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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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2）（图）
花魁图 高桥由一 绘
关于“情义”，日本人还有一点与西方借债还账相似。那就是如果逾期未报，就会像利息那样增长。埃克斯坦博士叙述过他与一位日本制造商的交涉经过，这位商人曾给埃克斯坦博士提供去日本的旅费，让他去收集野口英世的传记资料。埃克斯坦博士完成了任务，回到美国撰写传记，定稿后寄给日本，却既没有收到回执，也没有收到来信。博士自然担心：是不是书中有些地方触怒了这位日本人。他发出了好几封信，仍然没有回音。几年之后，这位制造商给博士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美国。不久，他带着几十棵日本樱花树到埃克斯坦博士家拜访。这份礼品实在可观。这就是因为回报延误太久，必须送厚礼。这位日本人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大概不是要我立刻回报吧！”需要对日本多么的了解，才能懂得那个“立刻”的含义呀。 “份内的情义”，意思是份内理所当为，这个词代表日本传统的荣誉感，意味着使名声不受玷污的义务。这份荣誉感包含着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能够忍受痛苦，要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份内的“情义”，还要求消除毁谤或侮辱，因为毁谤会玷污名誉，必须洗雪，必要时也许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或者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多种方式，但肯定不应该置之不理。 “份内的情义”，日本人没有给它起一个专门用词，只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情理。它包含着善意和关切，也包含着洗刷耻辱，蓄意报复之心。西方语言中把上述两者区分为感激与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日本人对此则无所谓。为什么一种品德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认为这样最合理。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情和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他们认为，只要受到的侮辱、毁谤及失败未得到报复，或者没有雪耻，“世界就不平稳”。一个正派的人就必须努力使世界恢复平衡。这是人的美德，绝不是人性中的罪恶。 不过，“对份内的情义”而产生的敌意和伺机报复，绝不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不是所谓东方气质，中国人没有这种特点，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者看作是“小人”，认为这种人气量狭小，道德水平不上层次。暹罗人相信对侮辱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侮辱，这样能暴露出他有多卑鄙。他们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 要理解“份内的情义”，必须知道日本还有多种比较内敛的道德。复仇只是在特定场合应该采取的行动，此外还包括稳静的、克制的行动。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份内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声喊叫，男人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处之泰然。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持重的日本人必须带好必需品，爬上高地，不能乱喊乱跑，张皇失措。秋分前后台风、暴雨袭来时，也能看到同样的自我克制。这种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具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不能完全做到。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具有“位高则任重”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比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不是那么严格，但也差不了多少。如果说，对武士要求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对庶民则要求能极端顺从地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关于武士的坚忍，有很多著名故事。他们必须能忍耐饥饿，如果奉命不吃东西，他们要做到即使饿得要死，也要装出刚刚吃完饭的样子。俗谚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十分潇洒。日本人的态度恰似那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话：“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丝毫痛苦，要毫不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说过，他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给他做手术时，父亲把刀戳在他鼻梁上：“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份内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方式配得上自己的身份。缺少这种“份所当为”，就丧失了自尊。德川时代的《取缔奢侈令》对各类人的衣着、财产、用品几乎都作了详细规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规定一切的做法，美国人将大吃一惊。在美国，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一成不变的《取缔奢侈令》是否定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础的。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种类的布娃娃。我们对这类法律会感到不寒而栗。但在美国也并不是全然没有类似的情况。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获得较高的薪金已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而在日本，有钱会令人疑惑，守本分才让人放心。即使在今天，穷人和富人一样，都以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其自尊。这在美国是无法理解的。 “份内的情义”，除了“守本分”之外，还需要尽到其他的义务。告贷者借款时也许要把“份内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借款者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还不起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受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但是，当新年来到，债务必须偿还之时，无力还债的人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至今，除夕之夜仍有一些人以自杀挽回名誉。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3）（图）
湖畔 黑田清辉 绘
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份内的情义”有关。比如，有许多校长会因学校遭火灾而引咎自尽。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因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惊。也有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而被烧死。至今仍有流传说，有些人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偶尔读错，竟然自杀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误把自己的孩子起名“裕仁”（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绝不能说），因而自杀并把孩子一起杀掉。 日本的专业人员，对其专业上“份内的情义”要求十分严格，但却不一定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高度专业水平来保持。教师说：“教师的名分，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也必须装作知道。“份内的情义”所特指的正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这样。“实业家份内的情义”决定他不能承认他的资产已经枯竭，或者他为公司制定的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在“情义”上也不能承认自己外交方针的错误。有关“情义”的上述含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地等同起来，对某人的行为或能力的任何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竞争这种东西没留下多少空间。他们的等级体系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没有进行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比赛开车技术，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在日本到处都有中间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面对面。一个人因失败而感到羞耻时，随时都需要有个中间人。因而，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无数日常事务中，中间人都起着作用。中间人为当事者双方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交往中，双方各自都请中间人，他们先做细致交涉，然后再分别向各方汇报。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的接触。当事者就不至于听到在直接的要求与责难，伤及名分与情义。中间人也会因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而获得声望，并以其成功事例博得社会的尊敬。中间人还以同样方式帮助求职者探听雇主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雇主。 为了避免羞辱，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日本人认为，主人迎接客人必须换上新衣。因此，访问农家时，如果农民还穿着劳动服，那就必须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礼节以前，那个农民将毫无欢迎的表示。主人甚至会若无其事地站在客人身边更衣打扮，直到打扮齐整以前，好像他不在现场。在农村，有男青年在夜阑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时访问姑娘的习俗。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则要用手巾蒙面，以便遭到拒绝后第二天无须感到羞耻。这种化妆并不是为了不让姑娘们认出是谁，而是为了日后不必承认他曾经被人拒绝。 美国人不应当因日本人尚礼而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美国人随便评论他人，视同儿戏。我们很难理解，日本人对轻微的批评也当作大事。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典型反应。
我拜访一个我最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意思，指望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非常失望，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到美国去？”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俩一块儿嘲笑我！霎时间，我似乎觉得脑子里的血全部流到了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连一声“再见”也没说，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人则是最不诚恳的。我经常原谅发脾气的人，因为有时候脾气不好是人的本性；我一般也能原谅撒谎的人，因为人性很脆弱，在面对苦难局面时不够坚强，说不出真话。我也能原谅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因为人们遇到别人说闲话的时候，难免不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因为只有内心不诚恳，才会嘲笑无辜者。请允许我对两个词讲一下我自己的定义。 杀人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 嘲笑者：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此，嘲笑是最恶劣的罪行。那一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要残害我的心灵，我心中感到巨大的创痛，我的心在叫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全部东西打成一个包袱，离开传教士的家。 他感到自己“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他后来果然来到美国，并成为著名的画家。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不真诚”。这使我们感到奇怪，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真诚”的含义的。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恳。
第三章 名分与情义名分与情义（4）（图）
海之幸 青木繁 绘
“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则无可原谅。”。既然不能原谅，那么惟一可行的就是报仇。牧野来到了美国，也就洗刷了污名。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报仇”是一件“好事”，在日本传统中占有很高的位置。为西欧人写书的日本人，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这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在其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像数学中必须使方程式的两边相等那样严密，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冈仓由三郎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一种独特的习惯作了比较：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这样：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像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作是一个有洁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一种伦理教育，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们也不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这种“晨浴”式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