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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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谈鲁迅去世后的漫长半个多世纪之中的风风雨雨，就是这十年左右对鲁迅的种种明枪暗箭的攻击也是司空见惯了。先是90年代初的“新国学”“新儒学”从侧面迂回对鲁迅精神和“五四精神”的剿杀；然后是一批“后主们”的佛头浇粪，以“搬掉老石头”为由，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如果说后者只是为了出名而更多的是带有盲目的情感色彩，表现出对“五四”的无知的话；那么，前者则是更多地带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和目的性，他们对“五四”和鲁迅的态度，当然是有着深刻的时代思想背景的。
这是一个多元思想杂生的时代，这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但这仍然更是一个主流话语霸权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后现代的许多思潮蜂拥而至，但是由于与西方文化的滞差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不协调性，给中国的文化走向提出了一个带悖论性的命题，在重新回眸和反思20世纪中国文化的时候，“五四”这个结穴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反封建的命题也仍然是一个不衰话语结构，因而，只要有人简单地将“五四”和文化大革命与阶级斗争划等号，鲁迅便自然而然地在讨伐之列了。然而，正是由于“五四”的不彻底性，也正是“五四”先驱者们的“费厄泼赖”精神的倡扬，才带来了民主与科学、自由与人权很快就被淹没在中国强大的政治文化体制之中了。或许许多人可以指责鲁迅的尖刻，但是却无论如何不能抨击鲁迅的矫枉过正的姿态，因为即便有千百个鲁迅，恐怕也很难撼动封建基础的毫发。因此，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的鲁迅面影。
不要以为我们已经走过了“五四”时代，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启蒙的大业，就再也不需要鲁迅精神了。殊不知，新世纪最大的新启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什么时候我们真正懂得和理解了鲁迅，中国的现代化（尤其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才可能有希望。
将鲁迅比作阶级斗争的大棒，非但是简单化的问题，我甚至以为这是一种“叭儿”的行径。在当下形形色色貌似公允的绅士风度下，往往掩藏着的是遏制人性与人道的价值判断和阻碍社会前进那股潜流。
面对着八面来风的围攻鲁迅的思潮，我们只能大喝一声：“‘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因为鲁迅早有预见：“假使此后光明与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者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些态度和方法的。”
“费厄泼赖”只有带住！
或许，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我才稍稍读懂了一点鲁迅。
2000。6。18草于紫金山下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1）
说呢还是不说呢
●王乾坤
一
5月的窗外。
天空被高楼削去了一大半，剩下的一片虽有工业文明抹上去的灰，但底色却还是蓝的。园圃中，不知名的花盛开着。花是红的，草是绿的，一位身着白色休闲装的年轻母亲，带着她的孩子，在草地上呢喃着什么。稍大一点的孩子们在花径与公寓小品间，鸟一般地追逐着，逗闹着。一位小姑娘在一旁啜泣，似乎受了什么委屈；那个跑在前面的男孩回过头来，牵着她的手，追了过去。
我想到了伊甸园。恨不能时光倒流四十年，加入到他们之中。
我苦笑着，强制地把自己按在写作椅上，关上窗帘和房门，企图制造一个隔绝的世界。稿约的最后期限不能越过。允诺过的文章，我必须写。
啪啪啪：“黑暗的鲁迅”。这算是标题。
在我，这已经不是新话，无非是要代鲁迅将黑暗作“赠品”，送给21世纪的中国人。
但我触电般地停了下来。
红的花，绿的草，亮丽的人，明媚的天，而且是“新的纪元”，黑什么暗？于是赶紧一个删除键 ，把题目勾掉。这算什么赠品啊！我感到十分的不和谐，生怕别人看到，煞风景，倒胃口，扫兴致。昨天有客人告知，很多大学生对鲁迅敬而远之。他没有说假话，他是大学老师。
其实客人不说我也知道。他是观察出来的，我则不观察就可以推测到。我还知道他们为什么“远之”。
其实我何尝愿意“近之”？何尝想讲鲁迅的黑暗？
