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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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统治天下，自称“受天明命，赖祖宗之灵”。诸子册封为亲王当然不能不告知天地祖宗。亲王接受册封后要选择好日子到太庙致祭，以告知祖宗在天之灵。其实朱元璋未行册封之前就已经前往太庙拜过了。那正是这个月的初三。朱元璋拜过太庙之后在奉天殿和文华殿上大宴群臣。朱元璋对廷臣说：
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祐，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群臣唯唯附和说：
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祀，天下万世之公议。
朱元璋接着说：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於此。
朱元璋所做的这一番论证，看来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以求得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朱元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时明朝刚建立不久，内外都有危险。
这时明朝的主要敌人仍是元朝残余势力，自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1360年）后，朱元璋的力量迅速壮大，他先后兼并了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等政权，于吴元年（1367年）命徐达等北伐中原夺取了元朝的山东诸郡。第二年，明朝建立，明军继续北进，攻下汴梁。八月逼近大都，迫使元顺帝开健德门北遁大漠。这时以和林为中心的元朝皇室仍有相当的实力，所谓“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亡” 。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元政权称作北元。北元势力所及西自天山，东至呼伦贝尔湖，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直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北元的主要力量有两支，一是据有陕西甘肃的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他大约有四十万人马。一是控制辽东的纳哈出，他大约有二十万之众。此外，云南还在元朝宗室梁王的手中。整个北元，“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装资仪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不仅如此，辽东的女真，陕甘的西番，以及西域、高丽仍然都是北元羽翼。面对这样的形势，朱元璋不能不认真对待，暂时也只能采取“固守疆国，防其侵扰” 的政策，在国内，怀念旧朝的情绪，忠于旧朝的遗民，狐疑观望者貌合神离，远远没有肃清。就在朱元璋册封诸王的前一天，他下令“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名”，表面上说是为了“别婚烟，重本始”、“厚民俗” ，而实际则寓有监督控制之意。册封亲王以屏藩帝室的目的之一，就是针对明朝的这些内外敌人。朱元璋先后共生二十六子，其后封王而置于边塞的就有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东北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宁夏的庆王、兰州的肃王，这九王皆称塞王，“莫不敷险隘，控要害”。
在告天下以册封诸王的诏书中，朱元璋先申明他得天下是“赖将帅实力”，因而应该“先论武功以行爵赏”，随后又不惮其烦地解释为什么“报功之典未及举行”，而已先行封建了诸王。其意本在安抚人心，实际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先说是“缘吐蕃之境未入版图”，又说是“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他的这番解释实际上已经明确无误地将诸王放在了与将帅对立的位置上了。他先行册封诸王唯恐引起那些曾为创建朱明皇朝而流血牺牲的元勋宿将的不满。所以朱元璋分封亲王的另一目的不仅是为了对付国内可能出现的人民造反，更重要的则是企图以众亲王与这些将帅相抗衡，以加强皇室的地位。内地的周王、齐王、楚王、潭王、鲁王、蜀王都无不在要塞之地。
亲王不仅享受岁禄万石这样优厚的物质待遇，而且政治地位也很高。他们在自己的王府中有一套官属，冕服车骑宫室之制仅次于皇帝，公侯大臣亦不得与之钧礼 。更重要的是亲王握有军队。洪武五年，成立了亲王护卫指挥使司这样的机构 。每王府设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万九千人 ，更重要的是，在亲王的封国内，中央政府所派驻的守镇兵也往往归亲王调遣。洪武二年始编订的《祖训录》规定：
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卫兵。其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
调动守镇兵，仅有皇帝的御宝文书还不行，还需要有亲王的命令：
凡朝廷调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无王令旨，不得发兵。
明初对亲王权势唯一限制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 。亲王没有自己独立的地盘，也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
分封亲王是为了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但如何能确保做到这一点，朱元璋仍然颇费脑筋，他认为除了对诸王的教育锻炼外，就是要求诸王不能离开自己所确立的规范，不能改变自己定立的制度。
为了使对诸子的教育约束制度化、法律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四月十一就下令编辑《祖训录》，后来又下令编《昭鉴录》。到洪武六年三月初一，《昭鉴录》成书了 。
这是一部专门给诸子看的书。它先后由礼部尚书陶凯、主事张筹、秦王傅文原吉、翰林院编修王撰等人编订。内容包括汉唐以来藩王所行的善恶，用以对诸王进行劝诫。宋濂为此书写了序，朱元璋赐以书名。朱元璋对文原吉等人说：“朕于诸子常切谕之，一举动戒其轻，一言笑斥其妄，一饮食教之节，一服用教之俭。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尝使之少忍饥寒，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尝使之少服劳事。但人情易于纵恣，故令卿等编辑此书，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所望也。”为教育诸子，让他们尝试挨饿受累，其用心也良苦了。
