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记录:对话中国新锐导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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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纪录片呢？
○周：大概是在2000年，《南方周末》当时做了一个报道，是“向东、向南、向北”，作为封面故事，讲述的是民工的打工生活。其中有一部分记者就是从四川跟随至广东，我的两个同事回来以后就告诉我那个地方很有戏很不错。我去了一看，确实不错。我就开始在那里拍照片，搞好各种关系、套近乎。可能我跟四川民工套近乎还相对比较容易嘛，因为川贵的语言还是比较相近。这样走得比较近了，十月份开始我就正式拍摄了。这是我第一部片子，刚开始连白平衡都不会调，不懂就上网去问别人，很辛苦，就是慢慢把它煲出来的吧。所以还是有蛮多的遗憾。
●现象：毕竟是第一个作品吧。
○周：可是有的事情你是不能够原谅自己的。如果真是一个好东西你把它糟蹋掉了，那会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情。
●现象：开始选择的时候是如何看待这些厚街居民的生活呢？如何看待你的拍摄对象？
○周：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目的。起初就是一种好奇心。各种心理混杂在一起，不是一个单纯的目的。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社会改良者，因为我不具备那样的能量。我觉得我能够记录这个社会的某一个侧面、某一个剖面我就已经很满意了，社会是一棵参天大树。我根本不能做什么很大的事情，而这是我份内能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件有意思的事，那就去做它了。所以目的性不是特别强。但做这种东西的时候，尤其是播出的时候还是有快感的，包括得些奖，被国外电影节邀请。但是更大的快感还是在于拍摄过程，那种给人带来的愉悦是不好用语言表述的。
●现象：拍摄当中的困难是存在于那些方面呢？
○周：这个片子从前期到后期我大约花了六万块钱，因为一些原因，到目前还没有产出或者回报。其实拍纪录片还是一个很贵族的东西，一点也不市民化。表面上来说那个机子在拍，但真要拍出作品不是那么简单。需要资金买设备、差旅费、食宿等等。在资金方面倒是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也工作十来年了，有一份比较固定的职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可能是我比很多独立制作纪录片的力所能及的从容纪录人要好的一方面。所以这个片子是在我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是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现象：拍摄过程中呢，没有什么困扰你的问题？当时你妻子也跟你一起去了？
○周：但刚开始是我自己在拍。因为拍纪录片最关键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拍，而在于在当地扎下来，和那些农民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的地方我控制不住，明显感觉到不是在我的掌控之内了，就觉得有个女人介入会好一点。因为女人和男人还是很不一样。那里面的几个人物，比如那个嘴巴最厉害的孙翠英，到后来我控制不住她了，有时候会躲我的镜头，我感觉与她有隔阂了，可能有的问题没有沟通好。所以我妻子来了就像帮我忙一样与她们沟通好。包括后来她和那个女孩的那种沟通，当然她们那种问话的方法是设计好的，但是效果肯定比一个男人做得要好。这让我觉得在一个摄制组里有个女人是非常有必要的，像最近我又碰到这个问题了。最近我在拍一个片子，是拍一个县城中学的高三班，要拍他们一年，到明年高考，记录他们这一年的故事。其实刚好他们这个班是文科班，这个班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女生，虽然我跟她们也能走的很近，她们跟我也蛮随和的，但是还是不行。我需要一个女人，能去她们的宿舍啊，要很深入。比如她们很多话是在熄灯以后才能讲的，而我们不能在那里呆嘛。有很多感觉都是需要女人那种直觉去扑捉的。而《厚街》这个片子里，包括生孩子那段，我正好出差，完全是我妻子拍的。
●现象：当时去了厚街就选择了那个4432号了吗？
○周：当时跟过来的民工并不是在那里，不是那个房子里的，我也在选。后来发现这个地方很有典型性。那里只有那个房子是没有封顶的，是一个大厅，用墙隔开的。这个地方这样比较好拍片子，我就选择了那里。
●现象：当时就已经设计好这个镜头了？
○周：对，因为方便！
●现象：你在拍摄之前脑中已经有了成熟的影像构思了吗？想好了要怎么用镜头？
