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脚步-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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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1993年攀登珠峰的时候，王勇峰说了这样的话。
当年，眼前就是世界最高峰的最高点的时候，他也要做一个抉择：上升还是下撤。他的右眼已经失明了，因为高山反应。
凭着一只眼睛，他站在了珠峰顶上那片宽2米、长9米的平台上。
之后，他被倒挂在第二台阶上。
第二台阶，在珠穆朗玛峰海拔8800米的北侧攀登路线上，是任何一个登顶者也无法忘记的地方。它横亘在珠峰北坡传统路线8680—8700米之间的岩石峭壁，其中一段近乎直立的4米左右的峭壁立在通往山顶的惟一通途上，这里是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也是一道鬼门关。
从1921年到1938年，英国人用了17年的时间，七次到北坡侦察、攀登，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到达最高的地方就是第二台阶。
被第二台阶阻退的英国人说：这里没有攀援的支点，横亘着世界上最长的路线，它无尽无边。因此，英国人给北坡攀登路线的定义是：飞鸟也无法逾越。
1960年，人类第一次攀越此地，中国的登山运动员刘连满用自己的身体把队友送上了第二台阶。
1975年，中国队在这里架起了一个4米长的铝梯，从此，每个从北侧登顶的人都是依靠这个梯子逾越了这个台阶，其中包括1980年在北侧登顶的梅斯纳尔。
而到了1993年，这个铝梯上挂着王勇峰。
5月5日下午两点左右，冰爪与铝梯撞击而发出铿铿之声响彻海拔8700米的高空，王勇峰的一切努力是要让自己的头和脚换个位置。
从这个时刻起，整个世界失去了他的讯息。
从某种意义上，对于1993年来说，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并非5月5日成功登顶的那一天，而是5月6日的10点30分。
10时30分，当海拔8680米的那个橘红色小点跃进望远镜的时候，珠峰大本营哭声一片。
对于所有等待王勇峰的人来说，28小时，都仿佛是一同经历了一个走不到黎明的黑夜。
在山上，24小时失去联系就意味着失踪。可1993年的攀登总指挥曾曙生不相信，他死死地盯着珠穆朗玛峰，好似眼睛要盯出了血，让自己的表针滑过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直到等待了28个小时之后，直到这个橘红色的小点出现在望远镜里。
上山之前，王勇峰留下一句话：请第三女神手下留情，助我们登顶成功。
他的话，女神听到了。
在珠峰失踪了28小时之后，王勇峰回来了。
不登顶哥儿们干吗来了？珠峰脚下，王勇峰没给自己留余地
1993年3月，站在珠峰北侧大本营的王勇峰已经不同于1988年在珠峰南侧参加双跨活动的那个王勇峰了。上山前，每个人都站在珠峰脚下留下了自己的愿望，只有王勇峰不给自己留任何的余地：“当然要登顶了，不登顶哥们儿干吗来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和李致新共同成功完成了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的攀登，还登上了海拔7543米的章子峰。
同是中国地质大学校友的马欣祥是这次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队友，在他眼里，王勇峰的登山生涯已经进入了喜马拉雅黄金时代。
所谓喜马拉雅黄金时代是指人类登山运动开始转向喜马拉雅山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马欣祥的比喻就是：王勇峰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登山者，而且，进入了他个人登山的鼎盛时期。
中国登山队的训练基地在北京的郊区怀柔，很多队员的家也就安在了怀柔县城，王勇峰在登山队宿舍楼里的那个家一度也是马欣祥的一个家，王勇峰家里的那种登山氛围很让他迷恋。
王勇峰家墙上照片不少，女儿的照片、夫人的照片，当然，最多的是雪山的照片。那些雪山的照片下面是钉在墙上的铁锁，铁锁上挂着登山绳。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王勇峰就是和这些绳子相伴。
登山绳可以打出各种结，在上升器、下降器这些登山设备还没有研究出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绳结在攀登中帮助登山者保护自己、上升、下降。这些绳结源自水手们，他们可以打出几十种绳结，后来，被移植到高山中的绳结有20多种，其中七八种是最常用的。
国外有很多关于绳结使用的书，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这些只有靠登山运动员之间言传身教，只有靠自己不断练习，烂熟于心。
