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子龙-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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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资本”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生活积累。我写《乔厂长上任记》从“生活积累材料
库”里开支了多少呢？这篇东西就是帐目。
最后还要唠叨几句。这篇小说写得很粗糙，除了写作水平差，当时还有一种急
躁感，抄清之后几乎耐不住性子一字一句、一个标点一个标点地仔细推敲。当时，
我曾狂妄地幻想，要是把全系统的厂长们召集到一块，让我把这篇小说念一遍多好。
念完之后就是立即批判我、审判我，我也认头了。党培养我那么多年，我看出了问
题，写进了小说，多少会对厂长们有一点启发，我也算尽了一个党员的责任。
有人说《乔厂长上任记》似乎没有完，没有结尾。我觉得生活没有结尾，走了
许多弯路之后，我们国家的新体制刚刚开始建设，我很难给小说加上结尾，这就是
我当时的想法。
8。生与死的距离
1987 年9 月，我刚从五台山上出了车祸回来。人们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想这后福就应在当时的“东方千字小说大赛”上了。我遇险生还之后参加的第一
个活动就是文学的，就是不久后由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文学联合举办的这次大
赛的发奖会。我参加了这个会议，感到很亲切，很兴奋。全国文学创作这一年几乎
还没有评奖的，而我们天津搞了，这对小说创作很有促进。
这次参赛的青年作者多，他们在文学中可能还没有什么位置。文学，没有位置
是最好的位置，可以更主动、更自由地创作。坐车，都说中间的位置最好，可我们
在五台山上翻车的时候，伤最重的是坐在中间的。
当车往山下摔的时候，车厢里的人和人脑袋里的意识都是一瞬间的沉寂和空白，
并不像电视剧里渲染的那样热闹非凡。就是在这一瞬间的空白中，我产生了一种最
深刻、最复杂，也是最真实的感受，难以言传。我还是悟出了一种境界，它深深地
震撼了我——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写不出这种真实、深刻、复杂、含蓄的境界来，
倒是常见到一览无余的直、白、露，而且并不见得真实。
经过了生与死的体验，我感到生死之间的距离或界限并不遥远，它们相通相连，
往往是一下子就发生了转变。文学创作也如此，如果抓住了真实而深切的感受，哪
怕是一刹那的东西，就可能完成从低到高的艺术表现，境界也就有了突变。
在那个发奖大会上，我发了言，向广播电台和天津文学的从几百万字的稿件里
评选出那些获奖作品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向获奖的同志们表示祝贺，并且触景
生情，大谈了一通生死问题，也许不是场合，但它实在具有启示力。
9。我和企业的缘份
多次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是愿意当厂长，还是愿意当作家？”“我因为当不了厂长，才当作家的。”
提问者倘是年轻人，对这个回答多半不满意，还要再问一句：
“假如可以由你自己选择，你是当厂长，还是当作家？”经过多次试验，我若
回答愿意当作家，他们便有些失望。我倘是回答愿意当厂长，他们便欢呼而去。这
是为什么呢？我曾认真思索过——他的语气和神色不像是认为我当作家不够格儿。
因为当作家不需要考核，没有硬指标，没有人权限制。现在的作家即便不是多如牛
毛，也多如羊毛，光是“著名的”恐怕就多如鸡毛。然而谁都知道，当个厂长则很
不容易。
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当作家是大材小用，是可惜，是浪费，我应该去当厂长。
当我当年尚未离开工厂的时候，我确有一套关于企业经营管理的设想，想试验
一下，施展一番。但，跟当厂长没有缘份，只当到一个有900 多人的车间的主任，
便被另一种缘份拉扯着，鬼使神差地成了作家。
跟工厂的缘份并没有断，而且此生都不会断。
自己不当厂长，反而跟中国的厂长们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缘份。后来，东西
南北中采访了几百个企业家。还按部就班地写《中国当代企业家列传》。
不受十、百等数学的限制，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是工厂培养了我。
我与工业生活订下了生死之交。
有一天对摇笔杆失去了兴趣，便到工厂去找点活干，问心无愧地欢度余生。
人的一生就看那么几次缘份。
几十年前，我从技校毕业后连撞大运的想法都没有，是大运撞我。命运像赶羊
