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的动态性和中国入世的政策选择-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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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利益的动态性和中国入世的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帆 2002年01月11日 10：25
主持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欢迎大家来到《世纪大讲堂》。
在每一次节目开始的时候，阿忆说开场白，一般都不拿纸，但是这一次呢，因为讲演的题目太长，阿忆得念一下，今天的题目是《比较利益的动态性和中国入世的政策选择》。哎呀，这个题目咱听完了以后，都听不懂，首先什么叫比较利益，咱不知道，说它什么动态性，咱就更不明白了，不明白就得学习，那今天阿忆给大家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杨帆博士，请他为我们上一课。好，有请杨先生。
在向您正式请示这个名词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前，还有一些家常话得聊一聊。您知道，很多人背后叫您什么吗？
杨帆：不知道。
主持人：真不知道啊？
杨帆：不知道。
主持人：我们在写《水木清华9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闻一多先生，他在西南联大，大家管他叫“何妨一下楼主人”，就是大家去吃饭、去游乐的时候，请闻先生下楼，闻先生从来不下楼，把那个时间都用于研究，所以大家就管他叫“何妨一下楼主人”。有人有这种雅号给您，您不知道吗？
杨帆：不知道。
主持人：不是叫您“何妨一下楼主人”，是管您叫“杨大炮”。您真的没听说过呀？
杨帆：没听说过。
主持人：那么现在您要是听我这么说了以后，您知道别人为什么要这么叫您吗？
杨帆：应该知道。
主持人：那跟我们说说。
杨帆：我这个人说话比较有煽动性。
主持人：“大炮”除了煽动性之外，还有攻击性，直达目标，毁灭它。小的时候，您也有这种性格吗？
杨帆：没有。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大炮”性格了？
杨帆：我这个性格，主要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待遇以后，又不甘心这样，所以就这样了。
主持人：杨先生是哪年的生人？
杨帆：我是1951年。
主持人：今年是50大寿。
杨帆：对。
主持人：哪月哪日？
杨帆：6月13日。
主持人：生在什么地方？
杨帆：北京。
主持人：然后在北京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
杨帆：对。
主持人：当时您的父母是什么样的阶层？
杨帆：共产党里边的没有特权的那个知识阶层。
主持人：按照咱们的规范语言，是普通共产党员。
杨帆：共产党干部。
主持人：基层共产党干部。
杨帆：也不能说是基层吧，反正没有特权。
主持人：咱们闲话少说。首先我们要弄懂一个概念，然后才能听您讲演，这个概念就是刚才我说的，什么叫比较利益？
杨帆：比较利益是国际贸易、自由贸易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大概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它应该集中生产自己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出口。
主持人：我猜一下比较利益的动态性，讲的可能是50年代的时候，可能这个产业更有它的更大的利益，我们要发展它，60年代的时候变了，70年代的时候又变了，90年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杨帆：对，我强调它的比较利益的动态性，那就是说它是可变的，是可变化的比较利益，应该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而且很重要的一个争论，是通过自然的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使它升级和变化，还是需要国家的力量来促使它变化，这是我们经济学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现在最激烈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主持人：您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
杨帆：我当然是非主流派了。
主持人：一般只有非主流派，才能享受“什么什么大炮”这个称号。
杨帆：因为主流派什么好处都有了，他就温文尔雅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当然要不断地攻击人家，否则的话，我们什么都没有了，就更没有了，我们有的就是这一点，挑战性。
主持人：好，那咱们闲话少说，20年的历史研究成果，让我们马上聆听，这个报告的名字，我再重复一遍，很长，叫“比较利益的动态性和中国入世的政策选择”。有请杨先生。
