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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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包含着对社会报答的需求，当不是令人惊奇令人慨叹不已的事。然而，鲁迅的某些利益动机是在一切都可能成为商品的现在这个时代被指认或挖掘出来，事情便有了一些微妙的意味。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4）
进入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人知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揭示的“商品化的逻辑”，还知道了“崇高”可以用来贩卖，“死亡”可以用来炒作，“先锋”可以用来标榜……我们很容易对一切“崇高”、一切“庄严”、一切“纯洁”以及其它的“一切”统统产生怀疑，怀疑它们是否只体现了用来贩卖的一种姿态或者一种策略。于是有了一个通行于现时代的诠释文化现象的推理模式：既然我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贩卖，那么一切尚能被肯定的表现后面都有可能隐藏着负面动机，因而便能很容易地认定一切都不过是功利性的需要或者表演性的姿态。于是一切精神价值便都有可能被淹没、被化解，以及被“虚伪化”，于是所有可能区分高尚与卑鄙、深刻与浮浅、庄严与滑稽……的界限由此而抹平。
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物都可能在如今的“后现代”氛围中被弄得变调了。鲁迅能例外吗？
鲁迅思想的透彻是独异的——至少在20世纪的中国是独异的。我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时候，常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他为什么总能一下子透彻地注视到事物的最深处和最远处？鲁迅在杂文里写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家生孩子了，前去祝贺的客人有说这孩子会当官的，有说这孩子会发财的，于是主人很高兴。却有一位客人说这孩子会死的，只有他说的是实话，只有他的预言肯定会实现，而主人把他赶走了。鲁迅在这里揭示了人很难避免的一个弱点：不愿意听不中听的实话。我们则能从中窥见鲁迅独具的深刻和透彻。当一个小孩刚刚出生，鲁迅就能超越幼小生命面前的漫漫人生过程而透视到生命的终点——所有出生了的人都必定会到达的结局。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琢磨下去，甚至会为这种深刻与透彻感到悚然。第三个客人所说“这孩子会死的”当然最为正确，当然有着确定无疑的实现的可能，但是，不也正因其确定无疑的正确而难以容纳对人生的美好希冀吗？一个孩子出生了，是的，他不见得能当官、发财，他必定无疑会死，然而，世上难道有哪一个人是因为孩子会死才生育子女的吗？鲁迅也不是。人们所希望和盼望的，是孩子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能有美好的人生——尽管人们对美好人生的理解大不相同。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思和意义，就体现在从生到死的途中。鲁迅十分重视“历史中间物”的过程和个体生命的过程，而一下子直逼结局的透彻将使身处“过程”中的他充满矛盾、紧张和痛苦。
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相信结局的美好，那么他义无反顾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辛亥志士相信自己兴师反清，便能使祖国“扫荡毒雾见青天”（秋瑾《同胞苦》）；红岩烈士相信自己“把牢底坐穿”，便能“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奋斗和牺牲的过程中便充满着豪迈感。而鲁迅的透彻使他从不敢拥有对“将来一定好”的确信，他“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对于“将来的黄金世界”始终存有“疑心”，却又要向着这“黄金世界”去努力，鲁迅的思考在格外犀利的同时又格外沉重。
虽然鲁迅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批判性而非建设性的思想体系。他思想的力量体现在批判和探究的深度上。鲁迅强大、清醒的理性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他对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以及人性弱点的批判达到了人所难及的深度，而他所显示的犀利性、洞见性超过了20世纪中国所有思想家。直至进入20世纪末以后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与派别的纷争，包括许多被称作“前沿”的问题，虽然变换了语码，却仍在鲁迅的洞见之中。例如，鲁迅在1927年写下的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再加上“大抵如是。大抵！”（《而已集·小杂感》）几乎能涵盖今日中国的各种思潮。又如鲁迅曾说到“明亡后的事情”：“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穿透式的审思能越过许多年的时光而仿佛针对着今日以及日后中国的“事情”。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5）
鲁迅深思而并不慎行，世事洞明却并非人情练达，独异的透彻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处事折中妥当的人。他明确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他本人就很不随和。他曾热烈地写下一段著名的重复了好几次“热烈”的话：“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热烈——甚至将热烈推向了偏执和乖戾。已有研究者描述了鲁迅晚年不愉快不舒服的心境，这样的心境正是他热烈的性格与热烈的行为方式所致。鲁迅死后数十年激烈动荡的政治风浪中，他的形象被随心所欲地重新塑造过了——但也并不能说这是面目全非的重新塑造。留在公众记忆中的鲁迅形象前些时被王朔描述为：“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明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逮谁跟谁急”。当鲁迅精神性格某一方面的特征被有意识地聚焦放大，存留于公众记忆的鲁迅形象不能说没有一点真实性。鲁迅晚年“横站”着，不怕树敌实际上也在不断地树敌。他激愤、焦躁，没有好心绪，“好心绪都在别人心里了”（《致曹聚仁》）。在私人书信里，鲁迅屡屡留下了愤懑的感慨：“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致曹靖华》）他认为果戈理“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你看我们这里的聪明人罢，都吃得笑迷迷，白胖胖，今天买标金，明天讲孔子。”（《致萧军》）鲁迅不是巧人、聪明人，他的性格与平和通达、中庸模棱无缘。即使他也“会发狂”，也并不是令人惊愕的事。这并非命运对鲁迅的拨弄，而是鲁迅对命运的主动的承负。
