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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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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过于戏剧化()。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仆人报告车子已经开出。华夫人走向大门,临行,她吩咐老花匠黄有信,去把“一捧雪”的残苞修剪一下。
  以上就是《秋思》情节之大概。
  这篇小说的结构,前后可以分为三节。第一节最长,占全文篇幅一半以上,主要由华夫人和林小姐的对白构成。第二节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共只一段,内容是华夫人在花园面对“一捧雪”时的片刻感触。第三节最短,仅七行,主要是华夫人和老花匠的一两句对白。
  就叙述方法和叙述观点来论,第一节和第三节属于同一类。作者完全客观,从小说人物之身外,记述描写她或她(他)们听得见的对白和表现于外的形态动作。也就是说,作者采用的是客观写实的手法。可是夹在小说当中的那一节,叙述观点和方法就很不同,作者主要采用“意识流”技巧,钻入主角华夫人的思维,从她的内部意识,记述她未表于外的主观感触。这一节,一千四百字,完全不分段,只是厚厚实实的一整块,这一大团主角的主观感触,经由园中盛开的“一捧雪”引发,只持续或包容在极短暂的片刻(采几枝花的时间),但却统摄了她数十年的漫长生命。
  这篇小说里相当浓厚的社会讽刺,主要存在于作者客观写实的部分。在这部分,作者和小说主角保持着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也用纯粹客观理智的眼光来看小说人物,把她们的言语行动作理性的分析,把她们的种种缺点作智性的批判,如此小说便产生了社会讽刺的效果。至于当中那一段“意识流”的主观叙述,则可说是作者对主角表现于外的言行之注解与阐释。由于作者在此完全取用华夫人的观点,叙述之中便牵缠许多感情因素。这感情,当然是华夫人的感情,不一定就是作者读者的感情。可是我们难免受到叙述观点和作者同情语气的影响,觉得不再容易对主角冷眼旁观,理直气壮地嘲评她的是非。这段主观叙述里,当然还是有相当成分的社会讽刺。可是讽刺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华夫人,却变为华夫人所蔑视的万吕如珠。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谈一谈《秋思》里的社会批评和讽刺。
  最明显最客观的社会讽刺,当然,就是华夫人这起上流社会太太们,在政府遭受如此空前浩劫的今日,居然还躲藏在富贵豪华的安乐窝里,搓搓麻将,把全部心力集中贯注在“美容”这么一件肤浅的小事上。保持容貌之美,是她们最关心,也可说是惟一关心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如果天生丽质,这当然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是远离青春年华之后,还要使美色不褪,就不得不取用一些人工方法来挽救,或请美容师做脸修眉;或如万太太,用蓝色绿色的眼圈膏遮掩眼袋子。这些女人,既不必担心物质生活的匮乏,惟一的忧虑便是老去,丧失美色。所以当华夫人得知头上又生出几丝白发,她会震惊得说话声音也颤抖起来,仿佛末日已经逼近在眼前。
  华夫人赴约去万公馆,不过是和几个太太打麻将。她却像要参加世界选美赛似的,那样一丝不苟认真化妆打扮。首先到“百乐美”去做头发,梳成一个高耸的贵妃髻。然后雇美容师林小姐来家里,替她做脸,修眉毛,修剔手指甲。并细心斟酌指甲油该用何种颜色,以配合玉器首饰和宝蓝色真丝旗袍。她不能容忍小疵,头发梳得紧了一点,就嫌不好,还得由林小姐替她挑松一番。
  而林小姐这个年轻美容师,是社会上另一种典型人物——即喜欢奉承讨好上流社会人士的典型。她“满脸羡艳的神情”,“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捧着”华夫人的手,叹道:“我从来没见过,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色!”华夫人皮色美好,大概是真的。可是林小姐那种口气和态度,却难逃谄媚之嫌。聪明的林小姐,必然感觉出华夫人对万夫人的忌意,因而“噗哧的笑了一下”,偷偷告诉华夫人,万夫人曾经动过拉面皮手术,可是最近脸皮又松下来,每次她去替万夫人做脸,万夫人总发脾气。说着两人都笑起来。后来林小姐又提到“万夫人有了眼袋子,不涂眼圈膏是遮不住的”,两人就又笑了起来。我们不怀疑林小姐喜欢华夫人,胜过万夫人。可是我们不禁怀疑,当她到万公馆替万夫人做脸时,说的话是否又有另外的一套。
  华夫人心里,显然颇为妒恨万夫人。原因不少。首先便是上流社会女人基于虚荣心的争风吃醋。从小说头一句话,我们就可窥知华夫人这种心理:
  
  “林小姐,你说老实话,万夫人跟我,到底谁经得看些?”
  华夫人心里,当然明知万夫人容貌比不上她。但她还是一再的需要别人的附和肯定,以加强她的自信,以满足她的虚荣。她吩咐女仆阿莲,回电话时不要告诉万夫人林小姐在替她美容,亦是她虚荣心的表现。她不要别人知道,特别不要万夫人知道,她的美色是用心“打扮”出来的。
  她妒恨万夫人的第二个原因,便是万夫人说话十分刻薄,曾当着人取笑她,叫她“摩登外婆”。这样的取笑,对于惧老如死、惟恐花容褪色的华夫人,所引起的刺激反应,我们可想而知。
  上述两个原因,我们是从小说第一节,即华夫人和林小姐对白的部分,推断得知的。
  然而华夫人嫉恨万夫人的最根本也最潜在的原因,我们却必须等到读过小说中间那一大段“意识流”叙述,才能明白。从这一大幅统摄华夫人过去背景的意识摄影,我们得知她心爱的亡夫,曾是一个抗日大英雄。抗日大将军。珍藏在她心中的一个永恒记忆,便是抗日胜利后,华将军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时的伟大动人场面。这一光荣记忆,溶入了她的灵魂,于是任何和这份记忆的意义互相抵触的事件或潮流,都会受到她心灵固执的排斥。万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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