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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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他的人生的人们，目的也是在于锻炼他，培养他。当然，完全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塑造他。他们之良苦用心，也是源于一种忠诚。对新政权这一千秋百代的大事业的忠诚。
他是他们的工作重点。
正如他们忠诚地认为，自己是新政权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于是渐渐地，他离他的社会学远了，与政治贴得很近很近了。有时他也难免因而产生苦恼。那不是一种纯粹的苦恼，是一种搀杂了被重视甚而被宠爱的良好感觉的苦恼。但负责培养他的人们开导他——所谓社会学嘛，在马克思主义那儿，其实就是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任何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方面的经验都比他多得多。莫如暂且让更有经验的人去做，肯定会比他做得好。他目前的作用，就是以他那种独特的、真诚无比的发言方式，通过开会教育别人，影响别人，提高别人的政治觉悟，鼓动起别人的种种政治参与热忱。至于他的社会学，来日方长啊！
于是他那种原本并不纯粹的苦恼烟消云散了。
渐渐地，他似乎成了一位明星。一位以擅长于发言，著称于本校也著称于许多别的大学的发言明星。
渐渐地，他的发言中有了明显的做作和——表演。
他有使命感。他认为他的每次发言都是一次使命的完成。因而是意义重大的。因而需要完成得好。因而，加入了表演的成分也无可厚非。
他不再研读社会学了。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一切关于演讲方面的书里去。中外名人的演讲集是他的枕旁读物。马雅可夫斯基成了他最喜爱的诗人。他能将诗人那种鼓点式的、气概压人的、掷地有声琅琅上口的诗句，与他的每一次发言结合得天衣无缝，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培养他的人们对他的发言——不，演讲风格的变化，分明是认可的。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指出过他那样有何不妥。恰恰相反，他们以勉励的口吻夸奖他，说他的演讲越来越富有感染力了。是的，他的发言，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人的发言了，而是一次次地道的演讲了。时代那么需要他的演讲。他感受到了这一点。他渐渐地对他的时代角色胜任愉快。而且，乐此不疲；而且，备觉荣耀。
他一年到头所参加的会议之多，连当年以开会为己任的干部们都望尘莫及了。
某一次会议，尤其是与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关的会议，倘居然没有将他邀请到，简直就是会议组织者们的天大遗憾了。
发言（5）
他的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报上。他在什么会上的言论、那些预先字斟句酌过的言论，竟开始被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别的青年们所传抄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引用了，像引用名人的名言一样。
连那些曾经“度”他的人们，也开始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由一次与众不同的发言而受重视，进而由无数次“柳氏风格”的发言而成红人，而成名人，而前程似锦了。
于是他们也只有以名人看待他。起码表面奉以敬意。曾“度”他的人们对他的态度的转变，特别符合这么一种普遍的规律——当一个人默默无闻之时，别人忽视他；当一个人开始显示他的与众不同并由此似乎交了好运时，别人暗憎他。哪怕他捧出的是真诚，在别人看来也是虚伪的表演；而当一个人真的被红烟紫气烘托着成了个什么人物，哪怕他明明是在表演了，别人却反而收敛了反感，对他以礼相待了。
两年后，柳获得大学毕业证书的同时，被格外器重地留校了，并被委任为大学宣传部的副部长。对于一位二十几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那在当时已是足令同代人仰视之职了。
“当年我简直受宠若惊啊。我做梦也没敢往仕途上走呀！”
