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63-联想风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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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大厅时，立即发现情形不对。他们被来自外国和台湾的电脑包围了。有IBM、AST和康柏，还有“宏”和“神通”。最要命的是，柳传志心中那个“很有竞争力的价格”，在这里“根本拿不出手”。　　　　
　　　　“人家的报价比我们低2　000块，”周晓兰在电话里告急，“能不能让我再降一点，哪怕降500块。”　　　　
　　　　柳传志不信，以为别人在虚张声势。他令周晓兰寻找内线去调查，结果证明全是真的。周还意外地发现“宏”在香港建起直属分公司，又在大陆寻求代理商，在深圳举办的“宏电脑代理商培训班”也刚刚结束。那次培训班上的口号就是“到中国大陆来争一争。”柳传志把这话用北京话一翻译，成了“就是要来搅和搅和”。他走到中关村街上，发现几天不见，竟多了不少台湾、香港公司的办事处。　　　　
　　　　坏消息接踵而至。公司接到了机电部的“通报”，上面的每一个数据都在证明形势不妙：1992年2月国内计算机行业的利润总额下降26％。规模最大的长城销售额虽然上升了，利润却下跌　53％。与此同时，还有26　851台国产微机堆在仓库里面卖不出去。李勤还记得去年公司上下谈论的竞争对手是长城和浪潮，可现在忽然发现，这些对手已经不算什么。“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台湾的产品，”他说，“在台湾产品的后面还有美国的产品。”　　　　
　　　　市场上微机的平均价格在一周里下跌了4　000元。总裁室赶紧坐下来计算自己的成本和价格，结果发现很难满足周晓兰的要求。当时的联想微机至少要保留15％的毛利率，才能打个平手。这是因为，在微机的生产成本之上，还要增加：地区代理费、维修费、培训费、广告费、日常开销、税。　　　　
　　　　15％是条“活命线”。这样看来，公司在1992年春季订货会上的失败只不过是一个迹象。　　　　
　　　　“伸出手感觉一下，山雨欲来风满楼，风的劲头确实不小，”柳传志说，“我感到了1991年那场‘黑色风暴’刮进来时的那种滋味。”　　　　
　　　　“狼来了，不是把狼打死，就是被狼吃掉，”李勤说，“我们只能横下一条心，和狼拼了”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40节：“72家房客”轰动京城

　　　　3月的一天，柳传志试图寻找销售市场上的进攻路线时，忽然接到属下呈来的一个文件，顿时来了精神。文件勾画了公司成立以来第一个分配住宅的方案。他对自己6年前第一次分到一套公寓时的兴奋还记忆犹新，知道住房的分配在中国任何一个机构都是最头疼的事，而且牵动着所有员工的热情、智慧和渴望。几个月前他派王平生去制定这个文件的时候，王平生向他建议：“我们要有一个突破，在年轻人最有干劲的时候，喂给他最好的草料。等到人都老了再弄一个‘三间一套’，那没多大意思。”他当即同意，可在心里还有疑惑：那小子怎么才能做到让老年人心甘情愿地排在年轻人后面？现在他发现王平生的确是说到做到。　　　　
　　　　“我看了分房子的名单，不论是一间的、两间的，还是三间的，几乎都是年轻人，”柳传志在公布这一方案的大会上对全体员工说，“所以我很有感慨，又羡慕又忌妒。”　　　　
　　　　年轻人大笑起来，就听他继续说：　　　　
　　　　“年轻人不愿意老同志动不动就回忆过去，但老同志确实就是情不自禁地要比比。1985年，倪总作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他那年46岁。我的老师陈大有，大概在1982年，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住进了三间一套的房。我帮他去打扫卫生，觉得那房子就像皇宫一样……”　　　　
　　　　听众中笑声再次响起。他开始描述自己那时候住的“东郊民巷”：“12平米，我一家7口人住。房顶是一层石棉瓦，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我们都能充分享受。在当时还挺满足的，因为隔壁就是周晓兰，她1958年大学毕业，比我早8年，也住在那儿。”　　　　
　　　　年轻人不笑了，瞪大眼睛看着他。他接着说：“30岁左右的年轻人住进三间一套房，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他戛然而止，台下掌声响起。不仅仅是年轻人在笑，而且那些没有得到房子的老资格的员工也都心甘情愿。产生这种奇妙效果的秘密，用一句话就可说明白：把分房子变成卖房子。　　　　
　　　　让大家如此激动的新房子共有72套，可当时却有至少400个员工瞪着它，人人想要。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住房制度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员工工资中购买住房的那一部分扣下来，然后把房子当做福利来分配。假如援引旧例，那就无法避免公司内部的一场无休止的争夺战。现在公司宣布，无论谁想得到住房，都须照价付款。公司可以用资产担保、让员工自己到银行贷款，分期偿还。这一方案在今天看来已是太简单的事，但在90年代初期却有着石破天惊的效果，因为它在京城开创了工薪者购买住宅的先例，签下老百姓向国家银行贷款用于消费而非投资的第一份合同，此外还让大部分员工自愿退出“申请者”的行列—他们不再为分不到房子而觉得吃了大亏。　　　　