其实“黑暗的鲁迅”又何尝喜欢讲黑暗？他多次说不愿意打扰别人的梦，他不喜欢看到别人失望的样子。有时候，为了给人微末的欢欣，他宁可说谎，许诺“光明”。尤其是对母亲和孩子。
可悲的是，他已经有了对黑暗的知识，而且再也回不过去了。就像吃了智慧果的亚当一样。全部的麻烦就从这里开始。
毕竟是中国人，他不能卒读《神曲》的“炼狱”而进入“天堂”；虽然他也如但丁所说放弃一切希望而跳入炼狱，虽然由炼狱而天堂也不远于他“于无所希望中得救”的思路。
他试图遮掩黑暗，不愿全露出自己的血肉。然而还是止不住心地黑暗，止不住示人以黑暗。似乎不讲就是对世界不负责任，就是对人生不负责任。似乎不如此，他的良心就不能安宁。
他于是断断续续，并且吞吞吐吐，讲四千年的“吃人”史，讲无主名的杀人团，讲谁也看不见的地狱，讲坟墓，讲死后，讲梦魇，讲冰谷，讲深渊，讲铁屋子，讲灰土，讲火宅，讲明枪，讲暗器，讲无处不在的驱逐与牢笼，讲“自己想吃人，又怕被人吃了，都用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讲无物之阵，讲人之间的高墙，讲世界并不相通的悲欢，讲神之子和人之子的被钉杀，讲人血馒头，讲市民醉心看女尸，讲村人把同类的辛酸当甘蔗，讲被弃在尘芥下的玩物，讲造物主滥造滥毁生命，讲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杀死叛徒，讲春天过后还是秋，讲“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讲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讲痛苦与人生连带，讲人的无聊与虚空，讲人不过是中间物，讲做工筑台同时是掘坑造坟，等等。当然也讲“我”未必没有吃过人，讲“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讲“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讲心中的“鬼”与“毒”以及“可怕的冰块”……
为了不让厚道者太恐怖，他肯定遮掩或者含糊其辞了更多的黑暗。
然而即便如此，他也犯了大忌，犯了大傻。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傻子！
黑暗便是大忌。所以，他一定会得到惩罚：不管是何宗何派——革命者、不革命者、反革命者或不知道革命为何物者——对他的摇头、反感、批评、侮骂，原因各不相同，而在一点上却常常是雷同的：那就是因为他太黑暗。即便是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避讳之，或者看作他“世界观转变”前的一幕插曲。
人们并没有透视到鲁迅的真黑暗。从郭沫若、钱杏？到苏雪林，到新儒家，到现在还不能断定什么家的人们，几乎都还是在政治、社会、道德的评价中打转。这就把鲁迅的黑暗看轻了，看扁了。所以我宁可强调，鲁迅的黑暗首先是生存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不可读解为某种偶然，虽然有些话题可能起因于某个特殊的事件的触发。并且认为，没有这一种意义上的领悟，我们就不可能与鲁迅有深层的对话，而与“这一个”无缘。论家如云，然而他很少在这一层面上被注意，无论是毁者还是誉者。二者的眼力在这里并无根本不同。大概正是这原因，鲁迅更觉孤独，他借人之话说，“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没有这样的入木三分者，他只得自己动手，来抉心自食，来刮骨疗毒，来煮自己的肉。
在这一语境里，我愿为所有“别有用心”的批评者开脱：人们不约而同对鲁迅的这种排拒，难道不更应该看作一个民族的心理大忌对黑暗的审判，看作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异端的弃绝？就其本来的命运而言，鲁迅理当受到更广泛更彻底更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对其黑暗的“看轻”，又同时由于对其人格的尊重，国人对鲁迅的否定性冲动大大抵消了、弱化了、浅化了。不然决不只是这个样子。不过固有的对立既然存在着，“打击”或“侮蔑”也就不会在未来消失，敬而远之或者弃而远之也就是毫不奇怪的现象。道德或者政治不是这种对抗的深刻原因，“集体表象”才是根本所系。后者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是一个类群最恒久的力量，所以这种对抗将是长期的。
有人说，鲁迅已形成了一种语言霸权。没有比这更大的误会。情况有可能恰恰相反，鲁迅的世界中最深刻的部分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主导话语。即如他的黑暗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倒是至今处在各种无形的霸权包围之中。
包围者并不自觉于这种包围。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2）
二