逝世前的柳老师，每与我谈起当年事，那表情，那语调，仍如南柯一梦初醒，仿佛懵懂不知世上今昔何年，感慨万千。然他毕竟是一个有着可爱的率真心性的人，故总是附带着颇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承认自己当年确乎地飘飘然过……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标准衡量，公正地讲，柳是当年大学里很称职的一位宣传干部。倘再从统战的角度来评价，那么他又实在可以说是一个身在党外，比身在党内还讲党性原则，对党还要忠诚的人。党统战了他，他开始替党统战别人；党替他设计他的人生，他开始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党对他的统战和设计动机及愿望是良好的。他为党统战别人，替别人设计别人之人生的动机及愿望，也是良好的。党使他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只要我努力做党的工具，党将负责安排和料理我的一生。将比我自己对自己之人生的安排和料理还可靠，还周到，还少曲折还天天向上。而他也非常艺术性地使别人渐渐明白并乐于接受这样一种理念……
他风华正茂。他朝气蓬勃。他具有火一样的工作热情，鼓风机一样的煽动力，以及一言一行影响一大片的权威。
我曾见过他当年所获的奖状和表彰证书。比我至今所获的文学创作奖少不到哪儿去。
我问他为什么保存着？
他想了想，竟这么回答我：“人总得为自己保存点儿什么。当年我除了这些东西，再就没有任何值得保存的东西了。”
他的话使我怔异。
而他自己若有所思，亦怅然若失。
我问他怎么保存下来的？
他说摊开了，一份份塞在褥套里。为了不至重叠，每一份都细心地用胶布固定着位置。为了使自己的褥子和别人的褥子看去一样，不显得不正常，并用粗线拦出了行距，可以展卷自如……
他还说，“我这个人，一生快过完了，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
此话使我替他怆然。
是的，他当然是个连点儿值得保存的爱情念物都没有的人。因为他将自己的爱情也一揽子交付给栽培他的人们去负责了。他们也确乎地对他很负责。一位爱上他也被他爱上的姑娘，因出身不好，由栽培他的人们斩钉截铁地否定了做他妻子的资格。这使那姑娘的心碎成了几瓣，带着伤口远走高飞，发誓永远不再回到那一座城市。他和另一位姑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性的关系，他爱她胜过爱第一位姑娘。然而那姑娘不但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而且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仅一日三餐做祈祷，还动辄在胸前划十字，念念有词曰：“主啊……”
“她真的很美。脸上有一种圣洁的、天使般的祥静之美，在她面前我常觉得神魂颠倒。”
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在对我回忆他的人生的时候。我不但是他的忘年交，也是他忠实的倾听者。
我问那为什么他们没成？
他说他因而受到了一次较严厉的批评。批评者批评他忘记了自己不是一般的一个人，而是新政权树立的一个政治上绝对正面的典型人物。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怎么可以和一个女天主教徒结成夫妻呢？
他说正因为那姑娘是天主教徒，所以才能最大限度地体恤他的难处。她堕了一次胎后，也悄无声息地从他的生活半径内逸去了，像蒸发了一样无影无踪。他说后来塑造他为典型并进一步“监护”他人生的人们，撮合他与另一所大学的一位女宣传部长进行恋爱。他开始想不通，因为对方也是资本家的女儿。但是他被严肃告知，对方早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早已是党员了。有一位党员妻子，于他是最适宜的。其实他不甚情愿的主要之点，乃因对方不如他自己对上象的前两位姑娘漂亮。而且，对方动辄从政治上提醒他教诲他的恋爱方式，也使他觉得恋爱这件浪漫的缠绵的事，在他们之间索然无味得难以忍受。于是两人的关系一直时断时续暧暧昧昧地拖着，一拖竟拖到了一九五七年，那一年他已三十岁了……
“反右”运动中，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多次揭批大会，揪出了数名“右派分子”。然而上级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怎么满意，认为应该揪出的“右派分子”远不止数名，要求他发挥他卓越的鼓动性，进一步“引蛇出洞”。他领会，那也就是指示他亲自做带头羊煽风点火了。
发言（6）
那一夜他失眠了。
他曾对我说：“当年我不是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错误和问题，比如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盛行。我自己也每每深受其害。可是我想，一个毫无执政经验的政党，顶着各方面形成的反动势力的压力，领导建立一个新中国是容易的吗？所以在我看来，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一个也不冤枉！当然都是以给党提意见为幌子，趁机对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我问那么他是如何给党提意见的？
他说，他当然是很严肃很激烈地提了。“引蛇出洞”嘛。又说，但也不能提那种直指疼处的意见啊！那不成了使杀手锏了吗？那不和真的“右派言论”同一种性质了吗？说所以才需要认真思考，反复掂量，所以才失眠啊。
我问他当年是否觉得受栽培反而活得很不轻松？
