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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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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10  17  15  74  69  58    
    可见,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的实际收入(特别在1940年以后)总趋势为大幅度下降,而景况最为悲惨的却是教师和小公务员等脑力劳动者。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脑体倒挂”反常经济分配现象。    
    中国文学系元老陈寅恪先生,在形容当时昆明市物价飞涨、法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两首诗:“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诗句中的“双俸”,是指1942年8月12日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73名(任教满十年以上者)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按规定“部聘教授”每月薪俸6百元,学术研究费补贴1千元,所以叫做“双俸”。但是这教授里级别最高的“双俸”,还合不到两石(320斤)大米的价钱。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生活费和实际收入    
    抗日战争8年间,特别在1940年以后,全国各地(包括敌占区、战事区和大后方)通货膨胀愈演愈烈,普遍的时局艰难、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我国民众和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越来越贫困。    
    这8年间,随着法币发行量迅猛增加,我国城镇居民的工薪(货币收入)一直都呈上升的趋势,但同期生活费价格的上升速度更快、幅度更大,因此,实际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个人的货币工资(月薪)或家庭的货币收入,并不能作为衡量实际生活水平的指标。因为货币数量所代表的购买力,随物价涨落而变化。只能将收入和生活费两者结合比较,得出的实际收入,作为衡量实际生活水平的指标。    
    实际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货币收入的多少;二是生活费的高低。实际收入用公式表示为:    
    货币收入    
    实际收入  ——————    
     生活费    
    从中华民国初年(1912)到四十年代末(1949),中国城市居民一般家庭为4-5口人。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消费水平相当于4个成年人,叫做“等成人”。一般定义“生活费”是按照吃穿住行用等五大类日用品消费量来计算的:    
    (一)食物费用,(二)衣着费用,(三)房租费用,(四)燃料费用(后改为水电煤气费),(五)杂项,包括交通、子女教育、卫生医药、文艺娱乐、亲友应酬、嗜好烟酒等。    
       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进行有关“生活程度”的采访、统计和研究。从1919年起,清华大学就开始对中国当代家庭生活费用进行社会调查,根据《东方杂志》41卷第二号所载《我国历年关于工人家庭生活费之研究评述》一文介绍,从20年代到40年代,各种民间学术团体和官方机构,至少对于249个地区展开过90次社会生活程度调查。    
    有关生活程度的学术调研和统计成果,具有社会性的实用价值。学者们运用这些结论,来维护人民群众和知识阶层的切身利益。    
    1941年行政院在社会学、经济学专家主持下,根据社会调查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公务员日用品消费量”,也就是包括文化人在内的一个典型“当成年人”每月日常生活费用标准,包括五大类、29项。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按照这个公认的标准,结合昆明地区1941‘年10月的物价,计算得出了“昆明市生活费指数”,也就是每个“当成年人”每月的生活消费量,如下:    
    (一)食物类    
    1、米中等白米,2市斗(32斤)每斗12元5角5分,合每斤7角8分,计25元1角;    
    2、面粉2斤半,每斤2元2角6分,计5元6角5分;    
    3、猪肉五花肉,5市斤,每斤4元2角4分,计21元2角;      
    4、猪油板油,1斤半,每斤6元3角3分,计9元5角;    
    5、鸡蛋中等大小9个,每个2角7分,计2元4角3分;    
    6、食盐0。8市斤,每斤2元1分,计1元6角1分;    
    7、白糖半斤,每斤8元5角2分,计4元2角6分;    
    8、酱油1斤半,每斤1元4角5分,计2元1角8分;    
    9、豆腐10斤,每斤8角4分,计8元4角;    
    10、蔬菜20斤,5种主要菜价平均每斤1元5角7分,计31元4角;    
      以上食物类消费值合计111元7角3分。    
