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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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傻瓜都能看出,芊子的肚子大了……
许多人曾对她抱有过的那一种同情,纷纷的都又收回去了。关于芊子的谣言又四起了。谣言影响着左右着更多的人们对这个大有争议的小女子的看法。她的怀孕使任何心地宽厚之人都没法儿替她的品行辩护了。
那一座破庙似乎又变成了最不洁的地方。人们绕道而行,避之惟恐不远……
第一场春雨是缠绵的。淅淅沥沥的接连下了数天数夜。天空始终阴沉沉的。白天里,一层层的乌云相互积压着,凝重地低坠着。仿佛只要有双大手抓住它们一拧,淅淅沥沥的霏霏细雨顷刻会变作瓢泼大雨似的。春雨将地面上的一切都淋透了。破庙里也没了一小块儿干爽的卧身之地。芊子两天没吃东西了。没有同情者再暗中给她送吃的东西了。她成了村里的一个公开存在的贼。只能在夜间东家西家偷点儿能充饥的东西吃。村人们虽然还是不忍恶待她,却都对她加强了防范。想偷到点儿东西吃也不那么容易了。幸而,春雨使破庙四周奇迹般地生出了许多蘑菇。柴草湿了。火种灭了。没法儿点燃一堆火了。芊子就靠那些蘑菇抵饿。不管看去是无毒的还是像有毒的,一概吃。芊子的袄和棉裤也都被淋湿了。大肚子使她行动不便,湿袄湿棉裤使她肌肤冰凉且如负重物。
一个漆黑的雨夜,芊子不愿活了。死念一生便挥之不去。她冒雨从残垣断壁上扒下一块块砖坯,层层码在庙后的一棵老树下。伸高手臂踮起脚跟,总算够得着一枝足够粗的树桠了,她就将她的腰带拴了上去……
但是腰带断了。她重重地掉下来了,腹内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使她昏过去了。醒来时,见有个人抱着她哭泣——是嫂子。
她流产了。
那一场雨终于下过去了。云开天晴之日,村人们发现破庙的残垣断壁也全坍塌了。变成了一废墟土堆。而芊子不知去向。村人们都以为她流浪往外地去了。其实不是,是由爹娘拍板,由哥哥具体策划,将她远嫁往外省去了。也可以说是以几百元的身价将她卖往外省了。爹娘和哥哥,都不能容忍芊子仍留在本村本地,继续辱没着家门的名誉。究竟卖往哪一个省了,连嫂子也没能从爹娘和哥哥口中探问出来。这件事是在最后一个雨夜里进行的。芊子嘴里被塞了布,胳膊腿被捆了,头上被套了口袋,由哥哥和几个汉子轮番扛着,交由一个跑长途的卡车司机将她载走了……
几年后,村人们彻底将芊子忘却了。仿佛本村从不曾有过一个俊俏的,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梳着一条齐胸长的粗辫子,名叫芊子的少女似的。人们也不再提起芊子当年的“盗靴”之事了,不再评说她在出嫁途中敢做敢为的是非短长了。那些年里发生了太多可作人们谈资之事。人们忘却她和与她相关的事是那么自然而又是那么天经地义……
又几年后,“文革”结束了。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当年和芊子同龄的少男少女们,都成了家有儿女的父母了。当年的年轻媳妇们,有的快做婆婆了,有的已经做了婆婆或丈母娘了。对于本村在十四五年前出生的下一代,进县城已不再是那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了。他们的视野比当年的芊子们宽阔多了,所知的事也多了……
但是若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村里曾有一个叫芊子的女孩儿家,他们肯定的都会大摇其头地回答从来没听大人们说过。关于芊子当年的“故事”,则就更加闻所未闻了……
村子终于通上电了……
村里的某些老人先后死了,包括芊子的爹娘……
戴文祺当年没被判刑。
所谓“判刑”之说,不过是当年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罢了。而当年那个高中女学生,则信以为真,使可怜的善良的芊子成了她不加任何分析的轻信的直接受害者……
实际上戴文祺被由省到县,再由县到省批判了几场后,就发配往某农场接受“劳改”去了。他直至八三年才得以彻底“落实政策”,重新回到省京剧团。不久便登台亮相,又获掌声与喝彩。十七八年如梭过。昔日相貌英俊风度翩翩的“戴小生”,斯时已双鬓早白,四十三四了。他脸上已过早地出现了抻不开抚不平戏装盖不住的皱纹。可以说是人老颜衰、扮相不佳了。那是他最后一次演小生。十七八年不唱,他的嗓音已难恢复了。何况,他一条腿也有点儿跛了。继续登台唱戏,未免太难为自己也太为难他人了。他有自知之明,清楚掌声与喝彩,不过是人们对昔日的“戴小生”的一种怀旧之情的体现,还体现着对他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的安慰,也意味着精神方面的“落实政策”。
盗靴(24)
但是他重新登台演戏这件事,在省城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成了报纸、电台、电视台追踪报道的“热点人物”。几乎每天都有些个他当年的老戏迷们登门拜访,向他表达十七八年间对他的思念,使他常常感动得唏嘘不止……
当年那个高中女学生也拜访过他。她是捧着一束鲜花带着也上高中了的女儿去的。两个当年有过一段定情关系的人,脉脉相望,感慨万千。当年她嫁给了一位“支左”的团长。后来丈夫留在地方,成了地区“革委副主任”,不久升为主任。“文革”后,省里缺干部,他本人也不曾太“左”过,就被调到省里当了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着文教。
她同时也是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夫人的身份看望他的。
她这么一声明,他就只有感慨的份儿,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她还向他透露,宣传部副部长,也就是她的丈夫,将于百忙之中亲自召见他一次。
他诚惶诚恐起来。
她是那么的关怀他,问他结了婚没有?