一样把我分配到尚未完全建好的天津重型机器厂，它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技术设
备之先进在当时全市机械行业是首屈一指的。厂长也是中央下来的非同一般的人物。
这对以后我为人为文的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而当时同学们向往的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全国闻名的三条石的工厂。
一条古老的街道，街口铺着三块大青石板，故得名“三条石胡同”。胡同里藏
着几十家小工厂，是天津市铸造和机械工业的发祥地，同时也是“资本家剥削工人
的活地狱”和“阶级教育展览馆”……陈伯达等当时一些中央的大人物，都去过三
条石，并题字留言。
一提天津的工业，似乎就不能不提三条石。
实际上三条石是小生产、小作坊、小手工业。当时我如果幸运地被分配到三条
石的某个工厂，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现在这样一种命运。
不是好与坏、大与小的问题。那是另一个蒋子龙。
我还是喜欢现在这一个。
进厂不久，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大工业，在雄阔神秘的现代化大车间里，如鱼得
水，甚至表现出当工人的天才。
厂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厂长的神话。他领导着一个近万人的机械王国，在关键的
地方、关键的时刻，准有他在场。真是深谙抓重点的艺术，为了打狼敢于舍孩子。
一棍子把狼打死，孩子也能得救。
他有重点，全厂职工心里就有重点。他的思路就是战场上的一面旗帜，旗在哪
里，哪里就是最前线，就有一场硬仗。一个重点接一个重点，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
人人都能感觉得到工厂前进的节奏，非常明确，起伏有致，强烈饱满。
决不像现在的“一步三摇工作法”，高喊重点是把经济搞上去，又怕经济一搞
活会有经济犯罪，再来个二重点打击经济领域不正之风。犯罪有法律管着，你的主
要目标是什么？结果点子很多，无一侧重，前边打狼，后面怕虎，孩子丢了，狼也
没打着。
这是我平生接触的第一个厂长，而且是个大厂长。不可能不感到新奇，不可能
不观察他。
小个子，瘪鼻子，翘嘴，眼有精光，一下车间便头戴竹编安全帽，脚蹬大头工
作鞋。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在那个年代唯一的一种极具权威性的《名人大词典》里占
了一页的伟人。可不知为什么，你任何时候见到他，都会感到一种威势，一种力量，
一种智慧和信念。
矮汉子高声，他讲话极有魅力，比演戏还吸引人。开全厂职工大会，把几个重
要的数字写在手心上，便上台了。如江河直泻，滔滔乎其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
我再也没见到像他那样讲话富有鼓动性的人。也许那个年代的人容易被鼓动。现在
我自己因听报告听得多了，也变成了一个老戏迷，知道怎样挑刺了。
我们厂在郊区，赶上刮风下雨下雪，他看到有女工抱着孩子站在公共汽车站，
就会让出自己的吉普车，到公共汽车站的后面去排队。当时一个国家四级干部做这
种事，似乎是很普通，很自然。职工看到或听到，心里还是会发热。
这样的故事很多。
按理说，他不可能也用不着注意到我这个占全厂万分之一的青年工人的存在。
可他不知在什么时候注意到了。也许是在我们车间调整试车的最后阶段，他在现场
整整坐了3 天3 夜。每到开饭前半小时，他到食堂转一圈儿，等我们吃饭回来，他
已经在那把木椅子上坐着了。3 天3 夜没见过他睡觉，没见他吃过东西，没见他打
过蔫儿。总是那么精神百倍。真神了！
正式开工生产的时候，我被任命为热处理班的班长。手下有30 多名工人，分
为三个班次。其中有一些是从三条石的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调来的老师傅。他们级
别很高，但对2500 吨的水压机、100 吨的天车、几十米的大炉子、神秘兮兮的各
种仪表，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再加上被苏联专家吹得吓人呼啦的各种操作规程，
好像抬脚动步一下留神就会出大事故。我读过热处理的书，在先我们一步建成的太
原重型机器厂实习了半年，年轻好胜，不怯阵。脖子上喜欢围一条毛巾，出炉的时
候被千度高温烤得大汗淋漓，毛巾的一角咬在嘴里，脸上留下的汗被毛巾吸收，不
会咸嘴。风尘飞扬，充满一种自信，一种自豪，从容熟练地指挥着隆隆天车，滚滚
操作机。
这个咬毛巾的习惯动作立刻被许多人仿效，成了年轻人潇洒优美的一种标志。
有个姑娘喜欢我，自称就是被我在工作中咬毛巾擦汗的帅劲迷住的。
至今我还留恋那段生活。当个工人并不像现在某些怀有贵族情结的人认为的那
么坏。我现在称自己是“工人作家”，有些人不仅不反对，反而很高兴。因为这个
称号似乎意味着过时了，不流行了。我则庆幸自己毕竟还有过过时的东西，像有些