王勇峰每天面壁所作的就是：把那些结打开，系上，系上，打开。直到系那些绳结成为他下意识的动作。
王勇峰的这份执著给马欣祥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从1988年到1993年，5年中，王勇峰的生活中心是三件事情：训练体能、练习技术、学习英语。
中国登山队设在怀柔的训练基地有一面15米高的人工岩壁，在基地能进行的技术训练也就是攀岩了。
王勇峰的夫人那时候是他的“教练”。
到了休息日，队友们都回家休息了，他还要训练，但没有人给他作保护，他就把夫人拉到岩壁下，先培训“教练”，再让教练保护自己训练。
就是这么艰苦的训练环境，你也听不到王勇峰喊一句辛苦，他沉默着，如同小的时候，他爹一句话就让他坚持长跑十几年一样，他认准了是对的事情，什么也阻止不了他。
山上的很多习惯会被王勇峰自然地带到生活中来，比如，喝矿泉水的时候，很少见他会大口大口地喝，还常常是会喝一口看一眼瓶子。比如，走路的时候，他很少有急匆匆的时候，他的步伐总是充满了节奏的。比如，平时的生活中，他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只有说起登山，他的眼睛才会放光，他可以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不疲倦。
生活中，你眼前这个轻声说话、朗声大笑的人很难让人想象得出，他的身体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能量，他的心胸里装着怎样超凡的雄心和超人的意志。因为，生活中，他太普通了，每天不忘几件事的就不是王勇峰，一段时间不出笑话的就不是王勇峰。
1990年，他和李致新在西藏做登山联络官，他在珠峰，李致新在希夏邦玛，进山前，王勇峰负责食品的购买，用他的话说，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ｃａｋｅ！（简单极了！）在山里辛辛苦苦过了一周，李致新说，咱们能不能改善改善生活，吃点荤的，可怎么我也找不到，就联系上了在珠峰的王勇峰。王勇峰说，ｎ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没问题！）买了不少呢。在三个纸箱子里。李致新兴冲冲奔了过去，打开一箱，糖水马蹄，打开一箱，又是糖水马蹄。他急了，问王勇峰：“这是什么荤的？”“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当然！）
这是王勇峰三句最经典的英文，很多第一次见面的人会以为他只会说这三句。但“当然”刚出口，他自己也愣住了，马蹄怎么不是肉？王勇峰不知道糖水马蹄还叫糖水荸荠。他给大家备了三箱水果罐头。
王勇峰还有一句名言，7000米以上说的话算数，7000米以下说的话不算。有道理，似乎只有踩到了冰踏到了雪，他的沉着才会回归，若是在平原，他只剩勇敢和热情了。
王勇峰的同事对他有个评价，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但，绝对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人。可这种令人难忘好像只有进了雪山才会有。
从1988年到1993年的5年中，这个等待雪山的王勇峰就是在训练和学英语的生活中度过的，到1993年，他等来了海峡两岸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行动。
993年·珠峰·28小时的失踪1993年 珠峰·28小时的失踪（2）
海峡两岸组成联合攀登队经过了三年的准备
对于每个登山者来说，攀登世界第一高峰是一个永远的梦。但这个梦对于台湾的登山者来说整整做了十年。
1982年，台湾曾组织了世界上第一支女子登山队攀登尼泊尔海拔5800米的天霆峰，走向中尼边境的一路上，大家却在讨论攀登圣母峰。圣母峰，这是台湾山友对珠穆朗玛峰的称呼。在这群为圣母峰做梦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淳容。
这是一个爱山的人，学生时代就迷上了登山。她说，山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你从中读到的东西取之不尽。你顺利了，她会提醒你别小家子气，放开眼界；你受挫了，她会像最知心的朋友来抚慰你，让你抬起头来。
在读山这本无字大书的时候，她把10年的梦想交给了珠穆朗玛峰。
在台湾的登山史上，20世纪80年代曾经是一个活跃时期，曾经登上过新疆境内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印度的莎瑟峰。在印度攀登庇古巴特峰的时候，3名队员不幸遇难，这延缓了台湾登山者的脚步。到1993年，台湾还没有一个人登上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
这一次，李淳容选择了和大陆队员合作。
1989年，中国登山协会收到了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收发室的工作人员很自然地把它交给了登山协会的胡琳。胡琳女士是在台湾读的大学，很多校友还在台湾生活，所以，收发室一见到是台湾的信件，就以为是胡大姐的私人信件了。