他摇头说没有。
她就许下诺言,保证亲自替他物色一位年轻漂亮的贤妻……
他又频频被邀请到处作报告。现身说法,字字血,声声泪地控诉“四人帮”,情绪激昂热烈地表达坚决拥护“改革开放”的思想立场……
翌年由主管文教的宣传部副部长决定,他当上了省京剧团的团长。他为振兴京剧团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到了一九八七年,他毫无争议地评上了一级职称。享受由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级有突出成就的文艺家“政府津贴”,并当选为省级政协常委。至于其他社会头衔就更多了,不写也罢。他分到了与他的社会地位相称的住房。五室一厅,是按省政协常委的待遇分配的。他有专车代步了。他生病享受“红本”医疗了。总之,他的人生似乎一切都好转起来了……却仍没结婚。
宣传部副部长的夫人一诺千金,真的替他物色过几个女人。她们也真的个个是较年轻,较有姿色的女人。总之做他的妻子是绝对般配的。他难却诚意分别与她们接触过,但都没下文,不了了之。她问他究竟希望找到一个什么条件什么品貌的女人做妻子?他支支吾吾的,似乎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她就猜测他生理上落下了什么残疾,不再一厢情愿地过分热心了。
她一次也没向他提过当年有个叫芊子的乡下小女子为了替他刷洗清白,一次次到县里为他鸣冤,并且遭过强暴以至怀孕的事。这件事当年也曾在全县被沸沸扬扬地街谈巷议过,她不会不知道。也许她早忘了,也许她有意不提,不愿又引起他伤心。
而这件事,他自己并不知道。当年发生在县里的事,又过了十七八年,省城里的人们,除了那位副部长夫人,再无知道的。
他甚至也不知道,当年有一个叫芊子的乡下少女,就是那个曾盗过他戏靴的乡下少女,为了救活他一命,在出嫁的路途中,在旷野雪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以自己的少女之身,暖过他那冻僵了的男人的躯体。他当时昏死着,又哪里能知道这些呢?
如果有谁问他记不记得一个叫芊子的乡下小女子,他一定会像芊子村里那些下一代们一样大摇其头。困惑地反问芊子是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曾和他见过?
他和本省一位颇有才华的中年画家成了好友。
他求对方为他画一幅人物肖像画。
对方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他画成了,是一幅比最大的挂历还大的国画。背景有山廓,有远村,都被雪色覆盖。人物是一位新娘。红盖头、红袄、红裤、红绣鞋,侧坐在一匹枣红老马背上。银尘般的细雪斜撒于画面,传达出效果逼真的严寒的凛冽之气。那新娘一手撩起着红盖头的一角儿,露出大半张俊俏的鹅蛋形脸儿。她那脸儿也冻得绯红绯红。她那双睫毛很长的大眼睛震惊地瞪视着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形。她的嘴半张着,似乎要喊出句什么……
这幅国画几乎是在他始终奉陪之下完成的,是留在他头脑中的深刻的记忆与画家的才华的合作品。
他特意为这幅国画定做了最满意的绫裱。
他将画悬挂在卧室里了。
画家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悬挂在客厅?
他说:“不是为了供别人欣赏才请你画的。如果我当年不幸冻死了。她乃是我最后一眼看到的,这世界上最美最美的新娘!我对她情有独钟啊!”
画家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他说:“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啊!”
画家又说,“这乡下小女子,不但是最美最美的新娘,而且是年龄最小最小的新娘啊!说实在的。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她还只不过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嘛!做新娘,她的年龄委实嫩了点儿。老兄,你的记忆不会出偏差吧?”
