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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1463-联想风云-第1部分

小说: 1463-联想风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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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像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成的。    
    —柳传志    
    联想集团开始关注并且珍爱自己的历史,是在它发展壮大起来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它开始整理自己的历史档案时,创建者们发现自己居然没有公司成立时的任何记录,甚至根本忘记了那是在哪一天。事实上,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剪彩,没有官员祝词,没有媒体报道,甚至没有任何开业仪式,连公司的招牌也没有悬挂。多年以后,大家只能依稀记得,那是1984年10月,也许是11月的某一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财产的增长,公司的历史也丰富起来,渐渐组成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公司的先驱为改革时代的叛逆者开辟了一条道路,也给那些雄心勃勃的后来者树立了典范:冲破束缚的本能、不屈不挠的韧性、远大的理想,加上几分幸运,使他们开辟了中国的个人计算机时代,造就了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还让自己摆脱贫困变成富人。    
    公司的成立也逐渐放射出迷人的光彩。创建者们被描述成这样的英雄: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里一群物质匮乏、好高骛远的知识分子,偶然间得到20万元钱,就翻开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第一页。其实只要举出一个情节就可以知道,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    
    1984年秋天,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批准公司成立之后,曾经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在那一天信誓旦旦地说: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1984年10月17日    
    公司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间的小平房里—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此情此景被载入公司史册,日子越是悠久,就越是被赋予圣地的意味,就像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湖、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和天安门广场。2002年冬天,这些创业者全都两鬓苍苍,小平房也老了,与周围的高楼不相协调。新来的建设者想要把它推倒,先前的建设者却希望把它留下作为历史的见证。经过一番保留传统还是发展事业的激烈争论,大家同意让传统服从建设的需要,同时决定把小平房重新建设在中央绿地,作为永久纪念。于是13位早期的开拓者相约来到小平房前,在13分钟里拍了至少100张照片。几天之后,他们亲眼目睹这小平房在他们的地平线上消逝。    
    贾绪福是这群人中的一个,他这样描述小平房当年的情形:    
    它的位置就在北楼对面的马路边上。那时候,你进了计算所的西大门,往东走几步,就能看见。房子是砖头砌起来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两间,水泥地面,石灰墙壁,朝南有个门,北墙有个窗户。没有沙发,没有老板椅,没有写字台,当然也没有电脑。你走进来,可以看到外屋有两个长条凳,沿墙一字排开。里屋有两张三屉桌。桌子板凳都不用花钱买,是人家不要的破东西,我们把它修理好,弄干净,搬进来,然后再弄几个保险柜。地方虽然小,但可以坐得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和权衡,官方把联想故事的起点定于1984年11月1日,看来是有根据的。根据公司档案的记载,计算技术研究所曾将组建公司的报告呈送上级,并且在这一天获得批准。然而贾绪福相当肯定地说,公司的“成立大会”,也即第一次“小平房会议”,是在1984年10月17日召开的。    
    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共计11人参加。这些人都来自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像当时那部流行电影一样,都是“人到中年”。其中柳传志年龄最轻,40岁;王树和年龄最长,45岁。王在那时候拥有科技处处长的头衔,无论地位还是资历都在柳传志之上,头脑敏捷,说话既生动又犀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不能安分的基因,总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凡此种种都和柳传志相似。可惜此人行动起来左顾右盼,留恋过去岁月里的好处,缺少远见。这同柳传志的处处设防、先谋而后动不是一回事。柳信奉“不做改革的牺牲者”,其中要旨仍在于义无反顾,王则是一步三回头,尤其不肯成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反叛者。我们今天理解此人内心世界,应当知道每个人的出身和经历都难免在他的性格上留下痕迹。在20世纪50年代那次全国性的阶级成分判决中,王的父亲被认定是小地主。每逢政治运动,他便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恐惧和抑郁中度过,如今这一切已成往事,他却还是不能让自己的心灵放松。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常常对着朋友感叹自己“胆小”。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此中苦涩,但是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一听就会明白,仅仅是父母的身份就足以让一个人要么耀武扬威要么唯唯诺诺。这样看来,王树和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满腔热情,以及在一年又8个月之后的抽身离去,都是出自某种必然的理由。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2节:1984年10月17日(2)