　　　　“72家房客”总计贷款600万元，数目不大，可是公司、银行和政府都很兴奋，觉得有必要搞个声势浩大的合同签字仪式。3月14日上午，借贷者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官员们一起来到北京分行会议大厅，市政府的官员和中科院基建局局长汪友三也来到当场。很显然，大家都希望能见证这个了不起的时刻。第一批走到签字席上的是北京海淀支行行长常征和联想员工陈小明。李勤则代表公司在担保人的位置上签名。这位副总裁在过去7年代表公司签署过无数贷款协议，向银行借了至少5亿元，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在一片不停闪烁灯光的照相机前，北京建行副行长肖其增有点感慨地说：“我们向个人发放长期住房抵押贷款还是第一次。”当初建设银行想要促成此事的时候，在政府的贷款细则中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对应的品种，只好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开辟先例并且特批一个利率。其实这整个事件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当初北京市住房改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该不该批准，急中生智，就把它当成案例，写了个红头文件发下来。　　　　
　　　　这就难怪此事成了1992年北京媒体追逐的热门话题。至少有30家报纸把这件事情刊登在要闻版上。《北京日报》提了个诱惑人的问题：“小青年何以住上三居室？”《经济参考报》的标题是：“联想集团72名职工为自己买了个‘家’。”《北京青年报》别出心裁，在头版最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幅大照片。画面的背景是那栋让这家公司和这个城市激动的公寓，“72家房客”站在楼前的废墟之上，高低错落，个个满脸灿烂。有27岁的杨元庆、28岁的郭为、24岁的李岚、40岁的王平生、36岁的李晓枫。可是没有柳传志和李勤，也没有那些开创联想的元老们。　　　　
　　　　年轻人个个兴奋不已。李晓枫对记者说：“我很幸运，居然买到一套三居室。我的同学在别的单位工作，虽有博士学位和副教授职称，但最近才分到一居室。”郭为在私下里说得更干脆：“老柳这次如果给我一套房子，我这一辈子就交给老柳了。”李岚现在的苦恼是要说服自己的母亲。为了购买那套78平方米的房子，这小姑娘贷款16万元，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住的房子还没有她的大。看到女儿欠下如此巨大的债务，母亲不禁满腹忧虑。瞪大了眼睛问：“你拿什么还？”　　　　
　　　　这老人的问题也是那时候所有普通百姓的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国家没人敢向银行借钱买房子。16万元在那时候的确是个大数。考虑到这一点，《人民日报》在四天以后再次发表报道，对联想的新制度有一番精心的测算：“购买三居室住房的职工在缴纳30％的房款之后，还需贷款10万元，每月大概要偿还本息250元。总体上讲，由于企业的资助，购房职工实际上只承担60％的还本付息压力。”这段话中有个关键情节含糊不清，那就是“企业的资助”。事实上，这牵涉到当时公司的整个薪酬制度。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41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1）

　　　　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是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一种好的薪酬制度，能够让人们把这种追求与职业的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他在1990年的一次全体员工大会上说，等到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公司的每个员工都会有一套住房。当时坐在下面的人对这许诺没有一点反应，弄得柳传志很奇怪：“你们怎么不给我一点掌声？”员工们不是不向往诸如住宅这样的目标，而是因为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岁月里给予老百姓的这一类承诺太多，却很少兑现，除了留下伤感、愤怒、无奈和失望的话题，很难再说别的。这也是1992年春天的“72家房客”之所以能够轰动京城的一个原因。　　　　
　　　　但是这一事件只不过是联想改革其薪酬制度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结。　　　　
　　　　联想在薪酬方面严格执行保密原则，把这作为公司的“天条”，指示所有员工不得违背，这一规则直到今天仍在延续，深入人心，甚至员工彼此之间也不打听薪金的多寡，这和大多数中国机构里员工收入人人皆知的情形不同，也是这家具有浓厚中国味道的公司所具有的西方特色之一。员工的薪酬由人事部门来确定，财务部门只管支出工资或者奖金总额，对每个员工的收入多少并不知情。经理们只知道自己属下员工的收入，对其他部门的收入一概不知，而且不能去打听。　　　　
