿的正直勇武、战斗不息的英雄性格，同时也冷隽诙谐地刻画了他在特定遭遇中孤独寂寞的心境，从而既显示了拜伦式浪漫主义悲剧性英雄留下的投影，更表明了时代向前推进在艺术处理上打下的烙印。至于《铸剑》这篇强烈体现“复仇和反抗”精神的出色的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