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71-21世纪 鲁迅和我们(连载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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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当判断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却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无论怎样炫目的流行思想都难以长久地蒙蔽他，当别人纷纷陷入错觉的时候，他却总是能迅速地拨开迷雾，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这就是鲁迅对于今日社会的重大的价值所在了。他当然是出色的作家，有伟大的人格，但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他恐怕更是一个眼光独特、能够洞悉社会和人生真相的批判者。我们的社会正愈益深刻地陷入“全球化”的旋涡，那种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现代化”的视角来理解世事的冲动，正发作得非常猛烈。越是懂得这冲动的浩大来历，我就越觉得，那种鲁迅式的特立独行的眼光、智慧和洞察力，可能正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所特别需要的品质吧。因此，我也更愿意相信，鲁迅所以能获得今天的年轻人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激发起了人们洞察世事、把握真实的充沛的灵感。　　　　
　　　　2000年6月28日？上海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1）

　　　　鲁迅在二十一世纪　　　　
　　　　●王得后　　　　
　　　　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难题。　　　　
　　　　说是问题，显而易见。因为这是对未来一百年的猜测。虽然现在有一门新兴的未来学，虽然鲁迅在六十多年前就说过：“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毕竟归根结蒂是一种预测，预测是要由未来的事实来验证的。未来学刚才萌芽，远未成熟；鲁迅也有失算：他何曾料到苏联将会解体；“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他在《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里如是说的话，也还是一个泡影。何况我来猜测鲁迅在未来百年的命运呢？不过，我还是可以猜一猜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位资深学者在上一个千年的80年代末发表的“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纪”的预言，哪怕“国学悄然在燕园兴起”，哪怕辜鸿铭老先生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化身，我还是不信。我相信鲁迅。这是我可以猜测的起点。　　　　
　　　　自然，这很难。一难在我们中国的事情总是云谲波诡，几乎适用“测不准定律”。鲁迅出生前的事固无论，鲁迅出生以后所经历的大事，同光新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一八，红军长征，“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起佛于地下，他怎样理清这些“缘起”呢？鲁迅逝世前二日最后作的一篇未完稿《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写道：“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而今又如何！　　　　
　　　　二难在“说难”。韩非先生说得好：“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而我的智、的才、的辩决不及韩先生的万分之一，我的“说难”就不可言喻了。　　　　
　　　　然而，预测也就是一种希望，这是极诱惑人的，极能激发人们跃跃欲试的幻想，尤其是明明知道自己看不见，就像鲁迅那年写给曹白的话：“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于是我想，既有朋友来邀约，我也来姑且试一试吧。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2）

　　　　一　　　　
　　　　一个思想家的生命，在他的思想，以及作为巨大辅助力量的他的人格精神。而他的生命力则与他的思想和民众的关系成正比。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历两千多年风风雨雨，甚至狂风暴雨的冲刷，迄今腐而不败，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他虽然是为权势者设计的治国方略，却与大多数民众相关，并且能够吸引他们的支持。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对妇女的蔑视，后来概括为“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的四大原则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大纲领，这是“不得与民变革者也”的，也就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男女有别”首先就赢得了人口一半的男性的拥护。“父为子纲”又使男性成为主宰家庭的霸权。“君为臣纲”是最简单最便于统治的主义；这对于民众，一来民心思治，“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人”。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的；期望世道清明，盼有清官，盼望明君，这在古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是普遍的社会心理。二来，孔子不是“吾从周”么，而“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在独占的军事暴力控制之下，无论多么“仁义之师”，都是血腥镇压民众的权力。以力服人，虽非心服，不得不服。　　　　
　　　　老子何尝没有精明而深刻的思想，但他的根本在清静不争，无为而无不为。在民众不能不谋生谋食，充满“争”的社会，人们想照着做也做不到的。他没有民众基础。至于统治者也是在非常时期，不得不施行“与民生息”的政策才想起他老人家的话罢了。　　　　
　　　　庄子的根本在以生命为本位，是顺乎自然，“完身养生”的“为生命而生命”。假如人不必劳作而有饭吃，在没有声光化电的古代，也许有人乐意跟随庄周先生去作“逍遥游”；但多数人，尤其是充满青春活力的青年，恐也未必；何况即使吃饭不要钱，也以有人劳作为前提。　　　　
　　　　佛教作为外来思想传入中国，而且中国化了，其根本在说世间的苦，苦的原因，苦的消灭和灭苦的方法。人生就是苦，这是人间真实，很得人心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要出世，做和尚，做尼姑，实行的人就少了。　　　　
　　　　要之，思想是为人而存在的，人不会为思想而存在。鲁迅思想在21世纪的命运，关键也还在他是不是为民众为人所需要的。　　　　
　　　　鲁迅思想的根本是什么？在哪里？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我在《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提出是“立人”，在“立人”。当时也曾想即以鲁迅的“立人”思想为题，简单明了，还是放弃了。因为我估计会遭到批判。事实也正是这样。直到1991年纪念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还有我尊敬的学术前辈为文予以鞭挞。其实，那时我不过罗列文证证明“‘立人’是鲁迅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幼稚得很，简单得很。是的，我当然知道并且铭记着鲁迅的话：“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贴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现在是当年摇头的人也对记者发表这样的谈话了。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鲁迅在二十一世纪（3）