他说那倒不。他说当年受栽培的感觉那还是好极了的。知识分子是“一撮毛”嘛。总之要附着在一张皮上的呀！当年，在中国，一名年轻的知识分子，倘能紧紧地附着在执政党这张皮上，无论是在自己想来还是在别人看来，都等于人生价值有了最大的体现呀！他说当年对于他，每一天都是无比充实的。从来也没有过所谓内心空虚的时候。更不去思索“人生的要义究竟在哪里”之类无聊透顶的问题。
我说，那问题并不无聊透顶。
他坚持认为，那问题即使在今天，也还是无聊透顶。坚持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在今天，也还是“一撮毛”，也还是要附着在一张皮上。只不过可供选择的“皮”多了几张罢了。他说任何人，从伟人到庶民到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不可能不是“一撮毛”，不可能不附着在一张什么皮上。这是一个不分国界的铁规。比如克林顿附着在美国政治的皮上；比尔·盖茨附着在美国科技同时兼附在美国经济的皮上。
我们虽是忘年交，然而毕竟有代沟存在着。话不投机，我每首先沉默，或扭转话题。
那一天我却未免过于认真，以近乎抬杠的口吻说：“也许知识分子很难彻底摆脱是一撮毛的命运，但有无不想是一撮毛的自觉意愿，那是很不一样的。”
他却反问：“你是不是一撮毛？”
我一愣。
他又问：“你敢说你不是一撮毛？你恰恰是最典型的一撮毛，附着在这个国家近五十年未变的一种体制上，又领工资，又得稿费。明明是既得利益者，却非要摆出一副清高的嘴脸。你们这号人啊，一边伸手要房子、要职称、要荣誉、要身份、要待遇，一边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是什么‘自由知识分子’，多可笑。明天给你们一套房子，你们的‘自由之声’就收敛一些，后天再给你们配一辆车，又收敛一些。大后天封个什么称号，不用别人教，自己先就学乖了。如今中国变化很巨大，但依我的眼看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性其实并没怎么变。”
我脸红了，辩白道：“我只在十年前要过一次房子。”
……
当年的他经过一夜失眠，第二天在一次大会上率先作了措辞尖锐的发言，矛头直指校方的“苏联专家政策”。当年他那一所大学里，很有几位从苏联请来的教授、学者。有的是真教授，真学者；有的滥竽充数，冒牌货罢了。一律享受专家待遇，住小楼，拿高薪，配服务员，外出有小车坐。他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提意见，乃因在他想来，这其实是最不至于使党的形象受到什么伤害的一点。无非就是对“老大哥”太好了嘛，总比针对党的官僚主义之类发言要明智呀。而且，还容易获得广大中国师生的呼应。不高兴的，只有“老大哥”们罢了。他们再是“老大哥”，也终究是客人。他认为在自己“家”里，在非要向什么现象“猛烈开火”的情况之下，以他的身份，“老大哥”们是得罪一下最没关系的……
“老大哥就要有点儿老大哥的样子，叼着烟斗在课堂上吞云吐雾，是老大哥的样子吗？我们中国的大学课堂，对斯大林同志当然理应例外，可他们并不是斯大林同志本人。调戏中国女学生，是老大哥的样子吗？喝醉了酒倒在校园里，是老大哥的样子吗？作为校方，是不是应该反省我们的专家政策？”
他字字铿锵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博得了一阵阵掌声。
最后他在台上高问：“这一切说明了什么？”
一些学生异口同声：“奴颜婢膝！”
学生们的呼应，使他发言的性质显得严重了。
他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很后悔向学生们问了那么一句，但却根本没有充分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那是事情的句号，他后来的命运也不至于多么糟糕。
然而并不是句号。
晚上，苏联教授们住的小楼的几扇窗子被砸碎了。
第二天，许多学生罢了苏联教授的课。
有几名服务员还拒绝继续为他们服务。
苏联教授中有人受到了当众羞辱。
因为他发言中所指出的现象，是实际存在并早已引起普遍不满的事实。
于是事情惊动了苏联使馆，也当然地惊动了中国高层。
于是事情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在搞政治运动了，而演变成了损害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的重大政治事件。
于是，在他浑然不知，还认为自己基本完成了“引蛇出洞”的政治任务，大功告成，可以踏踏实实地睡一觉的那一天夜晚，别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该不该定他为“右派分子”。
发言（7）
有人替他辩解了几句。说后果尽管很严重，政治影响尽管很恶劣，但显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反动而导致的。他是我们多年培养起来的党外政治干部。良马宝驹也有偶尔失蹄之时，对他应予原谅。替他辩解的人是那些一向欣赏他器重他栽培他的人。他是按照他们的指示“引蛇出洞”的。但有更多的人反对那些人。更多的后者们义愤填膺地说，如果连他的刻毒言论都不算“右派言论”，那么已经内定了的“右派分子”，则都不该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