人那样连过时的东西也不曾拥有过，又该如何呢？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
我反而没有这种荣幸。那时候我是“资反路线的干将”、“修正主义黑笔杆子”…
…
几十年下来，厂长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不同的个性，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做
法，千差万别，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坐其间，多尚实际。
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再加上国家政策的倾斜，地理环境
的不同，使南方和北方的企业家，内地和沿海的企业家，有许多不同。
但，“条条大道通罗马”，好的厂长都有良己的独特的治厂方法。每个厂长都
是一台大戏的主角，支撑着中国经济的舞台。
他们有差别，也有共同点。现代经济生产正逐渐世界化。凡成功的企业家身上
都体现了这种现代企业精神。
有意思的是他们各自的表现迥然有别——南方一现代化大型企业的厂长，竟用
传统的苦行僧式的办法获得了成功。
平时住在厂里，一周回家一次。尽管家有娇妻爱子，大多数情况下他一回到家
便累散了架，进屋倒头就睡。像用乏的电池充电，把一周在工厂里欠的觉都补上。
在他上班时间，不许家里人为私事找他或给他打电话。廉洁得对自己和家人近
乎残酷。
他有自己的理论：“我只有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四面见光，才能取得把工厂搞好
的资格。中国人挨整就是那么几下子，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骄傲问题。
你把别人在这些问题上对你望风捕影的可能性，早早就根除掉，无后顾之忧，便可
换得在管理工厂时有更多的自由，更大的勇气，更硬的权力。”用高薪把市里的一
流教师都收买到厂办中学，用高价买高知，这符合现代意识，使他的职工子弟高考
升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多。增加工厂的凝聚力和知名度。他的口碑极佳，工程技术
人员对他尤其推崇。
与他自身的廉正极不协调的是，工厂退休的老领导，各个上级部门的领导找他
开后门，要钱要物或安排个人，他一般都照办。其理论是：“群众同情弱者，我上
来他们下去，他们就变成弱者。如今群众看到他们仍能指挥我干这干那，下了台的
欺负在台上的，就转而同情我。我就可以利用这种同情干许多正事。”北方一大型
钢铁企业的经理，是典型的政治型企业家。
懂得政治，精通政策，利用政治，跟政治家有良好的关系，在领导层中玩得转。
信息灵，常常能得风气之先，先吃一口。比如承包、扩大自主权等。
竞争中常有这种现象，早来的吃口肉，晚来的喝口汤。
这样的企业家知名度大，甚至能影响领导人物。有一次我和一个政治家谈话，
他在谈话中几次提到这个企业家的名字和观点，令我惊异。
还有：
知识分子型的；
新潮型的；
能文能武型的；
农民型的……
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一个独特的类型，很少有完全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能
获得成功的。
我跟企业家的缘份，使我找到了终生的主题：人和经济社会的关系。
人类创造了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也制约着人类。至于权力、家庭、伦理、道德
等都无一例外地受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
现代人的人格构建、精神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着工业的影响。现代人有谁能
离得开工业产品呢？
因此，是大工业培养了社会的消费品格和文化品格。
令当代作家惭愧的是我们还没有大气象，大规模，与大工业相匹配的工业文学
作品，与实际的工业生活相比，文学显得苍白和软弱无力。
巨大的工业文明常常会对人类的需求开玩笑，尤其喜欢拿人类的精神需求开玩
笑。
这玩笑使我在近几年跟企业家的关系有点尴尬——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或者
是众所不知和一些说不好不好说不说好的原因，作家协会和一些纯文学刊物的经费
都“出现赤字”。5 年前的某一天，副主编找到我。当时我是某一个刊物的挂名主
编。因纸张和印刷费涨价，如果不先交给印刷厂多少万元，刊物就得停印。我们的
刊物还是被市领导称为“天津市唯一的官办文学刊物”，没有钱理应找领导。但领
导也没有钱，叫我们自己想办法。
挂名主编也是主编，是主编就得负责任，人家副主编解决不了的问题找到你，
你就得拿主意。我给一个当厂长的朋友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