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43-鲁迅其书:一部断代式的研究史料的好书-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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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连载。刘大杰鼓吹说：“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哪一篇好小说，有哪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青田鼓吹说：“直接予纪帮助，间接予四库全书成功的，却是烟草罢。烟草的功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就不易埋没了。”徐的《论烟》，则更把吸烟与文明联系起来，他说：“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吸烟史前是何等迟缓？而在史后是何等的迅速呢？”“凡是有才干有能力的人，不吸烟者要是有一千分之一，那才是咄咄怪事！女子在文化上少贡献，我不相信不是少吸烟之故，女诗人李清照如果肯多多吸烟，那她的诗词必能更光耀万丈”，因为“烟在一方面是助人以进取的精神，他方面则是给人以疲倦的安慰，她在一方面是起科学的作用，他方面是收艺术的功效的。”
鼓吹喝茶，当推周作人。他早在1928年的《雨天的书·喝茶》中，就是“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得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他的发表于《人间世》创刊号的《五十自寿诗》，也在茶字上做文章，说是“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喝苦茶。”此后的《人间世》上名人们对周作人的许多诗，也无一不在喝茶上翻新花样。
林语堂等人的“赞颂悠闲，鼓吹烟茗”，看来似乎是飘然出世，其实呢，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其“功用”在焉。所以，鲁迅深刻地指出：它“又是挣扎之一种，不过挣扎得隐藏一些”，含蓄地揭露了现代隐士们在“悠闲”、“烟茗”下的世俗利害的实质。
第三，鲁迅在文中还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象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也就为了这缘故。其实连和苍蝇也何尝有什么相关。”这也是对林语堂等现代隐士们的揭露。文中的“宇宙”、“苍蝇”，显然是对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所说的“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的讽刺。而“奋袂而起”的事，也是有许多例子可举的。例如，1934年，由刘大杰校编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出版了，但其中有不少标点错误。曹聚仁发表了《何必袁中郎》、《标点三不朽》、《谈标点古书》等文，对刘大杰的标点错误进行批评。林语堂就于1934年12月在暨南大学演讲时，大骂曹聚仁是“没有人格”、“没有家教”、“开口就骂”、“骂社会”、“骂名流”、“甚至连我和刘大杰都骂到”、“可恨”、“好象妓女一样下贱”。提倡“幽默”的林语堂，这时候一点不幽默了。事情涉及到他们一伙，他就泼妇骂街般地骂开了。这篇讲演在《论语》五十七期上发表时，题名为《做文与做人》，把这些骂人话都删去了。为此，曹聚仁还写了一篇《我与语堂先生往还的始终》以揭露真相。
对林语堂等“论语派”的斗争，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斗争之一。林语堂以《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为阵地，讲幽默，谈性灵，说潇洒，赞颂悠闲，宣扬隐逸思想，鼓吹明人小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起着粉饰太平，麻痹群众的反动作用。鲁迅曾写了许多文章和他们斗争。《隐士》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篇。
“骂倒了一切古今人”与“袁中郎”
鲁迅在《招贴即扯》中说：“工愁的人物，真是层出不穷。开年正月，就有人怕骂倒了一切古今人，只留下自己的没意思。”这位工愁的人物是谁呢？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没有注释。经查，他就是论语派的林语堂。他在《做文与做人》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指责他所谓“骂人”的“现代文人”，说：“你骂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老朽，你自己也得打算有吴稚晖、蔡元培、胡适之的地位，能不能这样操持。你骂袁中郎消沉，你也得自己照照镜子，做个京官，能不能象袁中郎之廉洁自守，兴利除弊。不然天下的人被你骂完了，只剩你一个人，那岂不是很悲观的现象？”
