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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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一种“原罪观”，而把进化原则作为一种理想推到未来，使之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信念。　　　　
　　　　但现实最终教育了他。一代一代的青年无可奈何地走上了旧的轨道，有的学生反过来暗算老师，有的颓唐，有的叛变，一切都是老样子，甚至一代不如一代，优汰劣胜。在《颓败线的颤动》中，他描写青年责怪养育他们的母亲挡了道，成了累赘，小孩子刚会说话已能喊“杀”。进化论决不是什么可以依靠和信赖的“社会规律”，人类若不自己长进，的确会退化、堕落、灭绝，历史上这种例子多得很。　　　　
　　　　这样，鲁迅的思想就从进化论的藩篱超越出来，更多地带上了存在主义的色彩。当然，对于青年他始终还寄予希望，但这并不是由于相信将来必定比现在好，而是由于有将来，毕竟就有不同于现在的希望，有再次努力的可能。　　　　
　　　　五对传统的批判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最激烈的，也是最实在、最致命的。他把传统文化归结为“吃人”二字，并劝青年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这很为现在一些研究“国学”的人不平，他们为此给鲁迅扣上了“民族虚无主义”的大帽子。但他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只是建议“青年”不要读太多中国书，而要先接触些外国的眼光和方法，才具有抗拒传统毒素的免疫力。鲁迅自己也研究传统，但他仍认为他对青年的建议“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写在〈坟〉后面》）；他也对魏晋文章、女吊和民间复仇故事（眉间尺等）感兴趣，但归根结底认为这些研究都是些无聊和无可奈何的事，因为传统中的这些反正统因素毕竟带有传统的局限，而这只有从“外国书”的立场才能看得出来。　　　　
　　　　鲁迅对整个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概括也令传统文化的鼓吹者大为不满，他概括为两个不断交替循环的时代：1。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2。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灯下漫笔》）。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攻击也是不遗余力的，曾指出他们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论睁了眼看》）。只要我们认同他的从现实出发的立场，就可见出他的这些话从根本上来说毕竟是深刻的。他的原则是：“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我们只要看看鲁迅的《坟》、《热风》中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今天的国学热和保守主义思潮的，就可见出历史的确没有走多远。鲁迅所批驳的当时“爱国论”的五大论点至今还在流行着，它们是：1。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2。外国物质文明，中国精神文明；3。外国的好东西，中国古已有之；4。外国也有叫花子、臭虫等等；5。中国就是野蛮的好。鲁迅指出，前面几条都不值一驳，惟有最后这条最令人“寒心”，因为它说得更“实在”。承认中国“野蛮”的事实，却仍然说“好”，这是《水浒》中牛二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今天在各种“寻根”、“回归”和展示中国野蛮风俗的“好处”和“美点”的文学作品中，看得更加分明。我们怎能说鲁迅已经“过时”了呢？　　　　
　　　　但国人的无是非心，于今尤甚。看来，鲁迅是注定还要孤独下去的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1）

　　　　“也是人”的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　　　　
　　　　●刘纳　　　　
　　　　在如今这个被称为“后现代”的时代里，“反读”经典、消解大师成为文化时尚。我们已经读到了外国人写的《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编的《重读大师》。“反读”和消解的切入点往往是说大师其实也是人，也有人性的弱点，也就有同于常人甚至不及常人之处，因而，他们既不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崇拜对象，又是可以被理解和同情的。　　　　
　　　　近年来，人们也常被告知：鲁迅“也是人”。　　　　
　　　　说到鲁迅“也是人”的时候，与说他的兄弟周作人“也是人”，那意味是有所不同的。　　　　
　　　　说到周作人“也是人”时，论者通常挟带着“理解之同情”，旨在说明他虽然作了汉奸却也并非一无是处。而说到鲁迅“也是人”，则在于披示人间的鲁迅并非一无“非”处。十多年来有一个被不加分辨地反复使用于某些“过气”大人物的说法：“走下神坛的××。”鲁迅也成为了××之一。　　　　
　　　　鲁迅曾经想要、愿意、赞同——走上神坛吗？如果说鲁迅曾与哪一座“神坛”有缘，那也是他死后若干年的事。无论“走上”还是“走下”，都与他本人无关。　　　　
　　　　鲁迅曾引西人的话：“要估定人的伟大，则精神上的大和体格上的大，那法则完全相反。后者距离愈远即愈小，前者却见得愈大。”鲁迅说：“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华盖集·战士和苍蝇》）　　　　
　　　　鲁迅距离我们，近了又远，远了又近，反反复复。近时“则愈小”，“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仍然是人，不过如此”。然而，这“仍然是人”的结论有那么重要吗？“一样”以外的不一样之处才是最不该被忽略的。　　　　
　　　　鲁迅在逝世前不久还曾写道：“然而人往往喜欢说得稀奇古怪，连一个西瓜也不肯主张平平常常的吃下去。”“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如今人们已经不再“喜欢说得稀奇古怪”，所注意的也不再是“特别的精华”，反而常“在枝叶”。我们知道，鲁迅既然“也是人”，他吃饭或者吃西瓜都会“平平常常的吃下去”，他也会算计怎样挣钱和怎样花钱，也会被牵扯进人事纠葛，也会有兄弟冲突、夫妻矛盾，也会为俗事生气，也会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和欣喜。　　　　
　　　　但是，鲁迅至今能引发那么多人强烈的探究兴趣，并不是因为他也吃饭，也吃西瓜，也睡觉，也……，不是因为他“也是人”，而是因为他提供了其他许许多多“也是人”的人提供不出的东西，是因为他——他的著作和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和他的行为方式——是现代中国独异的存在。　　　　
　　　　我不知道从“也是人”的角度去理解鲁迅能有什么意义。人究竟有什么共性？食、色？恋生恶死、喜怒哀乐？这些不是所有哺乳动物共有的吗？鲁迅说：“倘以表现最普遍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通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通常所说的“人性”，不过是动物性罢了。与其它动物相比较，人其实是最缺少共性的类种。人可能拥有了不得的崇高和智慧，却也可能表现出不齿于动物的凶残与愚蠢、卑鄙与贪婪。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2）

