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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薅苊茫∧阆胝舛吭虏坏�10块钱的“硬工资”将怎样生活呢？ 有一个朋友，因为自己的薪水用光了，而家庭又很穷苦，父亲又很严厉，妻儿又多，他害怕被家人谴责，结果虽学校放假了也不敢回家去。
一些经济支绌、环境恶劣的学校，更发生欠薪、歧视教师、侮辱教师等使人痛心的事情。他们简直就把教师当做奴仆，把学校当做养活“教书人”的收容所。学校现在还欠着上学期的教薪，如××小学不发膳费不发零星用款，教员饿肚子上课等都是例子。教师在一些对教育没有认识者的眼里，真是不值钱。
1940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刊载《生活在雾中的小学教师》一文中说：愈是辛苦的人，愈不一定能得到应享的代价，25元钱一月在小学教师的待遇方面已经算得上是高额，普遍的月薪额都在20元以下，在川东拿18元、16元、14元是很平常的。川北最低的薪水只有8元。而川南小学教师的聘书上，薪水常常以一学期计算，70…80元甚至40—50元便可以买住园丁一学期的时间；有的地方，则计算得更为精密，两角钱一节课 （一节为30分钟），上一节算一节。
大多数贫困的小学教师都有沉重的家庭负累。10来块钱的薪水，除了伙食衣着之外，一月所剩有几呢？而况几经周转，钱到手里已经打了折扣；记得××小学的一个教师向学校告假省亲，假满后不见回来，学校当局着人到他家里去找，回答是整整跑了四天，都在筹措家人的生活费。以前我们总以为“家徒四壁”，“贴在墙上喝西北风”等词是文人夸张之笔，但若为一个小学教师的收入与负担计算一下，会相信这些都是真事。
1940年5月10日《群众》杂志13期刊载《小学教师生活谈》一文中说：小学教师的待遇是至低至微的，最多不过30—40元一月，少的10元，还要除各种捐扣，及每月的伙食，有个朋友教了一学期的书，到了放学算帐送薪时，只剩l角6分钱，试想这如何能维持生活？
1940年11月6日《新华日报》刊载了“小学教育近影”一文说：
县立的完全小学，在1939年度教师薪金每月只有20元，到1940年度，就是上学期才加到22元，本学期是28元。拿这增加的数目与物价高涨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相差太多了。有一位小学校长诙谐而惨然的说：“三年来，百物都昂贵了，只有小学教员和地瓜没有涨价”。这是发自身受者嘴里的慨叹，也确是毫不夸张的实情。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度。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1斗，初小学生5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干俸”，如何能养活着一家人呢！
为了不能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他们必须要另谋出路：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作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个小官。小学教育苗圃中的园丁们，一天天减少。新学期开学，各地都深深地感觉到教师的恐慌了。
有位小学教师说：“地方上还有这么多光支经费不办事的机关，假若把这些钱用来补助学校不是很好吗？ 教员无论怎样饭桶，至少他每天总要上几个钟头的课呀！”
川北青年教师的心里话
1940年在“川北小学教师座谈会”上，有几位典型的青年教师的发言，摘录如下——
（1）“我第一次担任教职的学校，是个初级小学，那里共有同事3人，每天上课7小时，薪水一学期按照5个月计算，每月只有8元1角钱。除了伙食以外，所余存的实在是最少数了，因为经济条件这样的恶劣，我的伙食只好自己办理，买菜烧饭，把课余的时间全部占去，什么娱乐、读书、自修呀，都是我们份外的事”。
（2）“我自战训班毕业后便分在家乡小学担任教职，每周授课26点钟，每月薪水12元。”
（3）“还在学生时代，我便志愿将来从事教育事业，所以初中毕业后，就实行我的理想生活，月薪也只有16元。次年稍增加，但是校长很狡猾竟克扣不发，没有办法，在学期结束后另任城内小学教员，可是薪水—样发不出。我本来是个穷人，家里更带不出柴米，因此无法再干下去。”
（4）“我们的生活也真苦极了，每日三餐的清茶淡饭，实在有饿肚子的风味。工作方面更是忙碌，幸而学生们敬爱师长，稍能得些安慰。但是待遇薄得每月只有6元，生活的不安定，真使我感到有说不出的痛苦！ 除伙食外一无余钱，所以也不能不忍心离开那些可爱的小天使另找活路走了。我认为乡村教育，这样办下去，将来会弄得文盲更多。这话怎说呢？ 就是形式上教育很发达，各村镇都有学校；而实际上乡村儿童读书的机会更少，因为教师们被生活所困，没有心教书呀！”