杨帆：第一点，我先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有很多说法，利大于弊，弊大于利，还是双赢，等等。主要的看法，说是加入WTO以后，是短期冲击比较大，中长期看好。在我看来，这样的话呢，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我14岁时候，听的就是这些东西，这样的判断，是在任何时候可以用在任何问题上，永远没有错误的。但是，也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的判断很明确，就是未来的几年，外资会大量进入中国，使中国出现一个压迫人民币升值，使中国的财富有一个突然的膨胀，所以宏观形势应该是相当的不错，而不是不好。但是，同时这种宏观上的虚胖，会掩盖在结构上的重大的斗争。如果做不好的话，那么对中国的产业是非常不利的，这样的话，几年之后，等到西方世界经济恢复过来以后，中国就可能出很重大很重大的危机。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在这几年，在宏观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自己事情做好。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问题，就讲我非主流的观点，那就是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是中国有自己的特殊的国情，一个方面，要接受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另外一个方面，要注意到自己有自己的二元结构问题、自己的人均资源极端短缺的问题、注意到大国和自己的特殊的、文化的问题，注意到自己的地缘政治，在世界中的地缘政治关系问题，所以中国不能够像小国，走依附性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化中，有自己的特殊的立场和利益。这样的话，既然是这样，那么就到了理论的争论，就是对比较优势怎么理解。因为在外贸上的比较优势理论，是自由贸易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如果对自由贸易提出置疑的话，就不能不对比较优势这个基本理论做一个自己的比较独立的一个阐述。
所以我讲WTO，还是用理论做线索的，说的就是这个比较利益的动态性。这个比较利益本来就是动态的，从来不存在一个静态的比较利益，它讲的就是一个国家，亚当·斯密是讲的绝对比较优势，假设两个国家，一个国家劳动比较充分，那个国家资本比较充分，那么自己就应该去集中生产比较优势的部分，谁比较多，那么成本就比较低，这样的话，再进行交换，这样的话，总量最大，既然总量最大，交换双方就都会获得自己的利益。
这个东西，在经济理论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亚当·斯密强调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劳动比较丰富，他那个国家资本比较丰富，或者还有一个国家，比如说中东，产油国，它就是资源比较丰富，显然就是它向我们出口石油了，这是不可变的，这是先天形成的。但是，你的劳动和资本的比较优势，就是后天形成的，这个东西，不是说永远你生来就如此，以后是永远不变的，除了资源是不变的，像劳动、资本、技术、知识这些东西是可变化的，这个东西在亚当·斯密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
但是，到了李嘉图讲到这个相对比较论的时候，他实际就是比较静态化了，他在把绝对优势给变成相对优势的时候，在外贸上的实用是比较实用了，但是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趋于静态化，就是说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可以搞自由贸易，那么比如说中国和美国，那么现在中国就是劳动丰富，美国就是资本丰富，或者是美国是世界上绝大部分高科技发明的来源地。按照这个道理，中国就是用一亿条裤子，去换美国的一个波音飞机，这是符合我们的现实，叫现实比较优势。所以很多经济学家，就是这么主张的，说你中国这么多过剩人口，就是用外资来，加入WTO之后，引进大量的外资，中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厂等等，他把它说成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你这样的话，劳动力可以和外国资本相结合，解决就业，这个当然是对的了。
但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会不会变化呢？他们说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以逐渐升级的，这个是经济学的主流派一直是这个意思，这里边有误导的，待会我会谈到。这样的话，在理论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往后发展，实际一直说的就是它的动态，只不过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它总是要从现实的比较利益出发，所以它就忘掉了这个，再加上很多国家保护的失败，所以以国家保护来创造新的比较利益的这样的思路，特别在这20年以来，在全世界的经济学话语，基本上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以后，就一直被妖魔化，被批判，甚至被大家唾弃，说这个根本就是错误的。这样的话，对一个大国制定战略，是有极重大的影响。
