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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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思想的核心
三
归根结蒂，在于“立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立而后达到“人国”，是一个理想的境界。
鲁迅的“立人”与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是根本不同的。
第一个大不同，恰如孔子所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孔子的“所以立”，说得很清楚：“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也”。“礼”是“所以立”的内涵和标准。鲁迅对于儒家的礼是不以为然的，持批评态度的。鲁迅的“所以立”，其根本内涵已如上述。鲁迅又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这是鲁迅著名的“拿来主义”。《拿来主义》中举了一个穷青年得到祖上一所大宅子“怎么办”做例子，大概也是有所寓意的吧，而“拿来主义”主要指翻译，指从外国拿来，大概已成公识。鲁迅说，“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种外来的旧理想”，鲁迅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思想是首先建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要之，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所作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未完），都是“拿来”，也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硕果。“立人”是依人格平等的新说，从中国传统的人格依附的“三纲”中挣脱出来，从“礼”中挣脱出来。
第二大不同，孔子的“立人”是整个人生的一个局部问题，是一个过程。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他自己则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三十而立”，几乎才刚刚开始。鲁迅的“立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实现。依据“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思想，固然人之所以为人带有“中间物”性质，是开放性的，但“立人”不是人生的某一阶段，有待“不惑”“不逾矩”的阶段，而是一种整体状况。
至于“己欲立而立人”，孔子的原话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意在说明“仁者”的推己及人，推己及人是求仁得仁的方法。鲁迅的“立人”不是推己及人中的概念，而是自我完成的概念；不是得“仁”的方法，而是使自己成其为“人”的目的。
鲁迅的“立人”也不同于“国民性批判”。由于鲁迅思想否定性的特点，也由于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或以为“立人”也就是“国民性批判”，其实不同。虽然“批判”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某种之所以予以批判的正面主张，但也不尽然。辛亥革命以后，鲁迅极不满意于这个“民国”，但作为“国家”的走向，鲁迅自己说是并不清楚的。他说，“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国民性批判”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着重指出种种坏根性，予以攻击，希图改良。而“立人”，既是一个正面的目标，一种理想，又有着正面的内容，也就是建设的蓝图。鲁迅曾批评过一种国民的坏根性，“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鲁迅又曾区分各种破坏者，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而否定“‘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而呼唤“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如果说“国民性批判”是破坏的话，“立人”就是建设；如果说“国民性批判”是手段的话，“立人”才是目的。这只有在革新的国民“坏根性”的破坏者，两者才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因为有“立人”的理想之光。否则，那只有恨恨而死，那才是虚无主义。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时时回顾与前瞻
四
20世纪行将结束，21世纪还有四个月就算到来了。恰巧21世纪到来的第一年竟是鲁迅诞生的第一百二十周年。是的，人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滴，总难免时时回顾与前瞻吧。
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与苏联，鲁迅都听到了，他从怀疑而相信而寄予希望，写下了热烈赞美的文字。鲁迅没有看见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后雨后春笋似的从地底下生长出来，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阵营，鲁迅更没有看见年未半百而这个阵营瓦解，连苏联也解体了。鲁迅赞美苏联的文字落空了，鲁迅寄予的希望至少暂时失去了依据。这是无可辩护的，鲁迅所讴歌的“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并非事实，“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不过是谎言；“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大概也是应该折扣的豪语。是的，这是真的，白纸黑字，鲁迅失察。不过我又想，海市蜃楼也罢，昙花一现也罢，作为鲁迅对一种“社会制度”价值判断的标准，群众要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人要生活得像“人样”，一切设施要“合于人情”，不也还有一点思考的余味吗？不也可以作为鲁迅思想中“立人”与“人国”的参考吗？说到底，人应该像人样。人不会为社会制度而存在，社会制度是为人而存在的。鲁迅的思想，一以贯之的，“根柢在人”，“一切都是中间物”而已矣。
冷战结束了吗？我以为并未。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生存问题，贫富问题，笃信宗教的宗教问题，男女平等问题依旧是21世纪世界性的四大基本问题。
全球化吗？这不过是一个新名词，换了的一个新说法罢了。自然，也许是我的不学，马克思不是早就提出了“世界市场”了吗？
这一定是时间的早晚问题了：我们中国加入WTO。然而，这不过是出入“世界市场”的一种方便罢了。关键却还在我们自己有多少资本，有多少产品，有多好的劳动力。关键的关键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十几亿人口中的“全国化”。我们的农业人口还是人口中的多数，据说是67％强。我们的“铁牛”并没有取代老黄牛。我们的贫困人口到底是多少？谁心中有数？我们的“义务教育”并不“义务”；不但不“义务”，而且希望在“希望工程”。我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不但是地方上的关卡，而且是假冒伪劣产品的温床。