生存论黑暗属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不专属某一个类群，比如东方人或者西方人。心安理得地将其归于某一个类群而把自己的类群排出去，不过是个人自欺的放大。以“非我族类”的文化为由而拒绝生存论上的黑暗检讨，是没有根据的。拒绝讲黑暗不仅与光明无涉，而且本身就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黑暗。
我点燃一枝烟。并非烟民的我，这常常是无奈的表示。
桌上，有一本刚借来的弗罗姆大著：《人类的破坏性剖析》。望着升腾的烟篆，琢磨着这个书名，弗洛伊德以及一大串说黑暗的西方人物在脑际联翩浮现。这是突来的胡想，比如说我还从来没有把鲁迅与弗洛伊德联想在一起。
弗罗姆说，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过程的发现，使得“没有人再能够躲藏在他外表的善意后面”，这个发现“是危险的，因为人能够知道他自己和他人了”。弗罗姆认为这个发现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他以人类的破坏性为题，对弗洛伊德作了别一维面的诠释。关于无人不有破坏性的描述，虽然使人震撼，但其提出者并没有遭弃绝。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原罪”的民族。同样的原因，那些公然宣布“他人就是地狱”、“人是无用的激情”、人生是“虚无”是“荒谬”的西方作家，还可以被授诺贝尔奖。
人是做梦的动物，都有自欺性。爱好喜鹊，讨厌乌鸦，其实西方也一样。英国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戈尔丁，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性的残酷，于是非常不满意一些关于孩子天真无邪的描写，便一边教书，一边写了一本名叫《蝇王》的书。说是在一场战争中，一架载有儿童的飞机坠落在杳无人烟的荒岛上，孩子们开始还能按所受的教育生活，继而放纵野性，分为两派，相互为仇，相互打仗，甚至咬死对方。他用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要过分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人性是恶的。
弗洛伊德企图把潜意识挑明给人看，他开始关心的不过是人的自我生存本能与性本能的冲突；纯粹的心理学描述，无所谓道德动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互相残杀，才让他真正注意到人的破坏本能：“我至今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侵犯性与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他于是补充自己的学说，突现这个盲点，把人类的侵犯、虐待本能揭露出来，在学术上“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
美国有一位名叫凯特·米尔特的女性作家，激烈地批评弗的学说助长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虐待，其效果“无不是使两性可憎恶的现存关系合理化”。她的论证并非无根据。正如弗罗姆所说，弗洛伊德有很强的“父权症结”，贬低了女性，“把一半的人类（女性）认为是另一类人类（男性）的残废形式，是绝大的荒谬”。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3）
但从道德价值上讲，从主观动机上讲，弗洛伊德直面人性之侵犯性、黑暗性，却并不是为了鼓励破坏，助长人与人之间的恶性侵犯，将虐待关系合理化。我想他不过是让每一个人自省其卑，认识作恶在人性上的可能性，开出反省的道路，并升华为爱。不然我们不可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忧心忡忡，不能解释这位宗教的敌人为什么在晚年却爱引圣书上的话说：“要爱邻人如自己”；并教导从事科学的心理学家们不要因此而害羞。这话其实是对他自己说的。
虽然也有误解，有攻击，他们毕竟幸运一些。天下“没有一个义人”，“虚空的虚空”之类的话，圣书上早就有人说过了；人性的黑暗，他们之前早就有无数哲人文士探讨过了。所以其学说引起的震惊，总的说是回忆性的、认可性的情绪，是豁然开朗的震惊。于是有后学在心理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上的继续延展，于是有弗氏学说在多学科的广泛渗透。以致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来向弗洛伊德请教战争背后的人性根源。希望他用“曾经照亮过人类本能的渊博知识之光，去把这个问题照射得通体透明”。而写了《蝇王》并爱以人性恶为主题写作的戈尔丁，不仅没有被指控，反倒获得了全球性的文学荣誉。用我们的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