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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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高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杜衡和王独清。杜衡一方面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他说：“一个人只要有相当才智，他底发展是可以没有限度的，但是他底发展方面是有着断然的限度的。大而言之，如果鲁迅先生学唱青衣，我敢断定他赶不上梅兰芳”，暗示鲁迅先生只会写杂文，写不出伟大作品。一面又重弹“文艺自由”的老调，对左翼文艺运动进行攻击，说什么“作家贵乎自己发展，被人鞭挞出来的克服和转变，老实说，是糟蹋自己的；即使变，也得顺着自己变。缘木求鱼，守株待兔，都非所以自致于‘伟大’之道。伯奇先生劝作家们应该有点野心，但这种野心，仅仅说这种野心的存在，且不用说达到，是非等到文艺上的自由主义从新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是没有多大可能的。”托派分子王独清，则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左翼文艺运动和革命作家进行攻击。他说：“社会运动的进展本可以使新兴文学有很好的收获的，但是，那却挡不住运动路线错误后留给我们的刑罚：可怕的瘟疫竟使许多作家成了不可救药的病人，我们的新的伟大文学作品也始终被瘴气迫害得不能发芽。”
这样，1934年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实际上是当时文坛上各种人物的一次亮相，其中有着尖锐的根本对立的两种观点的。
应当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这样的题目开展讨论，虽然在主观上，郑伯奇同志在《伟大作品底要求》中也指出，是要求作家有“描写伟大时代的勇气”，而不要“只注重身边，或只刻意描写消费层的生活”，而且，郑伯奇同志在文章中也揭露了国民党对作家的迫害。但是，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在客观上却表现了对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伟大战斗业绩和创作成就的认识和估价不足。而在当时，在鲁迅的领导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斗争中，艰苦地但却是胜利地粉碎着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为惟一的文学运动，在理论、创作、队伍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产生了《子夜》这样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和许多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拥有着广大的读者，配合了革命运动。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表现了对战斗的杂文的认识不足。在郑伯奇同志的《作家的勇气及其他》《春光》第二期。中，曾称杂文为“无聊的杂文”。而在当时，在鲁迅的倡导和培植下，杂文这一战斗的文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不少杂文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以它的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好。应该说，它是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所以，这样地提出问题，是会给杜衡之流以可乘之机的。如前所述，杜衡之流也确实乘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战斗的杂文进行了攻击。
在这一次讨论后四个月，有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林希隽，发表《杂文与杂文家》一文载1934年9月《现代》第5卷第5期。，又捡起这一个题目，对杂文大加讨伐。他把杂文称之为“不三不四的杂文”，说写杂文“是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他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
对于《春光》杂志上“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鲁迅当时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他对这一讨论是给予注意的。林希隽的讨伐杂文的文章发表后，鲁迅立即写了《做“杂文”也不易》（发表于1934年《文学》第三卷第四号）。文章开头就说：“‘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文学产生’这问题，还是半年前提出的，大家说了一通，没有结果。这问题自然还是存在，秋凉了，好象也真是到了‘灯火倍可亲’的时节，头脑一冷静，有几位作家便又记起这一个大问题来了。”文章批判了林希隽的“以为中国的没有大著作产生，是因为最近——虽然‘早便生存着的’——流行一种‘容易下笔’，容易成名的‘杂文’”的论调，指出杂文“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批判林希隽的攻击杂文时提到《春光》杂志上的“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讨论，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于这一讨论是不以为然的。在为叶紫《丰收》作序的时候，鲁迅在强调“文学是战斗的”的同时，又对这一讨论及讨论中的错误论调进行了批评。
围绕杂文的斗争，是30年代文艺战线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国民党反动文人、资产阶级文人，从新月派的梁实秋、民族主义文学的王平陵、第三种人杜衡、《人言》的邵询美，到一知半解的大学生林希隽等等，都对杂文“有切骨之罪，给了种种罪状”。鲁迅在1935年12月为《且介亭杂文》作序时，揭露了这些视战斗的杂文为“大敌”的论客。但是，当时在革命文学运动内部也有一些同志对战斗的杂文认识不足。所以鲁迅在《序言》中对于革命作家的任务，对于杂文的战斗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鲁迅还指出：“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这是对于表现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讨论中左联内部一些同志的错误的意见，又一次进行批评和教育。