    公司的筹备过程非常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周密计划。柳传志和王树和的第一个想法相当默契,就是在自己熟悉的同事中间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第一个要猎取的目标是张祖祥。张是计算所第八研究室的副主任,也是计算所里小有名气的人物,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他在计算机知识普及方面的努力,以及听过他讲课的三千弟子为他扬名。他的最为过人的长处,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依靠本能为自己选择朝哪个方向走去。他在1958年进入沈阳机电学院,恰逢政府在大学里组建计算机专业,于是他选择到中国科技大学去学习计算机。这是第一次选择。毕业后本来分配在大连的一个研究所里研究组合机床,他却以学非所用为由要求调到计算所来。这是第二次选择。最近几个月里无论是国家办厂还是私人办厂,都来找他。看来他面临着第三次选择:曾茂朝所长就曾要他到计算所属下的科学仪器厂当总经理,被他婉言推辞。科仪厂的员工金燕静离职出去创办信通公司的时候,也来请他同行。那一天两个人推着自行车绕中关村遛了两圈,金费尽口舌,张还是不去。他说他是“搞技术的,不会办公司”。    
    几周之后,柳传志走进张祖祥的家。那时候张住在中科院的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筒子楼”也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居住史上的一大奇观。楼上楼下都被一条走廊贯通,两边是一个挨一个的房间,门对门,一层楼能住几十户人家。大家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走廊里做饭,并且共用一个厕所。张祖祥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15平方米的房子里,两个孩子分睡上下铺,旁边是一张双人床。到了晚上,等孩子睡觉了,他把帘子一拉,就把资料摊在床上看。    
    这一天柳传志坐在他的双人床上,掏出一盒“香山”递给张祖祥。张注意到那烟是带锡纸的,买一包要花三毛四,不禁纳闷。他知道柳传志从来不抽好烟,平时抽两毛七一包的“八达岭”就不错了,今天这是怎么了?    
    柳传志带来了自己的计划。他承认自己手里没有多少钱,只有曾茂朝允诺的20万元开办费,还可以免费使用传达室的小平房。公司将来无论大小,都不属于自己,是国家的。不过,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是问题。他充满激情地邀请张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然后便在团团烟雾中瞪着眼睛等待张的回答。    
    对柳传志这个人,张是熟悉的。尽管他的年龄比自己小很多,但是“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才能,还有他的坦诚和容易交往,早就吸引了我”。1976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柳写了一篇文章到大会上去发言,“那才叫精彩,声情并茂”。那场面到现在已经8年了,可张总是不能忘记。张以一个科技人员的头脑估量眼前的柳传志,当即在心里开列下面两条:    
    这是个有眼光的人,能成大事;    
    这是个正派人,不会在你背后捅你一刀。他能团结一帮人。    
    这念头促使张祖祥一口答应柳的邀请。多年以后,张回想起那一刻仍然分外激动。“我这人其实本事不大,经常判断错误,但那一天,我做出了一生中最英明的决定。”    
    王、柳、张三人端坐张家斗室中讨论公司未来,一致认定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他们希望公司的队伍具有一些潜在的特征:既本分,又能干;既有成就,又不满足;既有忠心赤胆,又有反叛精神。他们多年来始终在计算所的圈子之内,此刻用眼睛在周围的人中搜索,当场点出一连串人名。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3节:1984年10月17日(3)