    (二)衣着类    
    11、阴丹士林布国产美亭牌1尺,每尺2元6角8分;    
    12、白土布中等1尺,每尺1元9角7分;    
    13、冲哔叽国产梨花牌1尺,每尺9元9角2分;    
    14、布鞋两月买一双,每双29元7角8分,计14元8角9分;    
    15、皮鞋20个月买一双,每双86元6角7分,计4元3角3分;      
    16、线袜中等国货两月买一双,每双4元,合2元;    
    以上衣着类消费合计35元7角9分。    
    (三)房租类    
    17、居住面积每人半方丈,合5平米,每平米4元6角7分,    
    房租(每人)合23元3角4分。      
    (四)燃料类    
    18、柴(烧火用)70斤,每斤2角,计14元;    
    19、菜油(点灯用)1斤半,每斤3元3角9分,计5元9分;      
    以上燃料类消费合计19元9分。    
    (五)杂项    
    20、自来水12挑(0。72吨)每挑9角6分,计11元5角2分;    
    21、肥皂金钟牌半块,每块8角,计4角;    
    22、毛巾100天一条,每条4元7角2分,计1元4角2分;    
    23、牙膏三星牌,100天一支,每支2元8角2分,计8角5分;    
    24、茶叶绿茶0.1斤,每斤12元5角7分,计1元2角6分;    
    25、车资30公里,每公里2元3角3分,计69元9角;    
    26、沐浴盆塘2次,每次3元6角7分,计7元3角4分;    
    27、理发2次,每次4元2角2分,计8元4角4分;    
    28、洗衣12套,每套2元4角4分,计29元2角8分;    
    以上杂项消费值合计  130元4角1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四部分抗战时期的生活费和实际收入(3)

    (六)其他    
    29、医药费、文化教育费等(加15%)计48元5分。    
    由此得出一个“等成年人”每月平均消费值法币368元4角1分。相当于抗战前夕银圆12。5圆的购买力,或一个普通工人的最低薪金。    
    这就是1941年10月昆明市生活程度的平均费用,由于物价飞涨,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上升。    
    西南联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了《昆明教授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估计》指出:战前五口之家每月最低生活费为50圆(仅仅相当于战前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教月薪的一半,而当时大学教授、副教授月薪平均350圆),也就是说,每人平均最低生活费为12圆5角。按这样的最低标准,参照昆明市场物价实际情况,则1942年11月知识阶层一个家庭的最低生活费,应该为7千5百元。    
    这样的普通五口之家最低生活水准究竟如何呢?让我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    
    伙食:每人每天吃1斤米饭(偶尔面食)0。7斤青菜,0。3斤豆腐,大约2两猪肉、半两油(每月5斤猪肉、1斤半猪油),三天一个鸡蛋。每月一两茶叶,半斤白糖。       
    穿着:每年买一套内衣内裤和两件外衣,每两月买一双布鞋和一双袜子,每20个月买一双皮鞋。100天买一条毛巾和一支牙膏,两个月一块肥皂,每月洗澡两次、理发两次、洗衣服十二套。    
    居住条件:每人5平方米的简陋平房(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照明没有电灯而用暗淡的菜油灯,每夜点半两菜油;做饭和取暖不用煤炉而用烟熏火燎的炭炉,每天2斤多木炭。    
    好在当时子女的学费并不贵,有的可以减免。此外每月可以买一本普通的图书,一些必需的纸张文具。或者伤风感冒时服用一点便宜的药片……    
    在日常费用里,没有计入维修住所的钱、没有置办家具桌椅书柜的钱、没有大病住院的钱、没有全家星期天进剧场看戏看电影的钱、没有妇女化妆品的钱、没有下饭馆聚会的钱、没有春秋远足(旅行)的钱、没有水果点心零食的钱、没有给儿女买玩具皮球的钱、没有节日请客送礼的钱、没有过生日买蛋糕的钱、甚至没有逛公园玩游戏的钱!……    
    但是,每月要维持这样的基本消费,在1941年10月必需有1千8百元(每人368元);短短一年之后,由于物价飞涨四倍,到1942年11月则必需有7千5百元。    
    而同期西南联大教授的薪金如何?1941年10月平均6百多元,为最低生活水准的三分之一;到1942年11月更不足1千4百元,仅为最低生活水准的五分之一了。这就是教授们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天公有眼也要垂泪。    
    重庆和昆明的实际收入逐年下降    
    资料表明,大后方各重要城市中,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小的是重庆和成都,涨幅最大的是昆明和西安,而桂林、贵阳、衡阳等地则介于两者之间。    
    一方面四川向来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另一方面战时四川实行了较严格的经济管理。特别是重庆,作为陪都(战时首都)和大后方首要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对物价控制及农副产品的调剂注入更多的精力,因而物价涨幅成为大后方最低的一个。    