事隔三十多年，当1977年我们就这一次讨论向郑伯奇同志访问时，郑伯奇同志说：“当时为什么会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这个问题？因为丁玲被捕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左联处境很困难，我们很着急，不知道左翼文艺运动今后怎么办。我就提出左翼作家要敢于写伟大作品，我文章中所说的‘勇气’就是指左翼作家要有‘勇气’面对白色恐怖，有‘勇气’写伟大作品。我所谓的伟大作品是指题材伟大，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作家应该用各种体裁努力表现这些重大事件。伟大作品不单指小说，但确实不包括杂文，对杂文有所不满，认为杂文是随便说说的，这当然是当时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当时有这种想法的还不止我一个人，所以别人也写了不少文章参加讨论。我当时年轻幼稚，提出这个讨论反映了自己在白色恐怖下有一种急躁情绪，空喊口号，实际上这种伟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郑伯奇同志这一段话，表现了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给予我们正确理解这一场讨论的背景、性质及缺点以重要依据。
关于这一场讨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在前几年，对于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中“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这一段，曾经有过这样的注释：“这段话，实际上是对周扬一伙的答复，在周扬把持下的‘左联’，曾于1934年3～5月间，提出‘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问题，公开征答，周扬并指使其同伙写文章，指责作家没有‘创作的勇气’和‘野心’，不敢写‘史传’式的反映‘重大事变’的‘伟大作品’，他们借口要为将来的文化着想，反对只为当前抗争的杂文……”。我们在《且介亭杂文》注释征求意见本中，也采取了这种说法。后来经过调查，知道这次讨论和周扬同志是没有关系的。据讨论发起人郑伯奇同志回忆：“这次讨论完全是自发的，我写那两篇文章也是自发的。在我记忆中，周扬、夏衍都没有同我谈起过这次讨论。”《春光》杂志的两位编者庄启东和陈君冶，虽然都是左联成员（庄启东曾经是暨南大学左联小组的联系人，陈君冶1935年到日本参加左联东京支部活动，病逝于东京），但是，他们办《春光》杂志是左联成员的个人活动，《春光》杂志不是属于左联刊物的性质，它的撰稿人的面是很广的。《春光》上的讨论，也并非是周扬或左联指使和组织的活动。所以，把《春光》杂志上的讨论，说成是周扬指使，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2）
“隐士”
鲁迅在《隐士》一文中，对于古今隐士的剖析，真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登仕，是饭之道，归隐，也是饭之道。”隐士们并非真是与世无争，对世无求，飘飘然去尽世俗利害得失的人物。“归隐”也者，其实和“登仕”是有其共同点的，不过手段不同而已。“登仕”，是公开投靠统治者，求得功名利禄，是“帮忙”；“归隐”，则挣扎得隐藏一点，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帮闲”，仍然是“饭之道”。
这篇文章，是对隐士的泛论；但同时是否也具体有所指呢？经调查，我们认为有。它是针对林语堂等的“论语派”的。何以见得呢？
第一，1934年，林语堂等在办《论语》的同时，又办起了《人间世》半月刊。在《人间世》的发刊词里，就开宗明义，宣告“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此后《人间世》上也常不乏鼓吹“隐逸思想”，宣扬“隐士风度”的诗文。鲁迅在1934年4月7日致陶亢德信上说，对《人间世》“讽诵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就是对《人间世》基本思想倾向的概括。例如《人间世》第八期上钱天起的《隐士》一文，就是赞颂现代隐士的。文章说：“平心而论，隐士亦多端，如岂明先生隐于文采风流，语堂先生隐于幽默，……看来，这些都是艰巨之业，非健如牛，蠢如豕的我们‘小人’所能任。”指名道姓，对“论语派”的代表人物、以现代隐士自居的周作人、林语堂作了赞美。并且为现代隐士们辩护，把批判“隐遁”者冠以“海派”之恶名，说：“虽然，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朝为忠臣，伊德沃罗基；暮为里切，汽车，保镖，朝朝暮暮，骂彼隐遁，此‘海派’之天下也。夫复何言！唉唉，做忠臣怕痛，不做忠臣又怕痛——心痛——的我们其长为被骂之人而没世乎。”这是有意无意的要把“隐士”和“登仕”分开，虽讽刺、针砭了“登仕”之徒，而对“现代隐士”们的其实也是“饭之道”的实质作了掩盖。鲁迅在《隐士》文中说：“肩出‘隐士’的招牌来，挂在‘城市山林’里，这就正是所谓‘隐’，也就是饭之道。”正是对于林语堂、周作人等的或居住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或居住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的现代隐士们的“隐”的实质的揭露。
我们说鲁迅这段话是揭露林语堂等的，还有一个旁证。鲁迅的《题未定草（一至三）》，是针对林语堂《今文八弊》一文而发的。文章明白无疑地揭露了林语堂“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相”。文中有“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杂洋话”的对林语堂的讽刺，和本文的“城市山林”是可以互相参证的。
第二，鲁迅在文中说：“赞颂悠闲，鼓吹烟茗，却又是挣扎之一种”。我们翻阅《论语》、《人间世》，发现连篇累牍“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的文章。如前面我们提到的《人间世》发刊词和林语堂的《论小品文笔调》，都声明要“以闲适为笔调”。而“赞颂悠闲”之代表作，当推林语堂的《论谈话》载1934年4月《人间世》第二期。。文中说：“大概谈话佳者，都有一种特点，都近小品文风味。如狐怪，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中西民族之不同，琉璃厂的书肆，风流的小裁缝，胜朝的遗事，香椽的供法，都可入谈话，也都可入小品文。其共同特征在于闲适二字，虽使所谈内容是忧国忧民时，语重心长，但也以不离闲适为宗。”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林语堂的“闲适”，就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谈狐怪，说苍蝇中去，如果不能忘怀于国家兴亡，民生痛苦，他也要你把这些只作为一种闲谈的材料，不能离开“闲适”两字。他把有闲阶级的“闲适”，作为小品文的基础，说：“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大概小品文与谈话的艺术，在历史上都比较晚出，就是因要有闲阶级为背景”。他甚至信口开河地把“闲适”和共产主义挂起钩来，说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希望有闲能够普遍。所以有闲并无罪，善用其闲，人类文化乃可发达。”
至于“鼓吹烟茗”的文章，在《论语》、《人间世》中就更多了。例如《论语》第四十期，有刘大杰的《说抽烟》，《论语》四十一期，有青田的《烟与清代文人》，《人间世》第一期，有徐的《论烟》，《人间世》十六——二十期，有陈子展的《中国人吸烟考》连载。刘大杰鼓吹说：“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