时间销蚀了产生于20世纪的汗牛充栋的文字，舍弃了许多往日的价值判断，而鲁迅这个人，他的思想和他的作品，依然显示着独具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应该承认，这一现象也借助了几十年来评论者、研究者的努力。那么多人以想象和领悟填充了鲁迅所勾勒的轮廓，那么多人的奋力开掘与着意发挥扩大了鲁迅作品所可能含有的意蕴。在鲁迅死后被奉为主将与三个“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年月里，鲁迅与鲁迅作品的某些层面被无限地拔高、抻长、夸张、扭曲，而当人们在新的时代环境与文化气氛中“重新”认识鲁迅与鲁迅作品，在另一些层面上又有了新的发现。这当然首先是由于鲁迅的心灵的丰富性和他作品的容涵性提供了这样的可能。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也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一个特异的存在。他能够超越个人经历去体察和描写人类情势——尽管他的作品中也浸透着他本人的感情与感觉、体验与体悟。周作人关于鲁迅小说背景的两本书可谓影响极坏，它们导引了对鲁迅作品的索引式研究。鲁迅的才能属于那种较为抑的类型，在把握着精炼的同时，他自然也就缺了些丰赡，缺了些开阔，缺了些赫奕。鲁迅作品呈现出金圣叹所说的“瘦”的形态，这当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复杂性、紧张性对创作的负面影响。由于精神内部的紧张冲突难以更充分地展开，鲁迅只能出之以过于简括的笔墨。而其作品思想信息与审美信息的密集则给后来的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可供想象的空间。
鲁迅所敬重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里把天才比喻成“蕴藏着巨大力量的炸药”，他描述道：“一旦这一堆物质中的紧张状态超过了极限，那么最偶然的刺激都足以将天才，将业绩，将伟大的命运召唤入世。然则，环境、时代、时代精神或舆论有什么关系呢？”从环境、境遇和经验的角度其实很难解释鲁迅。作为一个特异的人物，鲁迅并非环境、境遇和经验所能造就。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1）
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
●朱正
作家的历史地位，是个老题目。杜甫说的是：“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作这诗的杜甫，历史地位就比王杨卢骆更高。比他晚生了几十年的韩愈就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同样是关于李杜，过了一千年，就有人从新的角度来思考了。清人赵翼的诗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是看到一千年里出现的那许多新人新作，新的文学观念和新的文学体裁，才有这样的见地，发这样的感慨吧。
在20世纪的中国作家当中，就声望和影响来说，鲁迅当推为第一人。进入21世纪，对于鲁迅的遗产应作怎样的估计呢？他的著作，大体上说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文学创作，即《呐喊》、《野草》、《彷徨》、《故事新编》和《朝花夕拾》，他自己说的：“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此外，大约还得加上新诗和旧诗。二是学术研究，即《中国小说史略》和一些单篇研究文章。三就是那十多本杂文集了。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三者的情况。
他的创作，我想，是必定会永远流传下去的。如果说韩愈的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那么“五四”前后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就更可以说是“文除百代之弊”了。当然，首先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而最早“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却是鲁迅创作的小说。这些作品的历史地位，不仅是开风气之先，更重要的是，不论就艺术还是思想来说，都达到了当时无人企及的高度。
《中国小说史略》当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是第一本体例谨严的中国小说史。可是万事起头难，因而也就不免有些粗疏之处了。作学术研究，不能没有必要的条件，这也就是他慨叹过的“数年粮食，一屋图书”，可是当年他并没有这样的条件。他自己说的，“说起来也惭愧，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小说史略》，而家无储书，罕见旧刻，所用为资料的，几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于是石印本，序跋及撰人名，往往缺失，所以漏略错误，一定很多。”（《华盖集续编·关于〈三藏取经记〉等》）不但是他“家无储书”，像《金瓶梅词话》这失传多年的孤本古籍，是在《小说史略》成书之后才出现的。还有出现更晚的，“三言二拍”在国内久已失传，《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中，不得不说“‘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见，仅知其序目”。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日本收藏的原本将这几种书影印行世，今天的学者来写这一节，就会有比鲁迅更好的成绩。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2）
不但有资料不足的缺陷，唐代“变文”早已在敦煌发现，《小说史略》理应设置专篇，可是没有，这也不能不说是一失。此外在理解和论述方面，也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书中某些可议之处，这里只举一例。第十二篇“宋人话本”中说：“什九先以闲话或他事，后乃缀合，以入正文。……大抵诗词之外，亦用故实，或取相类，或取不同，而多为时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类者较有浅深，忽而相牵，转入本事，故叙述方始，而主意已明，……凡其上半，谓之‘得胜头回’，头回犹云前回，听说话者多军民，故冠以吉语曰得胜，非因进讲宫中，因有此名也。”针对这一段文字，胡适在《宋人话本八种序》中说：“鲁迅先生说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但他解释‘得胜头回’，似不无可以讨论之处。《得胜令》乃是曲调之名。本来说书人开讲之前，听众未齐到，必须打鼓开场，《得胜令》当是常用的鼓调，《得胜令》又名《得胜回头》，转为《得胜头回》，后来说书人开讲时，往往因听众未齐，须慢慢地说到正文，故或用诗词，或用故事，也‘权做个得胜头回’。”《胡适文集》第4册第4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凡此种种，都是后出的研究著作可以超过先出者的地方。后来的人能够看出前人的不对和不足，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本书的“题记”中，鲁迅表示了“诚望杰构于来哲”的愿望。我深信在21世纪必将有人写出水平更高的中国小说史。那时，鲁迅的这一本，当然还是有学术史上的价值，却不再是一般读者的读物了。
他的那些杂文集不分门类题材，按年编集。其中怀人忆旧、悼亡抒情诸篇，属于散文创作。而一些书评序跋、文学短论之类，多带有一点学术著作的性质。这些文章后世读者当会同散文作品和学术著作一样去阅读和欣赏。通常人们所说的杂文主要是指那些社会批评、文化批评以及时评和政论。从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随感录开始，他就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之下，对数千年流传下来的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采取了鲜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