林语堂在古人中特别提了袁中郎，还不是没有原因的。1933～1934年，林语堂等人对于袁中郎的宣传，实在是很热闹过一阵。1934年，他们出版了袁中郎全集，并在《论语》上大登广告，广告中说：“经刘大杰先生将中郎诸集，搜罗无遗，细心校刊，始成此最完善之全集。复经林语堂、周作人、郁达夫、阿英诸位先生校阅作序，尤为难得。现因篇幅过多，改分中装六册，并加标点，用仿宋字及上等宣纸精印，古雅绝伦。”他们在《论语》上以“幽默文选”栏刊登袁中郎的文章。他们发表了许多颂扬袁中郎的文字，尤其是林语堂，几乎言必称引中郎。林语堂还在1935年1月《人间世》十九期的“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栏中，特别写上《袁中郎全集》，并加注说明道：“自来我读书少有如此咀嚼法。在我读书算一种新的经验。”
那么，林语堂等宣扬了袁中郎的什么呢？
在为人方面，他们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潇洒浪漫的处世态度。林语堂在《说潇洒》1935年2月《文饭小品》创刊号。中说：“即如在中国文学，名为儒家经世派的天下，却暗地里全受道家思想的支配——如山林思想，归田思想，归真返璞，保和持泰等。”而在所举的作家中，就有袁中郎。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1934年10月《人间世》十三期。中说：“中郎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人，……他在苏州做了一年多官，精神上感到极大的痛苦。他时时刻刻想辞官不做，想到山林里去，追求他那精神自由的理想生活。……后来，他费了无穷的气力，辞去了县官，同几位诗酒朋友，到浙江去游山玩水去了。”张汝钊的《袁中郎的佛学思想》《人间世》二十期。一文，也是强调袁中郎不愿做官，辞官以后，“朝夕潜心研究”佛学，“不问世事”，“受了当时禅净二宗的洗礼了”，“是‘禅净双修，定慧具足’的出格豪杰，所以他的襟怀自然有一种不能用言语来谨表的霁月和风状态，与一团活泼地精神”，简直把袁中郎说成是超然世外的佛门弟子了。并说他因此而受到了“一般头巾气——自命为主持风骚的儒臣”的攻击。
在文学方面，林语堂等竭力宣扬袁中郎的“性灵”说。林语堂的《论文》1933年4月《论语》十五期。和《论文下》1933年11月《论语》二十八期。是两篇系统宣扬“性灵”文学的文章。文中他引了袁氏三兄弟关于“性灵”的许多话，然后加以发挥，说“性灵派文学，是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而足以启近代散文的源流”，“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唯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刘大杰在《袁中郎的诗文观》中也说：“重性灵，这一点，可以说是中郎文学的精髓。性灵便是今人所说的情感和情趣。……文学没有性灵，文学便是死的，譬如人没有灵魂，人也是死的一样。所以中郎对于这一点，特别重视。”与此相联系的，林语堂还宣扬袁中郎“提倡本色之美”，若非出口成章便不是好诗，君非不加点窜便不是好文《说本色之美》，见《文饭小品》第六期。；推崇袁中郎“赏识《金瓶梅》，……是浪漫文学观念之开始，浪漫文学都看重‘才’字‘逸’字。”《说潇洒》，见《文饭小品》创刊号。。林语堂等当时正在提倡小品文，袁中郎的“性灵”小品，是他们奉为楷模的，刘大杰就说：“小品文实为明代文学之精华也，……中郎全集……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章。”《春波楼随笔》，见《人间世》创刊号。
鲁迅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袁中郎有潇洒飘逸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他还有关心世事的一面。他的性灵文学主张，在反对当时的文学拟古主义潮流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方面，却是比较的被忽视了的。而林语堂等竭力宣传袁中郎的出世思想，宣扬他的表现士大夫情趣的“性灵”小品，对“性灵”加以唯心主义的发挥，这正如有人宣扬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并断定陶潜“混身是‘静穆’”一样，是一种对古人的歪曲。当时，在国难当头的严峻时刻，在国民党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残酷处境下，宣扬这些东西，对广大读者起着极其有害的作用。因此，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对林语堂等人进行了批判斗争。
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骂杀与捧杀》、《读书忌》等文中，就对他们宣扬“性灵”、歪曲袁中郎、掩盖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血淋淋现实等方面，进行深刻的揭露。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指出：袁中郎“这一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鲁迅其书》第四部分《且介亭杂文二集》注释札记（3）
