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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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讲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写畅销书，应另有规范，只要加了注释，不应算是太离谱。
经常要上电视的Goodwin态度则好得多。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绝不能因为写畅销书而被牺牲。我喜欢注释。注释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指针，承认前人在自己领域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历史著作，长达900页，注释有3500个，完全是用手写出来的。遗憾的是，我的注释系统被证明不那么牢靠。我作研究时的阅读笔记都是用手写，并注明从他人书中抄出来的段落的来源；同时，我也随手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我的书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稿完成后，我对从300多本书中引用的段落再检查了一遍，保证注释和引号没有错误。可惜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出了几个错误。当我第一次被抓到时，感觉实在很坏，急忙与人家私了，不想为自己的几个疏忽去面临整个世界的审判。但15年后，这件事又回来了。我绝不是抄袭，而是忙中出错。事实上，我的书中到处都引用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会傻到要存心漏过其中的几个注释。这是个技术错误。我相信我不会再犯。”
然而，这些辩辞并不能为媒体完全接受。一位批评者尖锐指出，Goodwin是负责监管哈佛大学的校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发给一年级新生的学生手册中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引号，就属于抄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没有引号，这是决定是不是抄袭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哈佛大学新生，犯了这一错误，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以被要求离开学校两个学期，丢掉你挣到的所有学分。你在学校的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不诚实的永久记录。我们为何对大学者就要法外开恩？Goodwin的辩护者们则称这件事只能说明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已开始用计算机写作的Goodwin本人决定在作研究笔记时严格把自己的评论和引用的段落分记在两档里，以免未来再忙中出错。她甚至于3月3日致信普利策奖的评委会，主动要求退出这一新闻界最高奖的评委会。理由是由于媒体的压力，她已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此职。
Ambrose引起的不满则更多一些。有些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5年内认真写出8本书来。那么大的产量，其实就是学术不严肃的证据。他简直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钱所驱动。事实上，由于Ambrose的书畅销，出版社频频向他施压，要他提高产量。他一度表示封笔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质刺激”，保证作坊的继续运转，而在抄袭之事被揭露之后，也拒绝把书撤出市场。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4节 反环保的“科学异端”
2001年秋，丹麦奥尔胡斯大学（theUniversityofAarhus）政治学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BjornLomborg出版了一本题为“TheSkepiticalEnvironmentalist”的书，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Lomborg自称并无环境科学上的训练，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本是基于他的“左翼绿色和平”的立场，挑战对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JulianSimon。谁知当他把统计资料搜集齐全后，发现所有的数据都在支持他要挑战的Simon。于是，他背叛自己的立场，一鼓作气写出一部反环保的著作，试图戳穿他所谓的环境保护运动的“祷文”。从2002年初以来，此书引起科学界的激烈反击和抗议。几家重要的科学和环境杂志，如《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自然》（Nature），都邀请专家对Lomborg进行批驳。而《经济学人》则站出来坚决捍卫这一“异端邪说”。据说Lomborg到牛津大学宣讲他的新书时，一位学者竟在一怒之下，把一张pie扔到他脸上。但是，不管Lomborg在科学界是多么孤立，不管有多少资深科学家称他是“骗子”，他对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运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挑战。他可以被攻击，却无法被忽视。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且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提出挑战以来，环境主义者声称人类正面临着如下的大危机： 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人口增长将使人类面临着食物短缺；大量物种将消亡；空气和水的污染会愈演愈烈；一句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是如此有害，乃至人类将通过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自取灭亡。
Lomborg则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以来，人类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走向自己环境的“极限”，相反，事情在变得好起来。首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世界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具体而言，地球的矿产虽然有限，但不像环境主义者说的那样接近枯竭。从１９70年代以来，大量新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量来计算，现有的可以用适度价格开采的石油还能供人类用150年。同时，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中每10年就下跌一半，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跌。因此，能源危机并不严重。其他非能源的矿产也是同样的状况。尽管在过去50年内，人类对铝、铜、金、水泥、氮、锌等的消费增加了２至１０倍，但根据新增的储量计算，这些原料可供人类使用的年限已被延长。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从1845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80％。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证明了资源的充裕，而不是枯竭。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Ehrlich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炸弹》，预言１９70年代人类将因人口膨胀而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被饿死。这一预言并未兑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拥有量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52％。1961年贫困国家的人均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923，仅够生存，1998年这一数字提高到2650，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3020。1949年，发展中国家45％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今这一比率则仅为18％，预计到2010年将跌至12％，2030年将跌至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800年以来，粮食价格下跌了90％。
Erhlich的《人口炸弹》还是基于170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使线性增长的粮食产量无法应付人类对食品的需求。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当人们富裕起来后，生育率自然降低。在１９60年代初，世界人口增长率为2％，达到历史的高峰；如今则已跌至1。26％，到2050年预计将跌至0。46％。农业革命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则远远超出马尔萨斯的预见。