○周：没有。应该是在拍的过程中慢慢积累的。因为第一个片子，我不可能想得很成熟，包括在后期剪辑的时候也是剪了很多版本的，就是在寻找什么样的状态会比较好。我的片比是1：50，我其实拍的东西是很多的，并且我还拍了一次罢工，但是因为和我片子里的人物没关系，我就只好把它删掉。纪录片就是这样，没办法把握事情的发展，很多事情是出乎你的意料的。真的是拍了纪录片以后才知道生活有多精彩，这可能就是它的一种魅力吧，它有其不可琢磨性在里面。你可能只能把握事物的大的发展，向有趣的方向或者你感兴趣的方向发展，你才会选择去关注。而如果整个故事全是在预料之中的，那就没意思了。
第三部分周浩（2）
●现象：能感觉出你的片中的情节是很紧凑的，还有些让人印象很深刻的镜头，比如打人一段有点类似警匪片的跟拍，还有拍民工们晚上露天看电视时候用的虚焦镜头等等，是刻意为之吗？
○周：其实拍摄的方法都是摸索着来的，没有特别的用意。像打人的那段，完全是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的职业记者的对新闻的敏感，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在现场记录下发生的事情，当时也顾不上镜头了。晚上看电视那段是因为设备的问题，夜景只能拍到那个效果。有很多时候我拍下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以前做记者养成的习惯，这可能也是我和那些艺术出身搞纪录片的人不同的地方吧，我会能扑捉记录到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是职业习惯。包括有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那个人捉了老鼠又跑掉的，他老婆埋怨他，都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就在生活当中。有时他们面对镜头的自然感觉是任何一个职业演员都无法表演出来的，比如孙翠英看到有些发廊女就说自己长得不够漂亮之类的话。还有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男人好像在对他的孩子说的那段话“等再过十几年，你再回来看看……”，他说的很有宿命感，觉得他们真的是自然流露出来的。
●现象：拍摄进行了一年多，最后怎么结束的呢？
○周：最后就是租屋的人慢慢都走了。
●现象：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周：经常联系，有的时候他们俩吵架还要打电话告诉我。包括那个女孩子也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但后来就联系不上了，电话成了空号，只知道她和男朋友分手了之类的。
●现象：据了解，你当时想拍的不止这些题材，还有些当地工厂里面的事情，是迫于某种压力，只拍摄了照片吧？
○周：是的。本来想进入工厂去拍摄的。但我做的工作不够。后来就准备了几部相机给了工人，让他们带进去拍摄他们的生活。当时也只是教给他们一些简单的操作，比如快门，闪光灯，然后告诉他们不要吝惜胶卷。他们拍出来的东西非常棒，他们在镜头前那种自然的状态，可能是世界上每一个摄影师都毕生追求的。照片有他们工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等等，他们可以在镜头前做出各种样子。这和我们平时拍照不一样，镜头对准你，你总会先想到要摆一个pose，然后微笑，但是他们没有，这就是很可贵的地方。这也是我说的，人受的教育越多对自己的包袱就会越多，不会轻易的表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他们可能更容易敞开自己。而当时我还想拍摄另外一部分人，也就是厚街的原始居民，包括那些屋主。因为当地的很多企业是台商投资的，所以我也很想记录一个台商的生活，总共有两条线索。后来我接触了一个台商，他本来同意我拍了，可是镇政府知道了这件事情，就阻止他接受我拍。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努力不够，应该会有途径能拍成的。当时那个台湾人的生活也是我十分好奇的，包括他们平时的生活、娱乐活动等等。
●现象：你正在制作的纪录片沿袭了上部片子的风格吗？
○周：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墨守成规。每一部片子我都想汲取一些好的方法，比如这部中，我对俯拍的那段会比较得意，比如前段那个女孩子说了些让别人都很不愉快的事情，但到后段大家发现她其实还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那我会不断采取这样的方法，让画面不是那么循规蹈矩吧。
●现象：这是第二部作品吧？
○周：我有几个片子都同时在做，因为我觉得做一部片子太浪费了，闲不住。但多弄点也会顾不过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有时候告诉自己要沉下来，我也知道沉下来的意义，但是可能还是会有躁动啊。
●现象：对于中国现在独立纪录片发展的状态怎么看呢？