到五月初一《祖训录》也成书了 。《祖训录》共有十三目，包括箴戒、持守、严祭祀、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久定，人已守是以息。威加于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既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已长者，甚相远矣。
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剿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胡俗，去姑息之政，治旧习■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备习奸猾，至难齐也，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定法，大书揭于西■，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乃七帧澹两穹蕉ǎ穹悄言眨�
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礼部刊印成书，以传永久。凡我子孙，欲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呜呼，其警戒之哉。
朱元璋把《祖训录》颁给诸王，并且将其抄录于谨身殿的东■、乾清宫东壁，还让亲王抄写在王宫正殿和内宫的东壁，随时阅读。随后他又对诸臣说：
朕著《祖训录》，所以垂训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为此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
朱元璋所想到的是皇图永固，他认为他的子孙只要维持他定下的成法不变即可使朱明天下传之久远。随侍之臣为朱元璋的这种认识找出了理论根据。他们回答说：“自古创业之主，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经云：不愆不忘，率有（由）旧章。朱元璋对这种逢迎当然很高兴。他接着说：
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故荒坠厥绪，几於亡夏，颠覆典刑，几於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朱元璋相信亲王比将帅可靠，朱姓比异姓可靠。他肯定地认为分封亲王恪守祖训会使朱明朝廷长治久安。然而“封建”的得失，自秦以来一千余年，一直争论不休。明朝实行分封制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聪明洞达之士。这些人会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复杂的现实做出精辟正确的论断。但他们的意见却往往不被重视，甚至因为发表这些意见而遭到惨祸，哪怕这意见是应统治者的要求而发表的。只有当他们的论断被历史无情地证实之后，人们才发现它真正的价值。这时便会有一大批人出来称赞他如何如何高明，不听其言教训如何如何沉痛。照理说，这样一来，类似的错误以后不会再犯了。然而事实上后人还是常常要重复前人的错误，当然失败也常常是同样惨。难道人们不能接受历史的教训吗？不是。“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千古万国人同此心，人们的欲望大体一致，而历史规律也亘古如一，绝不更改。两者相遇，就看谁能屈服于谁了。洪武九年（1376）自年初以来，钦天监不断报告说星象异常：二月岁星逆行入太微；三月，荧惑犯井；四月荧惑犯鬼；五月太皇犯毕、井，又有客星大如弹丸，白色，止于天仓，几天之内越来越亮，最后进入紫微垣，一直闹了四十多天。 这件“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事引起举国上下的不安。皇帝既是天子，又受有天命，五星紊度自然是上天垂戒了。皇帝一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当。九月初九，皇帝下诏，请求臣下直言，以匡正过失。说是 “静居日省，古今乾道变化，殃咎在乎人君。思之至此，皇皇无措，惟冀臣民，许言朕过”，而且说“於斯王道惟忠且仁者能鉴之” 。宁海人叶伯臣，以国子生被选拔担任了平遥县儒学训导的职务。早就看出朱元璋政策的失误。打算上书直陈。他听说皇帝有诏求言便上书指出当今政治的三个问题：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关于分封，他说：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诸王各有分地，盖惩宋元孤立，宗室不兢之弊。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郭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於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为太过者也。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听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祸。愿及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於此。
叶伯巨同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但他得出的结论却与朱元璋完全相反。他以汉晋两代的事例详尽地解剖这一问题。汉朝初年，高祖刘邦鉴于秦室孤立无援，仍行分封制，后来又规定“非刘不王” ，以确保刘氏江山。但天下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贾谊向汉文帝建议众建诸侯，以削弱诸侯的势力，没被采纳 。景帝时吴楚七国更加骄横，势在必反，晁错再建削藩之议，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于是相继削赵王、胶西王、楚王之地，吴王乃与六王相约而反。待七国次第平定，朝廷将地方用人之权，收归中央。其后诸王的权力虽然削减，但其封地仍然很大。武帝又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命令亲王在自己封地内分封众子弟为侯，从而将诸王的领地块块分割，避削地之名而行弱藩之政，使分封制有名无实 。从此地方权力全归朝廷控制，汉室得到安宁。一百五十年以后，东晋武帝再次重蹈汉初覆辙，企图众建亲王以羽翼王室。他分封子弟二十余人为王，并给以兵权，大国小国兵力从五千人到一千五百人不等。武帝死后，汝南王、楚王、赵王、齐王、长沙王、成都王、河间王、东海王八王相继为乱，自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到光熙元年（306年）绵亘十六年之久。国势陵夷，地方大乱，遂至匈奴刘氏举兵南下攻破洛阳，怀帝被俘 。
叶伯巨担心明朝再走历史的老路，因尾大不掉而致乱，他建议在诸王还没就国时便“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以强干弱技，并且限制诸王的地盘，也用来封建诸王的子孙，以分散诸王的力量。其策略与贾谊、主父偃如出一辙，其拳拳忠心可嘉，其切切之议可行，也算得个“忠且仁者”吧？然而天心难测，朱元璋早忘了自己说过的“惟冀臣民，许言朕过”的话，竟固执己见，想要在并不通行的老路上再做一番尝试。他读到叶伯巨的奏疏，异常愤怒，大呼：“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