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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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赞同“斗争”，但他的理由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并以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亦视强项敢死之民众。”所以鲁迅的斗争，是为了反抗压迫，为了“翻身”，为了改革；决不是作威作福，箝制人，压迫人，随意置人于死地。
鲁迅思想的卓异即在于：他力主革命，力主改革，力主斗争；但同时认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尤其在根本上，鲁迅认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在如火如荼横扫一切的“革命”怒潮中，他一再抗议“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的思想、观念、作为。鲁迅站在青年学生的血泊中大声疾呼：“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鲁迅太珍惜生命了。他是主张“生命便是第一义”的人，所以他坦承他不能做领导，因为“凡做领导的人，……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鲁迅甚至推而广之，表示“我并不想劝青年得到危险，也不劝他人去做牺牲，说为社会死了名望好，高巍巍的镌起铜像来。自己活着的人没有劝别人去死的权利，假使你自己以为死是好的，那末请你自己先去死吧。诸君中恐有钱人不多罢。那末，我们穷人唯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是最稳当的一条路。”熟悉鲁迅生平的人大都知道，清朝末年他在绍兴府中学做监学，学生要剪辫子，他劝他们不要剪。学生甚至怪他言行不一致，因为他自己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把辫子剪掉了。当学生还是把辫子剪了，鲁迅装着没看见，保护着他们。别的学堂的剪了辫子的学生，是立即被开除了。杨霁云先生为鲁迅编《集外集》，写了序言，鲁迅认为是好的，“但结末处似乎太激烈些，最好是改得隐藏一点，因为我觉得以文字结怨于小人，是不值得的。至于我，其实乃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这样的事例还有一些。鲁迅提倡“壕堑战”是有名的，这同他提倡的“韧性”战斗相辅相成。“壕堑战”就是先保护自己，守住阵地，不到短兵相接的时刻不挺身而出。写文章也是这样。1925年鲁迅告诉他的学生：“政府似乎已在张起压制言论的网来，那么，又须准备‘钻网’的法子——这是各国鼓吹改革的人们照例要遇到的。”在国民党政府检查书报，密令禁毁，乃至逮捕作家，秘密杀害的“文化围剿”中，鲁迅说他自己就把文章的“骨头”先抽掉几根，他的许多杂文集的书名，如《伪自由书》、《二心集》、《准风月谈》，都显示出“壕堑战”的精神与本领。这也是一时代的精神，必将为后人所纪念与景仰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的这几句名言，早已揭示历史是怎样令人回顾与前瞻的了。
中国的圣贤总是鼓励、教导人们做牺牲，而且是为了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臣死忠，子死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乃至扩展到一点公物，几张钞票，都必须不惜牺牲生命赤手空拳去与持刀持枪强盗搏斗。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中，鲁迅力排传统，不鼓励牺牲。然而，革命与改革又是难免牺牲的，鲁迅的见解是：“为社会计，牺牲生命当然并非终极目的，凡牺牲者，皆系为人所杀，或万一幸存，于社会或有恶影响，故宁愿弃其生命耳。”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1）
3。关于虐杀
鲁迅痛恨虐杀。他自己说：“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
鲁迅不仅抨击中国古代割舌、剥皮、幽闭等虐杀的酷刑，尤其针对现实抨击及身而见的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等虐杀的酷刑；鲁迅对虐杀的憎恶不仅散见于许多篇杂文，而且曾著专文如《电的利弊》，指出“许多人赞颂电报电话之有利于人，却没有想到同是一电，而有人得到这样的（按，指电刑）大害，福人用电气疗病，美容，而被压迫者却以此受苦，丧命也。”
统治者发明种种虐杀手段，施行种种虐杀手段，不仅镇压了民众，尤其在扼杀了民族的坚卓刚毅的性格。向统治者自首，这是革命者的变节行为，向来受到社会的普遍谴责。鲁迅却将矛头指向统治者而对他们区别对待，流露出同情的理解。这也是我从青年而至于今，四十多年来留在心里的震撼之一：“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外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国民党之所以能够推行法西斯独裁，蒋介石之所以能够享有与皇帝比肩的“一个领袖”的权威，无疑得力于他的严密的特务组织和史无前例的遍及全国的虐杀。但国民党内几乎没有“坚卓者”，几乎没有信仰其主义的“真正的党徒”，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也和他“操此策”分不开的。
4。关于屠杀
鲁迅一生经历了两次屠杀。第一次是北洋政府枪杀徒手和平请愿的北京学生，第二次是国民党背叛大革命实行“清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民众。前者鲁迅指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下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一系列留下不朽的教训的文字。后者促使鲁迅转变政治立场，从支持国民党及其北伐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反抗、打倒国民党，并几乎用后半生的全部心血撰写杂文，解剖国民党的“党国”思想及其体制，国民党的对外对内政策，国民党治下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以其“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人格与文风，留下了一部独特的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心史。
