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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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儿童学习（8）（图）
淡泊的月夜 古贺春江 绘
在孩子心中培植“观我”观念之前，日本人就已经对镜子发生了感情。他们照镜子时并没有看见所谓的“观我”，但镜中所反映的自我就像他们的童年时代一样是善良的，是无需用“耻”来开导的。他们赋予镜子的这种象征意义也成为自我修养以求“圆熟”的基础。在这种自我修养中，他们坚持不懈地消除“观我”，以求复归儿时的直率和纯真。 幼儿期的特权生活对日本人的各种影响，并不会导致他们认为童年后期以“耻感”为道德基础的各种约束是在剥夺特权。日本人常常攻击基督教的自我牺牲概念，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这是“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或为“情义”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达到了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dog’s death”在英语中，是指穷困潦倒而死，而日本人是指没有价值的死。一些不甚极端的行为，在英语中也称作“self…sacrific…ing”，自我牺牲，日语中则属于“自重”范畴。“自重”常常意味着克制，克制与自重具有同等价值，克制才能胜任大事。美国人强调，自由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则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这种观念是他们道德戒律的主要信条，否则，他们怎能控制那种充满冲动的危险的自我？这些冲动是有可能爆发出来破坏正常生活的。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
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做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人们讲到俄罗斯人时说：“剥开俄罗斯人的外表，出现的是鞑靼人”；对于日本人，人们也可以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瑕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
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由日本儿童教育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地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放肆，甚至可以姿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然几经涂饰，仍然留存在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迷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使他们往往举动怯懦，但他们又可以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极为驯服，但也不会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却又傲慢不逊；他们可以接受军队盲从的训练，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他们曾经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的学说，这就是他们矛盾性的明证。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些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虽然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处处被宽容的骄纵经验和后来生活里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束缚。 很多日本人都感到难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纵情会跟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并非幻想，而是确曾有过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有些人会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害怕着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为了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把思虑沉溺于日常琐事，每天机械上演着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外还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加深刻，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会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经不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动辄就陷入紧张和激动。凡是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事件都会让他们感到恐惧。 以上是日本人极度担心遭受排斥或非难时所面临的特殊危险。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享受生活乐趣，也保持着幼年所培育的不刺伤他人的情感的习惯。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功。幼年时代使他们具有了自信。罪感意识尚未形成沉重负担，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花、赏月、赏菊、观雪、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郁结烦恼和深藏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他们在追逐享乐时也并不消沉颓废。在日本还未从事那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生活中闲暇时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奋，绝对不逊于任何民族。
第四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儿童学习（9）（图）
民族系谱学 小牧源太郎 绘
但日本人的自我要求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遗弃和讥笑等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务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极少数违背这点的人会有丧失自尊的危险。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避免让世人“失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的人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家庭、家乡和国家增光。这样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的一大强国。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是种沉重的负担。人们高度紧张，惟恐失败，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从事的工作仍不免遭人轻视。有时他们的积愤爆发，会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而这并非是像美国人那样，因为其主张或自由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他们察觉到自己受到了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的危险的自我，如果可能，就会向侮辱者诽谤者发泄；如果不可能，就向自己发泄。 日本人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本的自由。这些自由，被美国人视为像呼吸空气一样理所当然。战败以来，日本人正在追求民主。一旦他们能没有顾虑率性而为，他们将会何等狂喜！杉本夫人曾经传神地描述过她在东京一所教会学校学习英语时能够随意种花植树的喜悦心情。老师分配给每个女学生一块园圃并供给所需的种子。