    抗战八年,各城市物价变动情况很复杂。如1939年因第一次反共高潮,与延安较近的西安局势顿时吃紧,西安地区的农副产品物价飞涨。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云南昆明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国际交通枢纽,滇缅公路是盟国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的最重要通道,昆明地区车辆人员骤增,游资集中,农副产品价格和物价总指数跃居全国最高。1944年,日寇入侵湖南广西贵州,前线告急,贵阳成为军队及难民的集中地,当地的农副产品价格随之大幅度上扬。    
    从1937年至1945年战时的物价上涨,必然造成工薪阶层实际收入的降低和人民生活的日益贫困化。以“陪都”重庆市为代表,若1936年的实际收入指数为100 % ,到1943年最低谷时期,教师的实际收入下降85 %,公务员的实际收入下降91 %,产业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58 %,一般职员的实际收入下降26 %;也就是说,教师的实际收入下降为战前的六分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陪都)大学教师及一般职员和产业工人,每月的货币收入及实际收入(合战前银圆)如下表:    
       大学教师 (平均)  产业工人 (平均) 一般职员(平均)    
     月薪收入  合战前银圆   工资收入  合战前银圆   工资收入 合战前银圆    
    1936   242 圆 23。3 圆   19 圆       
    1937   225 元   212。0 圆  24。0 元   22。6圆 20 元 18。9 圆       
    1938   212  176。7 4134。23226。7    
    1939   257  130。5 5226。36030。5    
    1940   375   61。810016。4   13822。7    
    1941   837   42。523311。8   31716。1    
    1942  1038   22。7436 9。6   59413。0     
    1943  2826   23。9   1064 9。0  149212。6      
    1944  4588   19。6   385416。5  550023。5       
    1945  — —14018 26128       
    云南昆明的物价比四川更昂贵,问题更严重,薪金的增加远远落后于生活费指数的暴涨,所以大学教师的实际收入(合战前银圆的币值)比重庆成都更低。到1940年以后,除了每位教师补助1石(160斤)白米,保障家人不至于饿死之外,实际收入直线下降,少得可怜。    
    据当时西南联大经济学教授杨西孟公布的统计数字,列表如下:    
        年代  生活费指数    薪金约数  薪金实值    
    1936年     1。00   350   350。0圆    
    1937年     1。08   270   249。5圆    
    1938上半年    1。15   300   260。8圆    
    1938下半年     1·68   300   178。6圆    
    1939上半年  2。73   300   109。9圆    
    1939下半年  4。70   30063。8圆    
    1940上半年  7。07   30042。9圆    
    1940下半年  8。89   33037。1圆    
    1941上半年    14。63   40027。3圆    
    1941下半年    23。57   70032。7圆    
    1942上半年    53。25   86016。5圆    
    1942下半年   126。19  134310。6圆    
    1943上半年199。49  218010。9圆    
    1943下半年404。49  3697 9。1圆    
    1944上半年829。86  941711。3圆    
    1944下半年   1433。64 1786712。5圆    
    1945上半年   4307。73 5665013。2圆    
    1945下半年   6039。0011275018。6圆    
    1946上半年   5142。9014166027。5圆    
    (根据1946年9月出版的《观察》第一卷第九期第7页,陈注:原表中有明显的计算错误,现按检验结果予以订正。)     
    这就是说,1941年上半年教授平均月薪降到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战前银圆27圆,也即降到如同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而那些月薪不到2百元的年青教员、助教们,每月收入更不到战前银圆16圆,还不如当时一个扫马路的清道夫。此后几年大滑坡,一年不如一年;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上半年,教授平均月薪仍然只相当于战前银圆27。5圆。    
    这样的实际收入水平,已临近城市贫民的最低生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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