鲁迅对于生存，对于死、死后、“轮回”（“他们〔指穷人〕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见《死》）的思考，是鲁迅思想核心内容之一。
他说：“中国人的生命圈”＝“生命○”。
他说：人被杀于万众聚观之中，比被杀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快活，因为他可以妄想，博得观众中的或人的眼泪。但是，无泪的人无论被杀在什么所在，于他并无不同。
杀了无泪的人，一定连血也不见。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也终于得不到杀他之乐：这是他的报恩和复仇。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他说：……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我读鲁迅，觉得“未知死，焉知生”，这恐怕是一对相反而又相成的人生哲理的命题吧？
人必须温饱，这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事，显而易见的生存之理。老子力主“不争”，近乎禁欲的“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还主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要使民众得到温饱。唯有孔子，却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治国在“去兵”之后竟可以“去食”，而以“信”为最高的圭臬。于是孔子之徒以“几不言钱”为清高，相标榜。其实是他们并没有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像劳动者一样为求温饱而挣扎。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2）
鲁迅对待温饱，对待贫穷，对待钱，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有一种重大的觉悟。这不仅仅是对待温饱、贫穷和钱的思想的转变和觉悟，尤其是对待农民、穷人的生活、生存的看法和态度的转变和觉悟。
鲁迅是在传统教育中接受传统文化长大的。他曾说他几乎读过十三经。他不能不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鲁迅二十一岁时作《祭书神文》自豪而又自傲吟哦的是：“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
鲁迅后来曾向朋友回忆并分析这种状况。他说：“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想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所示着重为原有）
鲁迅也曾公开表示：“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人生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各人出生的时期、地域和地点、家庭诸条件并不平等。在人类生存的理想境界到来之前，惟有懂得并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到“劳苦大众”的痛苦，才懂得人生，才懂得生存、温饱和发展的况味与真谛。这才是所谓人生观的基石。
鲁迅思想中的温饱，是劳苦大众的温饱，普通人的温饱。第一，它荡除了“‘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所以鲁迅劝告他的学生说：“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这是平凡的道理。这道理出自人有食欲的第一天性；出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人类社会从古至今贫富悬殊、劳苦大众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人以为鲁迅笔下出现了“经济”二字，思想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人以为鲁迅这样强调吃饭的重要，思想里就有了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正是强调“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的。其实，人首先必须吃饭，古人早已强调了，这事实已成常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的思想孔夫子就听说过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于他认为“发现了”“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同时，“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鲁迅思想的独特性在于：他从人必须吃饭，而饭必须钱买的社会现实出发，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看不起钱”，“以说钱为卑鄙”的偏见，恢复吃饭和说钱的平凡性；指出钱买不到自由却能为钱而卖掉的事实，从而强调钱也即经济权“最要紧”。鲁迅甚至主张“争食吃”。他说：“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屠杀（3）
鲁迅思想中的温饱，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