这封信的内容显然在中国登山协会引起了反响。当时，两岸的沟通已经很多了，但联合组队登山还是第一次。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李淳容的名字在中国登山协会被大家熟悉了起来。1989年到1993年三年间，李淳容往返两岸十几次。
在台湾，她最得力的助手是她的丈夫——一位著名的电视导播，曾经告诫李淳容不准再提珠穆朗玛的人，却在三年间支持李淳容筹集资金、组织队伍，直到1993年跟着进了山。
为了配合这次登山活动，中国登山协会派出了比较强的队伍，当时的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曾曙生担任队长，攀登队长是金俊喜，队员是王勇峰、罗申、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马欣祥。
第一次确定的突顶名单里没有王勇峰
5月3日，18时15分，高倍望远镜里，大本营发现6号营地正在搭建的第二顶帐篷被高空风卷走了。消息被证实之后，大本营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这意味着计划全部被打乱了。
山上一共有8名队员，今夜，他们只能挤在一个六人帐篷里了，这一夜，谁也不可能躺下好好休息了，在8300米的高度，他们要蜷曲着坐一夜，而山上的风力每秒24米，气温是零下42度。
挨过今夜也是个开始，帐篷和食品的情况所限，必须要有两名队员下撤了。每一次的登山都会有这样的遗憾，极小的一个细节也会断送整个计划，甚至是一个人的终生梦想。谁将退出登顶的行列？对于任何一个到达8300米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突破，任何一个人的突破都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的。这个时刻，无论是对队员，还是对决策者都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至少5月2日晚的大本营是这样的，快11点了，三四个方案都被推翻了。台湾队员很容易确定，无论是高山适应还是体力，都是非伍玉龙莫属，但到大陆队员这里就难了，6个大陆队员都具备登顶的实力，割舍谁都是痛。
所有人的目光聚集在曾曙生身上，他低着头，沉默着，沉默着，一咬牙，说：“抛开一切感情因素，无条件服从全队的需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力量保住台湾队员登顶。所以，我主张让实力最强的5名藏族队员协助伍玉龙登顶！”这是当年随队记者的实录，这意味着，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在力保台湾队员身上了。这个决定并不意外，从一开始，台湾队就处于这种被帮助和保护的位置，近两个月的运输、修路、攀登过程中，始终是大陆队员承担更重的工作，到了7790米的高度，大陆队员每人半瓶氧气，台湾队员是每人一瓶氧气。
但是，这个决定也意味着，等待了5年的王勇峰又要和珠峰失之交臂了。
李淳容很为这个方案感动，当然接受了。这个时候，台湾队员李城彦冒了一句：“那北京队的王勇峰呢？他的体力和各方面都不差。”
李城彦在大本营负责山上的行动规划和记录，每个人在山上的表现在他那里都有一个数字化的体现，有一个数字是李城彦根本就不能忽视的。在高山营地，每天别人休息了，还在分物资，整理装备的人是王勇峰，每次运输安排计划的是王勇峰，从6500米往7028米北坳运输次数最多的是王勇峰，他在那条路线上往返运输9次，是所有队员中运输最多的。李城彦说，这样的安排太不讲人权了。
豁达和忍耐是王勇峰一直认为的登山者必备素质，他这样要求自己了，还是要经过历练
1985年纳木纳尼峰的攀登给王勇峰的考验已经让他意识到登山的严酷性，有时候，这种严酷并不只是来自于暴风雪，来自于高山缺氧，它还来自于很多不可逆的人为因素。
纳木纳尼峰，海拔7694米，位于西藏阿里地区，和“神山之王”冈仁布齐峰遥遥相对。1984年，中日组成联合攀登队攀登这座处女峰。
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给这支队伍题词：风雪磨人。对于王勇峰来说，这次登山活动的确是风雪磨人。
这是王勇峰和李致新第一次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参加登山活动。两个人的不同在于：李致新是以登山的实力到了纳木纳尼，而王勇峰是以他的精神到的纳木纳尼。
1984年，中日联合攀登玛卿岗日之后，国家队要在中国地质大学的队员中选择去纳木纳尼的队员。
在玛卿岗日的登山活动中，王勇峰的表现不是最出色的，但他还是选上了，因为老师说，他身上有登山运动员们最难能可贵的品质。
成功攀登玛卿岗日之后，所有队员都要去北京参加庆功会，还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3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在当时的在校大学生来说简直是无上的荣光。谁不盼着去北京呀。
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