　　　　从纯粹经济学的立场来说，公司员工的收入仅仅是生产和销售的折射。但是在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纷争以及政府在分配方面的管制政策，会让这件事情变得非常复杂。此前我们谈到的“奖金税”就是一个例证。联想薪酬制度的变化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都没有停止。我们如果要在其中寻找清晰的脉络，那么可以认为，它从1992年开始，而在2001年“职工持股会”获得“出资证书”的那一天才终于完成。　　　　
　　　　1992年的“起点”远不如9年后的“终点”那样激动人心，但它大有深意。改革是从公司的福利体系开始的。这一现象又是当时国家形势中的压力与抗争、进取与妥协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1992年以前联想员工的工资，在体系和数量方面与整个国家的事业单位并无区别，所不同者在于工资之外的奖金和福利。就像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企业既然不能擅自更改既定的工资水平，便极力扩大奖金部分，政府以高税率抑制奖金的膨胀，而企业则以种种合法、非法，以及似是而非的办法偷逃奖金税，其中最常用的手段是减少以现金方式支付奖金，而大批购买实物发给职工，包括鸡鸭鱼肉、锅碗瓢盆、牙膏、肥皂，甚至手纸，所需费用全部记入企业成本账。那时候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做“大院经济”，意思是每逢过年过节前的几天，每个“大院子里”都要分发各种东西。这种既不发奖金而又让职工获得实际好处的办法，令“奖金税”有名无实。　　　　
　　　　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缩小奖金税比例直至取消，改征“个人所得调节税”。在中关村这样的试验区内，政府进一步放松了控制，一个新的政策被概括为“五三二”，意思是企业必须把利润的50％用于再生产，30％做福利基金，奖金则不能超过20％。这是政府第一次以制度的方式将福利和奖金区别开。　　　　
　　　　


第五章　曾是西风漫卷时第42节：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2）

　　　　“福利”和“奖金”都是员工在工资之外的收入，区别在于，后者是依据员工业绩的优劣，以现金支付，前者则是“集体使用”，而且以实物方式发放。比如“职工住房”、“医疗保健”、“托儿所”、“食堂”等等，都是“福利”的一部分。其弊端首先在于它的隐蔽性，令员工不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得到的利益；其次是它被建立在资历和职务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无休无止的冲突。有些人对于并不急需的东西也是抱着一种“不要白不要”的心理，拼命索取，有些人仅仅因为年轻就无法得到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福利。这也证明集体主义的制度不论如何精巧周到，也不能抑制人的私欲。　　　　
　　　　政府现在把支配福利基金的权力交给企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联想公司管理者的想像力。他们决定把福利基金分割开来，归属员工名下。到了年底，每个员工都能得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他有多少福利基金。员工不能支取现金，但可以用它来购买住宅、养老保险、通讯器材、子女的教育费用或者度假。“这是把福利基金人格化，”唐旭东在解释这一办法的时候说。他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样一来，员工第一次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使用这一部分收入，而且不必担心自己的钱被别人占有。　　　　
　　　　这一制度还让公司结束了“有钱不能发”的局面，员工的实际收入大幅度提高。1992年员工平均享有的福利基金大约1万元，相当于固定工资的两倍，所以它在公司的历史上被当做“低工资高福利”的年代。这再次引起政府的注意。几位税务征管人员来到公司，索要有关“福利基金”的全部文件，还宣称这种做法有偷逃“个人所得调节税”之嫌。我们一定还记得联想在1990年因为差不多同样“罪名”惊慌失措，以罚款9万元了结。这一回公司决定据理力争，接连好几个星期与政府的税务机关僵持不下。　　　　
　　　　唐旭东对财务人员宣称，“改革方案”属于公司机密，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它泄露出去。他去找政府的税务人员，坦率地承认公司“是在试图打政策的擦边球，想要避开调节税”，同时又绘声绘色地讲述“72家房客”的故事，以此为例辩解道：“如果公司以集体名义买房无偿分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