他说:“当年我看着她,心里也像你这么想。我被一脚踹倒在雪地,一只眼压在雪里,只能用另一只眼看世界。看到的是一张张麻木的脸。我想我此生完了,不能指望有谁能救我一命了。当我那只眼睛望到她身上时,她从头到脚的艳红,映得我内心里一片红堂堂的。最主要的,我从她脸上看出了同情和慈悲。我也没指望她能救我。一个乡下女子,又是在出嫁的路途上,她不是侠女十三妹,就是有心救我,又怎么相救呢?但她脸上的同情和慈悲,当时就使我内心里万般的感动了。我又想,冻死前我戴文祺知道有一个人那么的同情我,而且又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小女子啊!老天可怜我,使我死得还不算太凄惨。我眼中顿时就涌出了一滴泪……”
盗靴(25)
画家听了他的话,望着画沉吟良久,问允许不允许他再题上四句诗?
他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四句诗。
于是画家持笔在手,饱含墨汁,准备听他说一句,往那画的冰天雪地间写一句。
他不同意画家往画上写,惟恐破坏了那画的神韵。让画家直接往墙上写。
四句诗乃是:漫天银尘雪,犹衬一娇颜。数重山间树,不隔眼中人。两个男人并肩立于画前,凝眸良久,竟都不忍暂离。
画家说:“我从没觉得自己画的这般好过!要是摆在画廊出售,标价三四万元不愁没人买!”
他说:“你若舍不得了,你就拿走去卖。而我,倾家荡产也要抢先把它买下来!”
即或在那一时刻,他也并不知道,那画上的乡下小新娘名叫芊子……
戴文祺生理上当然并没落下什么残疾。又过了两年,到了八九年,独身生活终于使他日感寂寞了。经那位画家朋友介绍,一位在重点中学教英语的,离异了的文静女教师进入了他的生活。
他和她领到了结婚证书后,向她提出了一个要求——打算回到他当年总演小生的县剧团一次,并打算去自己当年演过戏的每一个村子,旧地重游一遍,每村演出一场,了此生平夙愿,回来便和她举行婚礼。
这个要求,当然是她完全理解,也完全能接受的。
戴文祺在县里受到了空前盛情也是空前隆重的接待。省政协预先给县里去了函。副部长的秘书还代表副部长预先与县长通了长途,叮嘱一定要使他高兴而去,满意而归。他自己当然并不愿意惊动各方。各方对他的厚爱甚至使他心内惴惴不安惭愧不已。但是省京剧团的团长又是省政协的常委到一个僻远小县去进行舞台性巡回演出,各方表示重视和支持,又太属情理之中的事。县委县政府一干人等,似乎更是将他视为一位省里来的官员予以接待的。规格之高,照顾之周,礼节之细,使他内心不安之中颇有那么几分春风得意。他体会到了一种衣锦还乡的人生意味。县里的头头脑脑们,不知从什么渠道获得的消息——他在下一届政协会上将被选作副主席。这是连他自己都不曾风闻过的。但他也不辟谣,任由对方们在心目中超前地将他当成未来的省政协副主席巴结着,奉承着。
在一次宴席上,县委书记双手擎杯,满怀敬意地说:“戴老,我们都知道您当年在本县受了很大的苦。可是今天在座的人中,都是您的崇拜者,绝无一个当年迫害过您的人!连一个和那样的人沾亲带故的人也没有!您要是不计前嫌,真的仍将本县当成家乡,就请喝了这一杯酒!”
才五十出头,比县委书记大不了几岁的他,忽然的被人当面称作“戴老”了,一时浑身的不自在起来。
但他还是接过了杯,一饮而尽。
他亮着杯底儿说:“第一,千万不要叫我‘戴老’。你们要觉得叫我的名字大不敬,就按我们这一行的规矩,叫我‘戴老师’吧!第二,当年之事,那都是历史了。再也不要重提了。我心中如果还耿耿于怀,能主动回家乡为家乡父老献戏吗?让改革的春风将当年之事刮散刮尽吧!咱们大家都要朝前看!”
他的话博得了一阵热烈又长久的掌声。他说的是心里话。鼓掌的人们也都不认为他那时在作秀,也都看出了他说的是心里话。也都是发自内心地为他的话大鼓其掌。掌声过后,都交头接耳地赞他好襟怀,好境界。那一宴他饮得尽兴,众人也饮得尽兴,他心情愉悦,众人也心情愉悦。此后都恭恭敬敬地称他“戴老师”了。仿佛都做了他的徒弟要跟他学唱戏似的……
县剧团早已解散。临时为他选拔了些业余京剧爱好者,充所需之配角。县委向各镇各村下达了“红头文件”,要求各级将欢迎他去献戏这一件事,当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