（5）“最初我曾担任过民众教育馆里教育成人的教职，那时只有17岁，教着20岁以上的成人，常常有些心慌。半年中慢慢的倒也混熟了，在暑期才算圆满地宣告结束。这时接着参加短期小学工作，那时虽然是炎热的天气，但是看到一群褴褛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心里感到无上的快慰。不幸得很，政府迟迟不发学校的公费，工作无法进行了。只有忍心离开这群孩子到成都去求学”。
（6）“五年来的教书生活，真使我透不转气来，每月的薪金只有10块钱，但是我得抚养幼弟弱妹，生活的困苦不必说了，到今年，物价这样昂贵，再也没法维持，不得已，弟妹白天出去检些柴草，自己晚上加紧纺纱，连油灯都没法点用，只能用线香代替了，黑暗中摸索工作，稍事贴补。因此我们对教书的生活实在有些灰心而且厌恶了。至于说到工作也无法做得怎样好，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样整天整晚的劳作着，也没有时间去准备教材，这种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7）“待遇每学期67元，我自己开火煮饭那里够用呢？ 还得向家里去拿。乡村小学教师想求得丰衣足食，实不可得！……”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5）
西南联大的吃、穿、住
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伙食，在抗战头两年还算可以，由于物价尚未上涨，温饱大多不成问题。但到40年代后，随着通货膨胀，师生都感紧张。尤其是学生，远离家乡，许多人无经济来源，更为窘迫。大多数学生都参加自办的大众厨房，每人每月伙食费随物价上涨而涨，另外也可以在小厨房包饭，甚至个别在教授厨房私包，自然这价钱都层层相应往上涨的。
大众厨房的伙食，一般早上是稀粥就咸罗卜丝加点儿花生豆；中晚八人合吃四个菜加米饭；10天一结账时，可以集体打一次“牙祭”。也有极少部分同学，每天只能大饼两块、配辣椒豆瓣酱加白开水了。
教师的生活比学生稍好一些，但也很困难，跟战前无法相比。三天两头请客聚餐也取消了。连像金岳霖这样的美食家也不得不闭紧嘴巴，只能偶尔设法弄块西点解解馋。一些单身教师和青年助教，便也跟学生一样自办“饭团”，改善生活就难以提上日程了。
40年代，学生食堂的伙食供应，通常有渗水发霉的黑米和见不到油盐的白水煮青菜。每天只吃两顿饭，生活得不到保障。为了继续学业，维持生活，有一半以上的人兼做商店会计、中小学教师、家庭教师、机关学校文书等。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许多学生被迫休学，有的则时断时续，甚至读了六七年大学才得毕业。
师生们的住宿和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教室都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时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雨声，听不清教师的讲话声。新校舍都是土坯茅草房，一个房间20张双层木床，两两相靠，用床单或蚊账隔成无数个小单元，彼此不免影响。也有个别学生在外租房。住在昆华中学南院和工学院的学生，都是二层小楼，条件比新校舍好一些。由于学生课多，活动多，因而对住处还不太挑剔。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一向校风质朴，在抗战之前几乎一律学生制服。到了西南联大时期，条件艰苦，制服依旧，但质量逐年下降。流行的学生服装是洗得褪色泛白的黄制服，黄制帽，冬天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这是绝大部分同学一年四季的服装。其次也有少数蓝布大褂，西装较罕见。女同学穿蓝色布褂者较多。都是从平津、长沙、香港沿途带过来的。脚上皮鞋点半数以上，多是本地产的3元一双的货品，其余胶皮底鞋和粗布鞋地不少。袜子多是破线袜，有的也穿着打了补钉的粗布线袜。当然男女同学有个别出格的，女的浓装艳抹，同学称之为“妖”，男的奇装异服，大家呼之为“怪”。如此妖怪，全校不过几人，屈指可数而已。
与学生比，教师服装形色稍多一点，西服革履者有之，长袍大袖的也有，也都是教授常穿的服装，布料不一定好，但那是一种相当于学生制服的教师服装，大家都这么穿惯了。教师中“奇装异服”的也有：其一是吴宓，吴先生爱穿紧身细腿的旧式西服，脖子上一个炸弹形的脑袋，在联大校园内，很是显眼；而物理系的吴大猷先生，一条黄卡叽布裤，膝盖上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钉多个，在教授们的各种补钉中也是很有名的。
