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与真文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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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关于李叔同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也回忆得水镜般清晰：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先生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先生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遁迹佛门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先生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的道心大增。李叔同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寻找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先生对出家人的那种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怀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陋巷》），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的闭门羹。弘一法师五十八岁那年，居湛山寺，青岛市长沈鸿烈要宴请他，他征引北宋惟正禅师的偈句婉言谢绝：“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杖又思惟。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火头僧《弘一法师在湛山》）这一回，市长的面子倒还好搁一点。
弘一法师以名士出家，钻研律部，发挥南山奥义，精博绝伦，海内宗仰。他日常以“习劳、惜福、念佛、诵经”为功课，以“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为座右铭。他喜欢以上乘的书法抄写经书——他曾打算刺血写经，为印光法师所劝阻，并集《华严经》中的偈句为三百楹联，凡求书法者则书之，作为礼物，送给有缘者，使人对佛经起欢喜心，他将此视为普度众生的方便法门。弘一法师早年“以西洋画素描的手腕和眼力去临摹各体碑刻，写什么像什么。极蕴藉，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叶圣陶《弘一法师的书法》）。总的来说，弘一法师早年的字得力于张猛龙碑，高古清秀，少著人间烟火气，晚岁离尘，刊落锋颖，更显示出平淡、恬静、冲逸的韵致。用这样的书法抄写佛经，自然是绝配佳侣了。
弘一法师深恐堕入名闻利养的陷阱，他律己极严，生怕接受了许多善男信女的礼拜供养，变成个“应酬的和尚”，因此每到一处，他必定先立三约：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嘘。他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它素菜要贵几倍。除却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受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净资，也全都用来印佛经。夏丏尊先生曾赠给他一架美国出品的真白金水晶眼镜，他也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五百元购买斋粮。弘一法师对重病视若无事，工作如故，他曾对前往探病的广洽法师说：“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你要问我有没有念佛。”他这样虔敬的宗教情怀岂是常人可及？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是弘一法师所书的偈句，其光风霁月的怀抱历历可见。他晚岁驻锡闽南（栖止地主要是泉州，泉州相传为八仙之一的李铁拐所居之地，风俗纯古，有如世外桃源）十四年（1929—1942），弘扬律法，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僧徒，训导他们“惜福、习劳、持戒、自尊”，使东土八百年来湮没无传的南山律宗得以重新光大。同时，他也使相对闭塞的闽南人文气象蔚然一新。大师就是大师，如惠风朗月煦日酥雨，能使天地间生机盎然。
具足大智慧大悲心的高僧虽超尘脱俗，但在乱世之中，绝不会无视生民之苦和国家之难，早年作《祖国歌》、发誓“度群生那惜心肝剖”的弘一法师，其爱国心老而弥坚。他五十四岁时，在闽南潘山凭吊韩偓的墓，收集这位“唐末完人”和大才子的生平资料，嘱高文显作传，便是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依附逆贼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对于保全晚节一事，他真是极为用心。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其护佛殉教的决心跃然于字里行间。同年10月下旬，他在危城厦门致函道友李芳远：“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更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爱国之心不泯，护佛之志尤坚，弘一法师晚年的精神力量即凭此得以充分外现。
曾有人统计，弘一法师一生所用的名、字、号超过二百个，真可谓飘然不驻。其较为常用的名、字、号是成蹊（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之意）、叔同、惜霜、广平（参加乡试时即用此名）、哀（母亲去世时所取的名，足见当时心境）、岸、息霜（在东京演剧时所用的艺名）、婴（断食时所取的名，取老子“能婴儿乎”之意，后将此名赠给丰子恺作法名）、黄昏老人、李庐主人、南社旧侣、演音（出家时的法名）、弘一（法号）、大心凡夫、无著道人和二一老人。大师在俗时与出家后的名、字、号虽然繁多，要之在俗时以李叔同之姓字，出家后以弘一之法号为世所通称。差不多每一个名、字、号的来历都是一个故事，其中“二一老人”的别号来得尤其特殊些。弘一法师在《南闽十年之梦影》一文中以谦冲自责的语气说：“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一钱不值何须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弘一法师将自己一生的功名看得很轻很轻，才会有此一说。如果像他那样成就了慧业的大智者都要归入“二一老人”之列，世间又有几人能侥幸不归入“二一老人”之列呢？
五十六岁时，弘一法师即对自己的后事作了明确的处分，其弟子传贯在《随侍音公日记》中有绘貌传神的描述：“师当大病中，曾付遗嘱一纸予贯云：‘命终前请在布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体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坳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及至1942年10月10日（旧历壬午年九月初一），西逝前三天，弘一法师手书“悲欣交集”四字赠送给侍者妙莲，是为绝笔。这四个字很完整地表达了他告别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间苦人多，仍未脱七情六欲的红火坑，欣的是自己的灵魂如蜕，即将告别娑婆世界，远赴西方净土。他在致夏丏尊、刘质平和性愿法师的遗书中都附录了两首偈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第一首偈句是警劝他们：执著于外缘，执迷于表象，最是妨碍获取正觉正悟；第二首偈句是对自己的灵魂归境美好颇感欣慰。大智者的告别仪式的确有些不同，弘一法师大慈大悲的临终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