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插图典藏本)-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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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孝允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以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他说，对长辈的传统义务，尤其是对天皇的传统义务，是日本的一大优点。日本将在“长辈”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可克服很多个人主义国家中无法避免的种种困难。此信支持阁下们心中的信念，明治的大政治家们十分满意。显然，他们力图维护等级制度的一切可能的优点，不打算在将来失去它的帮助。 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明治的政治家们明确规定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各安其位”的义务。整个安排，无论从程序还是从具体内容来讲，都与美国、英国截然不同。面对如此众多的差异，我们经常会忽视最基本的要点。这一要点，在我们举了足够的例子后，会着重指出。 上面是有力的统治，公众舆论不能强迫它改变举措。政府掌握在上层人物手中，靠选举产生的人物也不能影响他们。在这一阶层中，人民没有发言权。在1940年，政府最高层都是一些随时可以“谒见”天皇的重臣、顾问、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及其他高官。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是无法达到这样高的地位的。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对遴选、任命内阁成员及大藏省或运输局长就更说不上有什么发言权。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虽然有对政府高官提出质询或批评的特权，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无可奈何。日本也没有法律的创议制。众议院还受到由不经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议员中贵族占半数，另有四分之一由天皇敕选。贵族院对法律的批准权与众议院几乎相等。整个规则严密无情，颇有实效。 这能保证日本政府中的高级职位都掌握在“阁下”们手中。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在“各安其位”的体制下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下面的地方自治权碰上，随时会擦出争议的火花。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什么程度，地方的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广泛的公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就像中国一样，最小的单位约5至10户，后来被称作“邻组”，这是居民中最小的责任单位。“邻组”的组长，对组内事情有领导权，保证组内成员行为端正，遇有可疑行为必须报告，发现在逃犯则要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最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在市镇中，政府有时积极培植“邻组”，但在今日农村中则几乎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较之更为重要的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作为一个行政单位编入政府体系。它是国家权力尚未涉及的领域。这种由15户左右的人家组成的部落，直至今日，每年更换部落长，仍在发挥着组织的机能。部落长的任务是管理部落的财产；组织部落对遇丧或遭受火灾的家庭给予援助；安排耕作、盖房、修路等公共作业的适当日程，遇有火警则负责振铃；休息日则敲钟击梆，以示通告。日本的部落长，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不负责征收国家赋税。因此，他们所处的地位没有什么矛盾，是在民主责任范围内发挥作用。 近代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市、町、村三个级别，由公选的“长者”们推选一位头头。在农村，这个头头常常是一位老人，一位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长者。当了村长后，经济上不会有什么好处，却相当有权势。他与其他长者共同管理村里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特别是财产登记和了解每个人的情况。村公所是个相当繁忙的地方，它负责管理国家拨来的小学教育补助费，征集由本村负担、数额远比国家补助费要大的教育经费并监督其收支，管理村落共有财产及其租贷，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登记一切财产买卖；而财产买卖也必须在村公所正式登记后才算合法。村公所要求本村居民必须及时登记其住址、婚姻、子女出生、过继和收养、前科以及其他资料。对于每户家庭，也都要保管同样的材料。不管任何地方，此类材料都可以从该地提供给那个人的原籍村公所并记入他的册籍。一个人在申请就业或接受审判，或因需要证明其身份时，他必须给他的原籍市、町、村公所写信，或者自己亲自回去，取得一份本人材料的副本，交给有关方面。所以人们是绝不轻易给自己或家庭留下不好的记录的。 因此，市、町、村负有巨大责任。1920年代，日本出现了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会有“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交替。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机构却丝毫不受影响，仍然由“长者”们领导，为政府服务。不过，地方行政机构在以下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这就是：一切法官均由国家任命，警官和教员都是国家雇员。由于日本的民事诉讼几乎一直是通过调停或仲裁来解决的，所以法院在地方行政中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倒是警官更重要一些，每逢有临时集会，他们必须到场。但是，这种任务是不常有的，多数时间用在记录有关居民身份和财产上。政府常常把警官从一处调到另一处，保持其局外人的地位，避免腐败。学校的教员也常有调动。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日本和法国一样，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市、町、村共同体对学校、警察和法院，不能行使自治权。
第二章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3）（图）
人磨图 岩佐右兵卫 绘