　　　　鲁迅“也是人”，鲁迅生活在人间，这当然是确定无疑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也是人”的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　　　　
　　　　现代心理学愈来愈重视童年经历，特别是童年时代创伤性经历对人生的影响，将童年生活视为考察人格类型、心理特征与行为方式的钥匙。我们可以相信，少年时期祖父“出事”和父亲的死，以及继之而来的家道步步衰落，将凝集成不可磨灭的心理潜影，会伴随鲁迅整个人生。他特异的性格和特异的人格，他有悖于社会习俗的行为方式和人生态度，都能从童年少年的遭际中找出一些因由。同时，当我们承认童年少年经历对日后人生的重要性，我们是否也可以问一句：难道它能够重要到足以决定一切的程度吗？事实上，每个人在生活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过选择，同样的或者相似的童年少年经历完全可能导引出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鲁迅写下过几十年来被研究者反复征引的至深的体悟：“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相似经历的人何止千万！在那社会政治经济大变动的年代，不知有多少人家“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又不知其中有多少人因而“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但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成为了鲁迅？从经历与境遇入手，其实难以解释鲁迅人格与性格的形成及其独异性。　　　　
　　　　大约十多年来，在鲁迅研究及对其他作家的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即研究者虚悬出“正常”的标准，然后从作家的经历指认出其非正常之处，再分析此种“非正常”对性格心理及其创作的影响。那么，什么是正常的人生呢？大抵要父母双全，既不至于缺爹少妈也没遇上后爹后妈；家庭无变故，没有由穷变富或者由富变穷；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结婚，别结交“第三者”也别充当“第三者”，别分居别离婚也别丧偶；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生孩子，孩子别弱智别残疾也别遇上什么其它意外……按照虚悬出的“正常”标准，鲁迅自童年至中年的经历存在着诸多可供研究者从心理学角度发挥之处，于是我们能看到不少此种角度的探讨。　　　　
　　　　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被引入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得出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结论。尤其应该提到，将弗罗伊德以“性”为中心的心理学用于对作家的考察和对人物的分析，已成为很普遍的做法。弗罗伊德学说有很深刻的一面，却也有很刻毒的一面。刻毒源自偏执，他那些由精神病的临床实践所得出的结论，竟可能使每一个人怀疑自己精神的正常和情感的正常，进而使一切人类感情都蒙上邪恶的色彩。当潜意识、生殖器崇拜、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术语，“性”在人生命过程中的位置被绝对化、夸大化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3）

　　　　像鲁迅这样曾在生命力最旺盛的中年过着实际独身的生活，自然给研究者留下了以弗罗伊德学说做武器去探幽发微的足够的空间。鲁迅本人也承认禁欲生活对独身者心理的负面影响，他在《寡妇主义》一文中说过“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等常被人征引的话。但往往被探究者忽略的是：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对性需求与关注的程度大有差别。鲁迅当年谈及小报新闻对女性的揣测时写道：“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我们也可以就对鲁迅性心理的揣测提问：“你怎么知道？”“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而且，即使我们承认性爱的缺失确实会对人的心理性格产生或大或小或决定性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影响，同时不能不兼而顾及的是这影响并非作用于同一方向。有人可能因此而出现乖戾、尖刻、暴躁的性格倾向，却也有人可能因自己的不幸福而走向利他，愈加宽容和慈善。　　　　
　　　　鲁迅的性格拥有充分的矛盾性、丰富性。他有时会尖刻到了极致——这当然与他独异的透彻相关，却又会表现出极度的宽容和慈善——著名的“干儿子”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鲁迅深信人生路途上选择的意义。他写道：“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二》）无论是“歧路”还是“穷途”，选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每个人只能由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对鲁迅人生承担责任的只是他自己。　　　　
　　　　还应该提到的，是经过一些研究者的揭示，我们知道了鲁迅的言论行为背后，还隐藏着不那么堂皇的心理动机以及现实利益动机。例如：“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也许因为这几代中国人长期以来过于相信利他主义的纯洁性，甚至将其绝对化了，也许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堂皇的作伪，因而对利益动机有相当普遍的敏感。美国学者E·O·威尔逊的分析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都期待引人注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论人的天性》）鲁迅的写作动机与行为动机中如果包含着对社会报答的需求，当不是令人惊奇令人慨叹不已的事。然而，鲁迅的某些利益动机是在一切都可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