○周：纪录片其实就像写日记一样，记录身边发生的事情。这个东西不能指望明天就拿到国际纪录片展上拿个大奖，得个一百万，但是你记录下来了，肯定价值会慢慢体现出来的。就像在存钱。
●现象：纪录片的功能性呢？
○周：它有什么功能性？不能期望它能够有评述功能、能够改良社会。因为大部分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他们没有像美国的摩尔、法国的朗兹曼那样的影响力，这个时代需要记录。我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只是在呈现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小剖面，一棵大树的小枝干的剖面。比如我现在关注一群孩子到2008年，我并不一定是要关注奥运会，而是要从这个角度记录中国的体育制度。我现在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采访：李峥）
作品赏析/周浩
《厚街》
故事梗概///
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密集和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二十多年来，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以香港为中心、珠江三角洲为腹地的地区已成为亚洲地区发展比较成熟、经济活跃和协作程度较高的经济区。
厚街是珠三角上的一个小镇，距离省会广州45公里，距离香港80公里。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来自台湾、香港的资本和中国内地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它迅速成为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城镇。
厚街当地居民人口不足5万，外来人口数量已达30万这里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各类的加工厂，据说全球每十双运动鞋有一双就由这一地区农民工生产。
本片的拍摄时间是从2001年10月…2002年10月。“9•；11”对这些在中国南方从事制造加工业的农民工产生严重冲击，大量工厂倒闭、裁员……
工厂的附近，有数以千计的简陋出租屋供这些的农民工居住。《厚街》的两位制作者在出租屋里和农民工们共同生活了近一年时间。
农民工、社会闲杂人员、接生婆、小贩、警察、原住民……这是一个极难保持平衡的社区，似乎随时随地都不会发生各种各样难以置信的故事：情感的争夺、违反规定的超生、抢劫、凶杀……
第三部分陈为军（1）
陈为军1994年执导《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这是一部关于一个哲学家和小餐馆业主各自不同的人生故事。影片通过这种反差的融合，思考了哲学和生活之间的相通关系。
1996年执导《脚印》。该片反映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围绕孩子出生和取名的故事。
1999年执导《城市的起源》。 这部纪录片考证了武汉市3500年的建城历史，记录了由一个城堡发展为800万人口特大城市的历史足迹，获1999年湖北省最佳纪录片。
2003年执导《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一部关于中国艾滋病家庭顽强活下去的纪录片。
导演访谈/陈为军
●现象工作室（以下简称现象）：最初是什么情况让你决定拍摄这样一家人？
○陈为军（以下简称陈）：当时是在上蔡县文楼，艾滋病疫情最早是由武汉中南医院一个白求恩式的老教授——桂希恩发现的，我跟他多年以来有很好的关系。2001年四五月份的时候，他邀请了5个病人到武汉去，他的想法很简单，因为这5个人都同意面对媒体，他就想社会上能捐点款，给他们一些帮助。这5个艾滋病人里，就有我后来拍的马深义一家——马深义、雷妹和马占槽（片子里他正在学走路）。在武汉的时候媒体都围着他们转。我和桂教授关系比较好，能够和他们见得上面。我对马占槽印象非常深，因为我的孩子也不大，首先就想生命平等这个事。这样一个生命诞生出来，已经带了HIV病毒，HIV已经决定了这个孩子不会走远。他也是父母生下来，给他一块饼他可以吃饱，给他一口水他就不渴，整天可以乐呵呵到处跑。但慢慢地懵懵懂懂地他就这么死了，他其实非常无辜，完全无辜地在世界上走这么一趟炼狱之旅，对孩子来说非常不公平。所以开始我想得很简单，就想把这个事做出来。他们的家庭也非常典型，马深义家有五口人。他的妻子雷妹、大女儿马妞、二女儿马荣、小儿子马占槽。他们五人，除了马妞，其他人都带有艾滋病毒。
●现象：这样看来，您拍摄这部作品的初衷是比较简单的，在拍摄以及后期过程中最初的想法有什么改变？
○陈：因为在2001年的时候，艾滋病还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也没有指望单位会给我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