朱自清先生，那时生活很清苦。有9个孩子，一部分住在老家扬州，家庭负担很重。加上先生至情至性，衣服的钮扣丢了也不钉，找根绳子来系上。到了冬天，买不起大衣，就买一领云南“马锅头”用的粗毛毡披在身上；头上戴着大耳的帽子，用来御寒。南开大学的李广田教授回忆，他在昆明大街上遇到的第一个熟人就是朱先生，他说：“假如不是他老远地脱帽打招呼，我简直不敢认他，因为他穿了一件很奇怪的大衣，后来才知道那是赶马的人所披的毛毡，样子像个蓑衣，也像斗蓬，颜色却像水牛皮。以后我在街上时时注意，却不见有第二个是肯于或敢于穿这种怪大衣。”至于鞋袜，多数教授和学生一样，穿本地土产的皮鞋或布鞋，许多教授的鞋子和学生的一样，前后开口。哲学系沈有鼎先生不穿袜子、只穿着又旧又破的布鞋上课的情景，让同学们一辈子无法忘怀。
从1941年以后，西南联大参照其他学校的办法，在教职员月薪之外，每月增发各种名目的生活津贴。由此“薪水”改称“薪津”。其中“津”的部分愈来愈超过“薪”的部分。教职员和公务员的名义“月薪”类似，因有政府明文规定的死标准，不能逾越，只能作象征性的晋升。在西南联大校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提高每月的“生活津贴”首先是按照市场大米涨价的情况补助各家每人每年１石（160市斤）大米，以保障最低生存条件。此外，则是“爱莫能助”了。
为了补贴家用，人们从东部老家撤退时随身携带的一点积蓄和金银首饰已经消耗殆净。有些教授和讲师只好典当家具、出售衣物。例如闻一多夫人高真女士就摆个小摊出让衣衫，换取食物。不久，大家已无多余的衣物可卖，正像生物学系教授沈嘉瑞所说的：“现在只有剩下的几个空箱子可卖了！”
知识阶层最器重、最爱惜的资产就是藏书。由平津南下长沙、再由长沙辗转到云贵高原，一路上什么财物都可以抛弃，唯独不舍得扔下书箱。图书资料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但是到了１９４１年以后，剜肉补疮，连最后的珍藏也只有忍痛割爱了。以专门研究“明史”著称的吴晗先生，被迫把若干有关明史的藏书转让云南大学图书馆，大哭一场。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讲师、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费青先生，久病不愈，经济窘迫，只能将珍藏的德英中文图书求售；经协商后，由北大法律研究所全部收买。折价法币３千元，聊补燃眉之急。现存历史档案中，还有当年西南联大法律学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关于收购费青教授藏书”一事致梅贻琦常委函。
“半工半教”
昆明物价更在大后方居于首位，西南联大师生，沦落最低层，在饥饿线上挣扎。
1943年以后，联大教授的月薪，仅能维持全家半个月的生活。陈寅恪在形容当时昆明及后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时，曾有两首诗：“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 诗句中的“双俸”，是指1942年８月１２日教育部核选西南联大资深教授７３名（任教满十年以上者）为“部聘教授”，其中第一名就是陈寅恪。按规定“部聘教授”每月薪俸６百元，学术研究费补贴１千元，所以叫做“双俸”。但是这教授里级别最高的“双俸”，还合不到两石（３２０斤）大米的价钱。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终因营养不良，导致目疾难愈，饮恨终生。
汤用彤等教授一度只能喝粥度日。一般教师的生活可想而知。
为补贴家用，教授们只能想办法，开头是典当出卖衣物等。吴大猷先生因夫人患肺结核病，花钱买药很多。他是西南联大教授中最早摆地摊的，抗战初年托人从香港、上海带来的衣物用品，都陆续卖出去了。
黄子卿先生，1941年得了疟疾，不得已，卖裘、书以购药，拖了一年才好。黄先生为此曾写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草堂诗好难驱疟，既典征裘又典书。”至今读来令人怆然。
东西卖光了，便开始想方设法挣钱。同学们“半工半读”，而老师们则“半工半教”。
化学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剑兰）来卖。
航空系主任王德荣和化工系主任谢明山教授，合作研制“西曼”牌墨水来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