全球化我不懂。在我感觉中的“全国化”中，我觉得鲁迅还很年轻，鲁迅还葆有旺盛的强大的生命力。鲁迅写小说，“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的是“改良这人生”。鲁迅小说中所揭出的病苦，即使已经得到疗救，而且已经痊愈，难道就没有新的病苦，难道这人生已改良得尽善尽美？否则，鲁迅这一志向、思路与精神，总是值得后人纪念与效法的。鲁迅的朋友为他编成他的第一本杂文集《热风》的时候，鲁迅在《题记》中表示了一种“悲哀”，因为他认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而他的文字竟依然存在，因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鲁迅所攻击的“时弊”，到21世纪应该已经灭亡了吧？鲁迅攻击时弊的文字当然也随同灭亡，这是活人的大幸，也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并预致祝贺的。但是，在儒家的“大同”世界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阶级社会”里，在鲁迅的“人国”里，难道没有一点那时那地的“时弊”？倘若有，那么，鲁迅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情怀一定是和他们相通的，而获得会心的一笑吧？这就足够了。何况当前，四个月后，不过“区区”百年的一个世纪。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1）
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
行动者——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尤西林
一
对于尚在艰难推进现代化并且终将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国而言，鲁迅最重要的意义并非文学家或思想家的，而毋宁是涵摄文学、思想与社会批判为一体的一种人格姿态，他象征着一种现代社会角色：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
与前现代社会的巫、士、教士、意识形态权威相比，知识分子：同样拥有文字符号，但已属于理性工具，而不再是谵妄的象征；同样超越具体实用含义而追问根本的价值意义，但不是依据神性而是依据人性；同样关怀公共性特别是公共精神，但不拥有任何身分资格或特权背景。精神观念与权力亦即政教之分离，构成知识分子现代性最重要的基础与标志。
由此而拓展为知识分子一个独特的现代特性，即它不是从属于生产力范畴的脑体分工框架下的脑力工作者，甚至也不是某种专业或职业，而是基于高度专业分工化现代社会的人文整合需要而超越专业分工的精神群体。在这一意义下，爱因斯坦并非因拥有物理科学含义知识而为“知识分子”，而是当他关怀原子能科学的人道主义意义时才称为“知识分子”；设若他后来又不关怀公共精神了，则不复为“知识分子”。
康德把脱离蒙昧的现代人定位于自主运用理性。但运用理性却有“私下运用”与“公开运用”之别：“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而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运用。”康德饶有深意地将专业职业与“私下运用”关联而与知识分子（“学者”）的“公开运用”区别开来。它意味着，一个政府官员虽则天然地与公共事务关联，但若仅仅作为职业例行公事（亦即国家机器必需的“消极服从”），则只是“私下运用理性”。但当他超越这一社会分工，而以“世界公民社会成员”亦即“学者”独立批判态度面对公众事务时，就成为“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这种超越事功职业而力求保持意义境界的社会定位，导致了后来韦伯关于“志业”或“天职”的著名表述。
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生史上，鲁迅，无论其精神旨趣或实际生活道路，都成为上述知识分子现代含义的一个人格象征。
从甲午惨败到废科举，依托宗法—皇权的儒教上千年政教合一格局终结，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由此独立问世。但是不论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还是严复、梁启超，都终究未能与传统断脐。鲁迅却是从内在精神观念到现实世事，终生与儒教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文化搏斗者。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及种种“主义”思潮在树大根深的旧传统势力面前的脆弱表现，是鲁迅一生铭记的教训。《野草》所表达的深沉苦闷与拒斥任何形式依傍的孤独执着，实际是鲁迅整体气质的代表性特色。鲁迅从而终生对政治与意识形态持独立审视与批判态度，不仅与亲近政权的自由主义派系相区别，也与挟“主义”话语和政党组织身份的极左文化圈保持着距离。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2）
鲁迅的这种知识分子独立立场当然不应视为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惟一正当的关系模式，但它却是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包括国家与广义意识形态）建设多种积极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点。因此，毛泽东称赞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但这似乎并不能依据他所谓“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的“助革命”之功，而更应从现代知识社会学高度，视之为“思想性的无依托者”（别尔嘉耶夫）、“社会性非实体”的“自由职业者”（曼海姆）。
鲁迅的自由职业归宿，为其知识分子志愿所定位。辞中山大学教职后定居上海的人生最后十年，鲁迅虽然未间断大学讲演，却典型地是以康德所说的“摆脱公职”的自由独立身份，“面对全体公众”“公开运用理性”。这十年同时成为鲁迅以“自由职业”的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社会评论杂文的黄金十年。
即将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仅有极少数人能幸运地将个人生计与超职业地“公开运用理性”结合为自由“天职”。鲁迅择业的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至今在感召着后来人。
青年鲁迅弃医弄文的著名精神事件，应提升到鲁迅自觉选择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高度看待。这一转变奠定了鲁迅一生的事业目标：改造国民精神。鲁迅以“立人”、“张精神”为立国之“首”的信念，既反映了中国近代启蒙从器物、制度向文化精神逐步推移的深度，又表现了这一启蒙无力综合、反而割裂社会形态诸要素的前唯物史观局限。但着眼于精神意义，却恰是以科技工艺为主流的现代社会的盲区，它成为知识分子现代兴起的一大背景。与之相关，“国民精神”又关系到知识分子现代起源的另一背景，即在现代分化性社会中重建公共性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