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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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联系。燕京、辅仁的校园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了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都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都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上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 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长伪教育部；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成立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的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次长，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作署长，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文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都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8）
北平沦陷后的校园生活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说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开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一包的洋面 （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它日用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 ％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会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或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达的1938…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小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北京大学留守北平的孟心史教授从北平沦陷后便日夜忧思，晚间必听中央广播，白天还不辞劳苦地翻着字典看Peiping Chronicle（北平记事），可是他在忧患中还没废弃研究，写论文稿。他因困处危城，劳瘁忧煎，以致得了很重的胃病。经协和医生诊察，断定是胃癌。后来经朋友婉劝，终于在1937年11月4日进了协和医院。不久于悲愤中死去。
缪金源教授体弱累重，无法离开北平。于是1937—1938年度一整年就隐居不出，食贫自守。直到1938年秋天才到辅仁大学哲学系和司铎书院教几点钟书，月收入130元。后来因发表了“非宗教”的言论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没有续聘。他在战前，收入相当丰厚，每餐都有鱼肉珍馐。但沦陷后在辅仁大学教书时，因为入不敷出，已经减到每天一粥一饭。1939年离开辅仁大学，生活更加困难。他在1941年4月25日给魏建功和夏卓如的信片里说：“自离辅大后，生事良苦。岁杪又举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费二三十金。诸儿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长幼均多病，……以贫困故，概不服药。老父因仰食者众，且季弟营小医院于沪，两年来亏耗血本万金，今年不复能相济。然誓饿死不失节！……”自此以后，他从每天一粥一饭减到每天两顿粥，到最困苦的时候，全家只落得一天只喝一顿粥了！经这样冻馁折磨，一死了之。北大同人赞颂缪金源是位“傲骨嶙峋，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朋友”！过了两三个月，他的夫人也因贫病交迫追随金源于泉下。
汉奸周作人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他在《知堂回想录》等一处再为自己辩解。例如，战火初起时朋友们劝他随众教授南下，他不肯走，说：“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法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另住别处、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孩子均在京，我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我处）我只能苦住下去。”不离开北平也不至于充当汉奸吧，只不过“苦住下去”必然甘守清贫。他当时在致陶亢德的信中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离去北平，现在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又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世杰）教长、蒋（梦麟）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可见起初尚有坚守民族气节、以“苏武留胡节不辱”为榜样的想法。熟读经史的周作人当然知道明末清初大汉奸洪承铸等鼠辈的千古骂名。再说，东洋指挥刀并没有架在他脖子上威胁呀！他自己回顾：“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 动（后来确有费力气自己运动的人），当然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
请注意在这里周作人承认“经过考虑”，可见他是权衡过名誉地位、掂量过利弊得失，才下定决心“答应”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的。他反复“考虑”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是何等致命的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因素，使得周作人丧尽天良、就任伪职“督办”的呢？
后人不必妄作揣测。还是周作人自己在《知堂回想录》中揭开了这个老底。他一语道破了“考虑”的根本原因：“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
必须说明，旧时代行政官员分四等：特任、简任、荐任、委任。日本侵略者给周作人定的身价不算低，一上台就是头等达官，月俸1千2百圆，是他原有薪金的两倍（合今人民币3万6千元）。而且还有显赫的前途等着他：晋级可以一直加到月俸2千圆（合今人民币6万元）。如此在和平时期他做梦也得不到的横财，今日明晃晃地摆在他眼前了。
这才是致命的诱惑，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的诱惑。
试想：在北京居住了十几年的八道湾大四合院里，周作人名为清静淡泊、实则豪华挥霍的士大夫生涯，每月所耗费至少7百银圆（合今人民币2万多元）。就为了这样用成堆银钱垒起的“新生活”，他不惜屈从悍妇、牺牲长兄、胁迫老母、逼走三弟，独占家产。现在天下鼎沸、国难 当头，周作人却幻想在危巢这下保全自私的“完卵”。如此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晋一级加四百圆，至二千圆为止”，身价徒增，不由得周作人不动心。无视汉奸伪职的遗臭万年，只顾一时的荣华富贵了。
知情者回忆：周作人在担任伪职“督办”期间，踌躇满志、招摇过市。他穿着日伪的军装检阅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出任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委员，晋谒大汉奸头子汪精卫；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竟然写了《先母事略》津津乐道“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等等。从逢场作戏到假戏真做，已昏昏然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
作为鲜明的对照，我只要举出两位先贤：一位是老舍先生，一位是陈寅恪教授。老舍先生应召单身奔赴国难，贤妻爱女沦落北平熬受千辛万苦而宁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写出他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昆明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径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而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千2百圆或最高2千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初，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在我国沦陷区，日本侵略军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或走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它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
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五部分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9）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孙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一千二百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一千一百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由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因战场扩大，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已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已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梁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