这块可以随意种值的园圃赋予我一种关于个人权利的全新感觉……人的心中能有这种幸福感，这件事本身就使我惊异……我这样的人，从不违背传统，从不玷污家庭名声，从不惹父母、老师、上级生气，从不损害世上任何事物，现在竟然也能自由行动了。
其他女学生都种花，而她却打算种马铃薯。
谁也不理解这种近乎荒谬的行为给我以莽撞自由的心情，自由之神在叩我的心扉。 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我家花园中有一块土地特意让它荒芜以保持天然野趣，但又总有人修剪松枝，整饰树篱。每天早晨老大爷还要清扫石阶，把松树下那块地方扫干净，然后把从林中采来的嫩绿松针细心撒在上面。
这种伪装的天然野趣对杉本夫人来说，就是她被教育的那种伪装的意志自由的象征。这种伪装在日本随处可见。日本庭园中一半以上埋在地下的巨石都经过精心挑选，从别处运来，并以小石块来铺底。巨石的布置要跟流泉、屋宇、矮丛、树木相互映衬。菊花也都是盆栽，准备参加每年处处都会举办的菊展。每朵花的花瓣都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常会用不易被看见的金属线圈来保持其形态。 杉本夫人幸运地摘掉了菊花上的这些细线圈。这时，她激动的心情愉悦而纯真。盆栽的花，花瓣一直被人摆弄，一旦回复了自然，就显现出满心的喜悦。但是今天，在日本人中不考虑他人的期望，对“耻”的压力提出怀疑，这种自由可能会破坏他们生活方式的微妙平衡。在新的局面下，他们必须学习新的制约方式。变化是有代价的，建立新观点和新道德并不容易。西方人不能设想日本人会立即采用新道德，并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但也不应该以为日本最终不能建立一套比较自由、宽容的伦理规范。生活在美国的“二世”日本人已经没有日本道德的知识和实践，他们的血液中也丝毫不存在要墨守其父母的出身国日本的成规。同样，生活在日本国的日本人，也有可能在新时代里建立起一种不用要求过去那种自制义务的生活方式——菊花完全可以摘掉金属线圈，不经人摆布依然秀丽多姿。 在进入扩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时期，日本人或许可以借助两三种古老的传统来保持平稳。其中之一就是“自我负责”的精神，亦即他们所说的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身体被形象地比喻为刀，正如佩刀者有责任保护刀的光洁，人也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他必须承认并接受由于自己的弱点、不坚定和无效性而产生的一切自然后果。在日本，对自我负责的解释远比自由的美国更加严格。在这个意义上，刀不是进攻的象征，而是理想和敢于自我负责者的比喻。在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这种德性将起着最有效的平衡作用。而日本的儿童教育和行为哲学已使自我负责的品德深入人心，成为日本精神的一部分。现在日本人已经在西方意义上提出了“放下刀”（投降），但在日本意义上，他们仍将继续努力关注如何才能使心中那把易被锈蚀的刀保持光洁。就他们的道德术语而言，这把刀是一种即便在自由、和平的世界里也能存在的象征。
第四章投降后的日本人（1）
日本投降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占领的性质。《波茨坦公告》说：“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以确保盟国达成其战争目标”，以及必须永久排除“欺骗或误导日本国民再度兴起征服世界的欲望”。 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联合指令，作出了重大决定，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全面支持：日本人将负责本国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只要能促进满足美利坚合众国之目标，最高司令官将通过日本国政府的机构及包括天皇在内的诸机关行使其权力。日本国政府将在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的指令下，被允许就内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职能。”因此，麦克阿瑟对日本的管理跟盟军对德、意的管理有相当大的区别。它纯粹是一个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级官僚机构的最高司令部。最高司令部的通告发给日本帝国政府，而不是发给日本国民或县市的居民。它的任务是规定日本国政府的工作目标。如果某位日本内阁大臣认为不可能实施某项指令，可以提出辞职。如果他的建议正确，也可以修改指令。 这一政策在华盛顿被拟订之时，很多美国人担心日本人可能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会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政策。在日本人看来，这种政策是从严酷的战败现实中排除屈辱的象征，促使他们实行新的国策，他们能够如此接受，在于他们特异文化所形成的特异性格。 在美国，我们曾不断争论媾和条件的宽严。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宽严，而在于严如其分，恰好足以摧毁传统的、危险的侵略性政治模式，树立起新的目标。至于选择何种手段则应该根据该国国民的性格和传统的社会秩序而定。 普鲁士的权威主义不仅在家庭生活中、而且在市民日常社会生活中根深蒂固，这就需要对德国制定某种媾和条件。明智的媾和条款对日本应该不同于对德国。德国人不像日本人，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社会和历史欠恩情，他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偿还无穷的债务或恩情，而是避免沦为牺牲者。德国的父亲是一个权威人物，如同其他占据高位的人一样，按德国人的说法，是“强迫别人尊敬他”的人。他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德国人的生活中，每个儿子都在青年时代反对权威的父亲，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飙年代。然而他们成人后，最终还是跟父母一样屈服于单调无味、没有激情的生活。 日本文化中的问题并不是极端的权威主义。几乎所有西方的观察者都认为，日本的父亲对孩子的关怀和钟爱在西方很难见到。日本孩子跟父亲有某种真正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公开夸耀自己的父亲。因此，父亲只要稍许改变一下声调，孩子就会按父亲的愿望行事。但父亲也绝不是幼儿的严师，青年时期也绝不是反抗父母权力的时期。相反，孩子进入青年时期就在世人的判断面前成为为家庭责任的殉道者。日本人说，他们尊重父亲是“为了学习”，“为了训练”，也就是说，父亲作为尊敬的对象，乃是等级制和正确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儿童在早期跟父亲接触中学到的这种态度成为整个日本社会的一种模式。位居等级制度上层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自身并不掌握着专断权力。在等级制中居于首脑地位的官员也并不行使实权。上自天皇，下至底层，都有着顾问和隐蔽势力在背后操纵。黑龙会式的超国粹团体的一位领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东京一家英文报纸记者的谈话，最准确地说明了日本社会的这一侧面：
日本社会是一个三角，它被大头针固定住了一角。
换句话说，在桌面上的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头针则是几乎看不见的。三角形有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