　　　　“立人”是鲁迅一生要做和在做的大题目，他的纲要即“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半个月后，1925年5月8日鲁迅在《北京通信》中作了一个补充和一个说明。　　　　
　　　　补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说明是：“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这是鲁迅“为别人设计的话”，为什么这样说呢？　　　　
　　　　至于补充，不仅避免了“误解”，实在因表达的精确而呈现出“理想的人性”的光辉；也使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人性”的磨炼。“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虽大智慧者如诸葛孔明也难免，而“奢侈”与“放纵”，“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鲁迅后来又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试将儒家、庄子、道家和佛家关于人的生存，人间苦以及解脱这苦的学说拿来比较考量，鲁迅这思想是不是更贴近民众，更切合实际，更富有人性，并鼓舞着人们为“改良这人生”而奋斗呢？　　　　
　　　　我曾经长久百思不得其解：鲁迅为什么把“生存”单独提出来，并放在“温饱”前面？人不是必须不饥不寒才得生存吗？饥寒交迫，冻死饿死，还有什么生存！后来我才觉悟，从古至今，人在温饱之前，首先有一个生存问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这第五章的话，鲁迅也曾写赠景宋。草菅人命的权势与恶势力多么强大，多么普遍；草菅人命的事又是多么层出不穷，多么罄竹难书。单是我们传统思想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古时溺杀女婴且不说，时至今日还使人利用高科技手段辨认胎儿性别，如果是女的就毫不留情地“做”掉。女性胎儿何辜，连母亲的一口奶还没有吃，就被扼杀了生存的权利了。　　　　
　　　　人是生物，是进化出高度智能的生物。所以人的生存，有温饱所需的物质的一面，又有自身精神生活的一面，而人的精神或智能既具理性又具情感。人这种生物以个体生命为单元，又进化出群居的天性，必得群居才能生存，而群居形成的社会性与社会状态，使人际关系出现复杂的层次与复杂的方面，族群，机构，制度，规则，礼仪，习俗等等及其相关的思想，观念，观点，个人性和群体性的心理情愫；而这一切又都在进化的长河中变动不居，从而又出现变与不变，可变与不可变，怎样变，为什么变，变的计划与实际，变的目标与风险等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一切既从人的生存中产生，又制约着人的生存。　　　　
　　　　鲁迅自觉到他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人生背景上，以每个人的“生命第一”为出发点，通过“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的过程，达到群体的——民众的“生”来展开他关于生与死的思想。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自杀

　　　　1。关于自杀　　　　
　　　　自杀，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的。鲁迅曾探索或一种心理状态，发为“小杂感”：“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烬。／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范爱农溺水死亡，鲁迅怀疑他系自杀。十五年后作文纪念他仍说“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当时的哀诗有“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的沉痛词句。　　　　
　　　　鲁迅在北京西三条居住时，老虎尾巴藏了一把刀，于是而有传闻，并引起许广平的耽心与提问：“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克敌防身是妙的，倘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鲁迅随即答复说：“短刀我的确有，但这不过为夜间防贼之用，而偶见者少见多怪，遂有‘流言’，皆不足信也。”　　　　
　　　　鲁迅为两位女性的自杀撰文分析原因，揭露社会与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压迫，抨击舆论的错误导向。一则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这是一种深刻的同情的理解，一种人性的关怀。一则说：“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黑点原有，系发表时被删去的标记，鲁迅收集时所恢复的原文。）　　　　
　　　　今年春天《中国青年报》报道，自杀是当前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十五岁的少年已进入自杀高峰人群。上星期《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十三岁小学生用跳绳上吊殒命。而我们的心理学家却发表谈话，指责为自杀者心理有病。还有不到半年的时候就进入21世纪了，即此一端，也可见鲁迅在未来的生命力。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关于牺牲

　　　　2。关于牺牲　　　　
　　　　鲁迅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改革的时代，他知道牺牲是难免的。不但人类的历史是“血战前行的历史”，牺牲是巨大的，“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尤其是中国，他沉痛地告诉他的学生：“可惜中国太难改革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鲁迅的思想和主张，总是借鉴人类历史的史实，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实际，所以他不取列夫·托尔斯泰的“大爱”、“无抵抗”，他认为“其所言，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佛戾初志远矣。”他也不取老子的“不争”、“无为”，认为“老子书五千语，要在不撄人心；以不撄人心故，则必先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以无为之为化社会，而世即于太平。其术善也。……为理势所无有。”　　　　
　　　　鲁迅赞同“斗争”，但他的理由是“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并以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苓落殇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