第三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按照我这个比较优势的变化，按照它的动态性，来看一看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它的比较利益是怎么变化的。
从1949年开始的30年，中国走的是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的路，或者是斯大林的路，就是计划经济高度集中资源，国家高度保护，用这个办法，是人为的创造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就是中国本来什么都没有，它就是用权力强行的提升，这样30年之后，中国成为了一个重工业占70％，在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机械加工的工业，像这种机床工业，是相当的先进。像这一类的产业，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比现在要小，特别是中国有了原子弹、氢弹、卫星和洲际导弹，这个如果不用国家力量强行的提升，只是按照市场经济走，那我想中国至少还得50年也达不到，那就是说，中国现在也没有原子弹。
这样的话，所以这一段历史，我不同意用自由贸易的理论，来否定这一段。后边一段，当然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转换机制。所以第二个阶段，在80年代初期，中国就转向了市场导向，这个时候就出口的是资源密集型，就是出口石油、粮食和土特产品，维持不了几年，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了，石油自己就不够了，很快的就丧失了这个比较优势。到80年代末期，制成品，就是各种的制成品，当然是比较低级的了，就在1989年左右占了85％，就是代替了资源型产品出口，这个如果按照市场经济来说，那是开始，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真正的优势开始发挥了，到90年代10年来，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优势继续发挥，相当部分依靠的是加工贸易，就是大量的外资，把设备引到中国来，把中国劳动力给他们。
这个当然是成功的了，这样的话，中国的出口从1978年的90亿美元，增长到去年的2500亿美元，出口的结构，就是我们的比较利益是在升级，又是按照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思路，也在升级，加入WTO以后，还会继续升级，那就是说，世界的资本劳动相结合的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产业，会搬到中国来，比如说日本的造船，日本和韩国，它的造船业、钢铁业，甚至像美国的这种相当多的飞机制造，甚至军火工业，都相当多的会搬到中国来。
但是，关键是你要给它配件，你只能配它一些零件，在基本的控制上，是它控制的，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所以说，中国成为最大的加工中心，意味着我们利用外资和我们的劳动相结合，使中国的经济更加繁荣，但是大家不要忘掉，这是外国的跨国公司控制了最基本的东西，是它的技术，是它的渠道，它的知识产权，股份都是其次的，谁拿多少股份，并不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实际上如果这一条思路，是跨国公司，是国外的跨国公司来整合中国的产业，它们为主导来整合中国的产业。
这样这条路，我是赞成的，这一点和大多数人并没有区别，我只不过是说还有别的，这一条思路不能够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导思路，主导思路应该是由国家扶植战略产业，培养我们的动态的比较利益。这主要指的是，只有大国才能承担的战略产业，我指的就是核，首先就是核，核工业，就是核武器、核潜艇、核电站。
第二个，就是航天，航天指的就是导弹、卫星。
第三个，就是航空，航空现在有重大的争议，中国的军事飞机，一直是在我们独立的生产，而且生产的不错，但是民航，大型民航客机这一部分，现在基本上没做，就是以前我们曾经做过，后来就是没做成，现在基本上是买波音和空中客车，所以大部分说你就别做了，这个东西已经被两家所垄断了，你做又赔钱，你也做不下去，你技术也不行，等等，所以中国在航天业做不做？或者说你做，你就融入波音飞机的全球化生产体系，因为它配件的事，不是全球化了嘛，全球化了就是说，美国波音有一千多个零件在世界生产，美国只控制它的技术标准和知识产权，80％、90％的零件，现在是放在日本和韩国，美国是不让日本自己造飞机的，日本的能力肯定是可以做的，但是就不让它做，是政治上卡它，因为《安保条约》，以《安保条约》的名义不让日本独立生产飞机，让日本给它配件，韩国也是这样。中国是不是以后也要这样啊？这就是重大争论。
我认为，中国应该独立设计自己的标准，和自己的知识产权，以国家力量长期扶植像这样的战略产业，这肯定是要赔本的，赔本也要干。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讲市场化，或者讲市场化和全球化是讲长期的，就是一个大国要长期的培养来自己的动态比较利益。这个像欧洲空中客车，欧洲人已经做出了榜样，四个国家联合搞这个，一直在亏本，空中客车，我认为它一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