阿英当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袁中郎与政治》1934年《人间世》第七期。中说：“中郎这一顿冤枉，主要的是吃在现世的一般借他作掩护的人身上。他们没有正面黑暗的勇气，没有在白刃当前反抗暴力的精神，于是拖出一个死中郎，来作自己的盾牌。——其实袁中郎尸骨虽寒，遗集宛在，他一生之中，何曾象是一般人，把‘时事’忘却来！”
鲁迅等的揭露，使得林语堂等人“愤慨和狼狈之状可掬。”于是引出了他在《做文与做人》中的我们在本文开头所引的一段妙文。
《招贴即扯》就是鲁迅针对这一段妙文，对于他们歪曲袁中郎的进一步批判。对于林语堂的“骂倒了一切古今人”的怪论，鲁迅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岂但一切古今人，连一个人也没有骂倒过。凡是倒掉的，决不是因为骂，却只为揭穿了假面。”鲁迅这篇文章，做的也就是揭穿假面的工作。他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从而撕去了林语堂等挂着袁中郎招牌的假面，暴露了他们歪曲袁中郎、贩卖论语派货色的蛀虫本相。
围绕袁中郎的斗争，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和林语堂等的论语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招贴即扯》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
“文人相轻”
鲁迅在《“文人相轻”》一文中说：“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这个提出“文人相轻”的口号究竟是谁？1958年版的《鲁迅全集》未作注释。我们查了一部分当时的报刊杂志，发现“文人相轻”见之于林语堂的《做文与做人》发表于1935年1月《论语》五十七期。一文中，这是他在暨南大学演讲的修订稿。他说：“文人好相轻，与女子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于是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看见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
我们知道，30年代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林语堂所说的文言派、民族文学派、第三种人，都是当时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反动文艺派别。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艺运动和他们的斗争，正是30年代文艺战线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林语堂把这些斗争统统称之为“文人相轻”、“互相臭骂”，甚至比之于女子的入宫见妒，妓院中的嫖客相打，这不仅是混淆黑白，而且是有其险恶用心的。
其实，林语堂所举的“互相臭骂”的事例中，有意地回避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对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的斗争。我们前面说过，30年代，林语堂主编《论语》、《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装出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是在尽着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帮闲职责。鲁迅在这时期写了许多与论语派斗争的文章，揭露了他们“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的反动本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林语堂跳了出来，把文艺上的斗争统统污蔑为是没有是非曲直的“文人相轻”，妄图以此为已经被揭露得声名狼藉的反动文艺派别（包括他自己的论语派）招魂，影射和攻击左翼文坛对反动文艺派别的斗争是一种不能容人的宗派主义，吓退那些入世不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的文学青年，使之不敢坚持文艺领域的斗争。
但是，宣扬“文人相轻”的无是非观的论客，其实是有他自己的是非爱憎的，反对“文人相轻”的论客，其实也要“相轻”的。鲁迅在《“文人相轻”》中说：“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风气”，指的是文艺领域的斗争。且看他是如何“投一切‘文人’以轻蔑的。”在《做文与做人》中，林语堂似乎是骂遍了一切文人，他骂名士派，骂唯美派，骂激昂派。但是，他所攻击的主要对象，却是十分清楚的。他说：“文人自己鲜廉寡耻，怎么配来讥讽政府鲜廉寡耻。你骂政客官僚投机，也得照照自己的脸孔，是不是投机。你骂政府贪污，自己就不要扣稿费，不要取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