日本政治结构，几乎没有一点不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美国政府机构中，大选中胜出的人持有最高的行政、立法权，地方的管理则是由在地方指挥下的警察和法院来执行。然而，日本的政府机构在形式上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十分接近。例如，荷兰就和日本一样，一切法律都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起草，国会实际上从未制定过法律。甚至县、市长在法律上也规定由女王来任免，因此女王在形式上的权力之广泛，直达地方事务，超过1940年以前的日本。虽然女王实际上总是认可地方的提名，但必须女王任命则是事实。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君主负责，这在荷兰也是如此。但是，在荷兰，任何宗派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而日本的学校制度则几乎全部照抄法国。运河的开凿、围海造田及地方开发事业，在荷兰大体皆是地方自治体的任务，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市长或官员们的任务。 日本政府机构和西欧各国之间的上述差异，还表现在更深刻的地方。日本人依靠古老的恭顺，让许多权力过程通过道德和礼仪来实现。国家可以指望，只要那些“阁下”们身在其位，恪守职责，他们的特权就会得到尊重。人民没有理由在国事上自作主张，在日本，越过权限就是错误。在政府的最高层，“舆论”是完全没有地位的。政府只是要求“国民支持”。当国家的权限越过自己的范围而干涉地方事务时，其裁决也会受到尊重。国家政府这种东西，美国人认为是一时还无法摆脱的孽障，日本人则不然，在他们眼里，国家近乎至善，完全在为他们的福泽而运作。 不但如此，政治家认为，舆论放弃干涉它不该干涉的事务后，也应该在它理应起作用的时候尽到职责。政府十分注意承认国民意志的“适得其所”。在合法的公众舆论领域，即使是为了国民自身的利益，日本政府还是努力恳求人民同意，这样说绝非过分。比如，负责振兴农业的官员在改良旧式农耕法时，恰如美国爱德华州的同行们一样，很少使用权力来硬性推广。在鼓励建立由国家担保的农民信用合作社、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政府官员总是要和地方名流多次交谈，并听从他们的决定。地方上的事必须由地方解决。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使之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政府把国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就像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信仰自由原则。这就好像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因为“不是宗教”，日本可以在学校里教神道而无须担心西方的非难。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话传说时代以来的日本历史。但要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国家神道受国家支持，国家管理。而对其他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固不用说了，甚至其他教派的神道或祭祀神道，也都听任个人意愿，几乎和美国一样。这两种不同领域甚至在财政上都是分开的：国家神道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一般祭祀神道以及佛教、基督教各派的经费靠教徒自愿捐赠。 鉴于日本政府对宗教的上述立场，我们不能说国家神道是庞大的教会，但可以所它是庞大的政府机关。11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里直到祭典时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神官系统也有等级，与政府官级并列，从最低层的神官到各郡、市和府、县和神官，直到最高层被尊为“阁下”的神祇官。这些神官，与其说他们是领导民众进行祭祀，不如说他们是替民众举行仪式。国家神道和我们平常到教堂去做礼拜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宗教，法律禁止神官宣讲教义，也就不可能有西方人所了解的那种礼拜仪式。他们的仪式是这样的：在频繁的祭祀日里，町、村代表参拜神社，立在神官面前。神官举起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他们头上来回挥动，为他们驱邪。然后，神官再打开神龛的内门，扯开嗓子尖声呼叫，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神官祈祷，参拜者们按身份排列，毕恭毕敬地供上自古至今视为神圣的小树枝，树枝上垂着几根细长的纸条。然后，神官再度尖声喊叫，送回众神，关闭神龛内门。在国家神道的大祭祀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但这种祭祀日和地方神社的祭祀日，以及佛教的祭祀日不一样，不是群众的祭祀节日。后者属于“自由”领域，不在国家神道范畴之内。 在这一自由领域，日本人进行各种符合自己心意的教派和祭祀活动。佛教非常流行，至今仍是绝大多数国民的宗教，各种宗派有不同的教义和开山祖师。即便是神道，在国家神道之外，也有不少教派。其中有些教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推行国家主义以前，已经成为纯国家主义的堡垒。另有一些教派是一种精神治疗，常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有的信奉儒家教义，有的则专门从事神灵显圣和参拜圣山神社活动。老百姓的祭祀节日多数不属于国家神道。在这种节日里，老百姓涌至神社，每个人都漱口驱邪，拽绳，打铃，击掌，召唤神灵降临。接着，他们恭恭敬敬地行礼，礼毕后再次拽绳，打铃，击掌，送回神灵。然后，离开神社殿前，开始这一天的主要活动。这就是在神社院子里小摊贩上购买珍品玩物，看相扑、祓术以及有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除了少数献身宗教的人以外，宗教在日本绝不会使人感到严峻。日本人还喜欢长途跋涉地朝山拜庙，把它看作愉快的假日节目。
第二章 明治维新明治维新（4）（图）
宫女赏菊图 岩佐右兵卫 绘
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就是这样谨慎地划定国家在政治中的职能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的。至于其他领域，他们都交给人民，但对认为与国家直接有关的事，他们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建陆海军时，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像其他领域一样，他们在军队中也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而且比在老百姓中废除得更彻底。他们甚至在军队中废除了日本的敬语，虽然实际上保留了某些旧习。军队职阶的晋升不是看家庭出身，而是凭个人的能力。因此军人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赢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加之，排、连单位大多由同一地区的乡邻编成，和平时期服兵役者大都离家不远，这不仅意味着士兵与地方上保持联系，而且每个人在军队服役的两年期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的关系，潜移默化地影响地方，代替了武士与农民、财主与穷人的关系。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几乎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中，军队都被作为赖以维持现状的巨大力量。日本则不一样，军队非常同情普通民众，以这种同情为基础，军队曾经一再地站到大金融家和寡头阶层的对立面。 建立了这样一支人民军队，不仅没有让日本政治家感到欣慰，反而造成某种忧虑。这支部队太过靠近下层，而根据经验，军队应该在等级制度中有更高的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在最高层采取了措施。这些措施并没有写入宪法，却保留了军部首脑对政府保持独立性的惯例。比如，陆海军大臣与内政各省大臣不同，有权直接谒见天皇，并能通过天皇的授权而强制推行他们的措施，无须向内阁成员通报或协商。如果内阁反对他们，他们还可以阻止内阁的成立，只需拒绝委派陆海军将领入阁即可。没有这种高级现役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任何内阁都无法组成，因为文官或退役军官是不能担任此职的。同样，对于内阁的任何行动，军部如果不满，只需召回他们的内阁中的代表就可以让它解体。在这个最高决策阶层，军部首脑绝不容许任何人干涉。 为进一步确保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