不错，随着森林的消失，一些物种会灭绝。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0。7％的物种将灭绝，而非一些人预言的25％～50％。环境污染问题也被大大夸大了，因为许多环境污染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以伦敦为例，空气污染在189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渐渐好转。如今伦敦的空气，是1585年以来最好的，保持着工业化以前的空气质量。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存在，但据Lomborg称也并不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结论，即使是其正确的部分，也不过是修正了一些环境主义者过激的或过时的观点，并不那么惊世骇俗。然而Lomborg接下来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则对环保运动极具挑战性。环境主义者爱谈“极限”，Lomborg把这一概念接过来，为己所用。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总觉得增长有“极限”，却未意识到用于治理环境的经济资源也有“极限”。比如“京都议定书”仅仅把地球变暖的进程拖延6年而已。但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消耗的费用可高达1兆亿，比为全球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费用高出5倍以上。Lomborg指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每年可使全世界避免２００万人死亡和另外5亿人得重病。所以，问题不是治理不治理环境，而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拯救一个人一年生命的价目表。根据这一表格，如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厂商给汽车安装安全带，那么等于每花69美元就可以救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黑人新生儿作镰状红细胞贫血检查（sicklecellanaemiascreening），等于240美元就可“买”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妇女作乳房X光检查，等于810美元“买”一年人命。给65岁以上的人接种肺炎疫苗，等于2000美元“买”一年人命。劝告那些一天吸一盒以上的烟的人戒烟，等于9800美元“买”一年人命。促使30岁以上的人吃低胆固醇的食物，等于19000美元“买”一年人命。但是要限定核电场的放射线的标准，等于要花１８亿美元才能“买”一年人命。为橡胶轮胎工场安装苯的排放控制装置，一年生命的价格就会高达２００亿。一句话，生命有价，金钱有限，救人要讲效率，万事都有孰先孰后。如放着100美元能“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不管，而在10000美元“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上花钱，不就等于赔了另外99年的人命吗？
Lomborg的结论： 西方文明在生态上是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的。我们在对付人类面临的危机时，应量入为出，运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得不偿失，应该用那笔钱应付更紧迫的问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社会富裕以后，环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然而，许多批评者们指出，Lomborg没受过环境科学的训练，有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
，他的书因此错误百出，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而且，他常常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以偏概全。比如，伦敦的空气是日见好转，但北京、上海的空气就另当别论了。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把污染大户都挤到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只看富国而讨论环境问题呢？再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也不一定反映资源的充裕，因为西方工业大国可以凭借手中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海湾战争不正是一场捍卫石油价格的战争吗？另外，Lomborg为了否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指出石油的储量尚很丰富，一方面又说太阳能越来越便宜。其实，不仅是太阳能，像风力发电这些再生能源，也价格日降，越来越有竞争力，而这些正是环境主义者在“增长的极限”的压力下不断努力的结果。用环保的果实支持自己反环保的立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他对拯救生命的计价表，却试图重新排列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轻重缓急。环境只是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等于逼着环境科学家们作出回应，证明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环保的开销，在这一拯救人命的价目表上，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会有一场大论战，孰胜孰败，将大大影响“环保政治”。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5节 二度贞操：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
在最近5年至10年间，美国南部所谓“圣经带”地区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汹涌澎湃，不仅使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把包括戈尔老家田纳西在内的南部各州全部赢了下来，而且使南部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重当处女”（secondaryvirginity）运动，就是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果实之一。自从１９60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大多数人的性经验从中学时就开始，大学毕业时若还没有性经验，就几乎成了怪物，甚至得去看心理医生。最通行的电视轻喜剧Seinfield，甚至拿一个年轻的英国处女开心，最后让她和小肯尼迪（就是几年前开飞机死的那位前总统的英俊公子）上了床。一时间，“处女”这一词汇因在现实中找不到描绘的对象，几乎快成了古英语。
然而，在南部笃信基督教的各州，“重当处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渐成为婚前南部新娘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所谓“重当处女”，就是这些即将结婚的情侣，主动停止他们已经有的性生活，直到结婚后再重新开始，似乎新娘还是处女。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的社会现实和南部“圣经带”基督教传统对这种性行为的强烈谴责之间的一个文化妥协。婚前禁欲是基督教的传统教诲。在基督教盛行的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只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在东北部，坚持这样老派的性教育的学区只有20％。记得十年前，笔者看到一篇报道，称纽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回家当着父母的面，把一个避孕套套到了一根香蕉上；父母大怒，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教一个还没有开始性发育的孩子这些东西。此事笔者曾对一个从纽约来的美国朋友当笑话谈起，她却一脸严肃地说： 你到纽约的学校看看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了。难道你让这些孩子都得艾滋病吗？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孩考进了耶鲁，入学第一个“必修课”就是性教育。老师当众让一个男生表演如何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羞得这位大陆的女孩眼皮都抬不起来。几年前，4位犹太保守学生起诉学校，要求离开学校的宿舍。理由是那里的性行为太随便，不仅男女同宿，而且走廊里就可以拿避孕套。他们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破了自己的宗教戒条。
不久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在这个问题上引火烧身。他在一次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发生性关系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你的伴侣是否有病。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