    那时候有教养有志气的人是选择去做科学家,而经商的名声并不好听,书生下海虽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其实大都是“逼上梁山”。第一批名单颇费周折,然而说服人家加盟就更费周折。三人分头去游说,三个星期以后,公司已经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今天我们记录联想历史,这些人应是其中一页。其实他们在那个大院子里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是一些对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工程师,遇到有个人揭竿而起,便凑到一块儿。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三个人,还有贾绪福、周晓兰、贾婉珍、马文豹、李天福、谢松林、王世英、庞大伟。这庞大伟不善言辞,但却手勤脚快。这一天他在上班路上经过小平房,看到这一行人忙里忙外,笑语一片,就跑来帮忙,忙完了坐下来听他们说些什么,柳传志以为是张祖祥请来的,张祖祥以为是柳传志请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拒绝,于是他成了这支队伍的第十一人。    
    现在大家要在“小平房”里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他们在后来的岁月里都被叫做“创业元老”,受到人们景仰,其实当日的气氛并不庄严,在外人看来还有点像是一个玩笑。屋子里面空空荡荡,满是灰尘,所以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搬运桌椅和打扫卫生。忙完之后大家再次坐下。那时候谁都没有专门的办公位子,连总经理和副总经理也没有,三个长条凳上坐着公司的全体员工。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这一天没有通常公司成立仪式上的任何议程,甚至没人宣布公司的成立。“不过,”张祖祥说,“我认为那一刻就是公司的开始。”    
    可是公司连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呢。    
    于是大家开始想名字,吵了半天,还是不能统一。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只会做学问,搞技术,从来不知道公司为何物,更不会懂得公司名称的要旨在于简洁明快、朗朗上口,在内部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公众则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拿自己名字的字头给公司命名。但是大家都认为,在公司的名字里,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这招牌既响亮又实用;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圣殿;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谁也不甘心把自己混同于街头倒买倒卖的小商贩;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含义,因为那正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当会议结束的时候,大家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称: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他们就这么从已经驾轻就熟、安逸舒适的大楼里走了出来,走进这个小平房。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们在今后的20年一定不会经历那么多艰难、屈辱、压力和风险,当然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成功、喜悦和激动人心。如今,公司的员工已经超过17 000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联想”取代这个长长的名字,成为全中国最著名的品牌,联想电脑也成为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的一个象征。当时这些创业者中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完全建立在英特尔微处理器和微软操作系统之上的装置,竟能获得如此令人惊讶的地位。    
    然而我们研究创业者的历史,可以知道他们并不是天生的企业家,不是技术的先知,也不是资产的拥有者,虽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耕耘多年,却不知道个人计算机是什么东西,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还不知道该朝哪里走。那时候他们对公司的未来之路一无所知。1984年10月17日科学院南路2号小平房里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20世纪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造成的。    
    


第一章 脚踩两只船第4节:物质匮乏的国度(1)

    1984年10月20日,中南海批准了一个文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有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已属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在当时,却让无数人激动不已,也把普通百姓被压抑多年的本能激发出来。比如它说“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又说“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党的领导中枢把改革说成“迫切需要”,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年秋天,新时代的气息弥漫了我们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冲进中国科学院来了。物理研究所埋下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第一块基石,邓小平和他在中南海的那些同事都来祝贺,说了很多高瞻远瞩、热情洋溢的话,还纷纷为奠基石培土。对于柳传志来说,这种场面的象征意义总是大于实际的价值,更何况新生活的召唤近在咫尺—那块奠基石与他一家三代人居住的房子,只有一墙之隔。    
    这房子靠在计算所的东院墙,高两米,宽三米,头顶是石棉瓦,脚下是水泥砖。它本来只是个自行车棚,现在则成了一群技术人员的栖息之地。由储物到人居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物质生活的经典写照。自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的国家已是一个自行车的王国,人们有了积蓄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购买自行车。在自己的院子边缘圈出一块土地,架起一片石棉瓦,供员工免费停放自行车,成为城市里每个机构的通例,计算所自在其中。此后“文革”结束,百废待兴,人人期待安居乐业,机构迅速扩张起来,“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也已长大。年轻人开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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