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4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闪恕坝遗伞薄：帽燃彝ブ鞲居捎诤芟不兑恢慌套樱潦玫氖焙蛱邢噶耍炊炙ち蚜恕八薄�
那时刻恩与怨交织心头，转身时心头却完全被一片感恩戴德之情所笼罩。
他被免职了。
“过渡时期”凝固在他的人生中了。
指日可待的职位，因他人生的又一次下沉，化为泡影。
他并不掌握一门专业足以开课授学，自然也没有资格参与职称评定，只有到图书馆去当了一名老图书管理员。
三年后，他退休了。斯时已是九十年代。仍没职称，套了一个行政正处待遇。别人认为他应感到安慰，他自己则对自己的人生感到了空前的悲哀。只有退休了的人，才会切身领教到那一种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
一个退休之人，自然也就再没那么多会可参加，再没什么言可发了。
然而他的名字，却在多次会议上，由别人之口提到着。因为中国发生了那场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而其导火索首先是在大学里引燃的。于是许多人开始重估他三年前的言论，认为非但一点儿都不错，而且简直正确极了。简直有先见之明！大学生不勤奋于学业，搞的哪门子政治呢？倘三年前不批他，不免他的职，进而将他当成稀有动物保护一下，使他那种比胡适还明智的言论得以作为一种别样的声音合理合法地存在，并且合理合法地扩大其影响，后来大学里的情形是否会不太一样呢？
当然，也只不过是一种重估，一种事后的推断。
他得知别人如何发挥他三年前的观点引用他三年前的话，苦笑而已。
不知怎么一来他这个人连些外国记者们也知道了，于是请求采访。
反正已经退休了，他想谈点儿自己对于中国的真感觉了，爽然应允。
结果他的名字居然在国外见了报，被称为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
而我认识他，则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的事。我是从不上网的，至今没换笔。家中为儿子买电脑已近十年了，我只有在擦灰时才拿起过鼠标。对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种种热闹，我几乎一无所知，毫无兴趣。网络之对于我，即使化成美女，也诱惑不了我。我当然也听说过网上有些很无忌的言论。仅就我听说过的而言，不太谦虚地讲，我觉得还没有什么超出我的思想半径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超出了北京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的见解水平的思想。见解装在自己头脑里是一回事儿，贴到网上是另一回事儿。我承认网络之相对于中国，具有早期“海德公园”的意义。所以我对网络其实不是反感，只不过是拒绝罢了。
某日家中来了一位友人，对我大谈网上政治，频频提到柳。
我问柳是谁？
友人故作愕异：怎么？你不知道？他可是网上大名鼎鼎的“新左派知识分子”呀！
遂向我宣传柳在网上的种种言论。
我听了半天，说那些言论一点儿也不新鲜啊。近二十年，中国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不是就没断了谈来谈去吗？
友人就觉得我老了，对什么都不敏感了。而且，越变越寡味了。
他说他要给我寄几篇柳的文章来，为了激活我的头脑。
果然寄来了。都是从网上下载的。
我认真拜读了，仍未读出有什么思想的高明之处，而且觉得文字很糙。从我这方面讲，近年对于思想有了别种认识。那就是——只有预见于现象之前的才算思想。滞后的只不过是思维。思维人人都会，从现实生活中到网上，人人都在整天进行着。然而思想，在中国，太少了。所以我有自知之明，已变得逃避思想二字惟恐不及，恐偏向思想使人生厌……
友人又来了，怂恿我去拜见网上的“新左派知识分子”。
我说，人家自己的文章里明明写着，人家只想做“自由知识分子”的呀！你们干吗非另封人家不可呢？
友人说，那不管。网上有网上的封法。网上封谁是什么，谁不愿接受也不行。
我脱口道：那么，网上真他妈的。
拗不过友人，只好跟随其去。
结果一见到柳，就喜欢上了他。他实在是一位又睿智又幽默的老人。可叹，像他那样一个人，只有退了休以后，才渐渐觉醒了基因里的本真性情。
他说，电脑之对于他，如布娃娃之对于小女孩儿。说小女孩儿在父母面前，或取悦，或乞宠，或撕娇，或任性，那都是转着小心眼儿，有获得的企图的。而布娃娃却给予不了小女孩儿什么，所以她每对布娃娃才喃喃自语地说真话……
谈到“新左派知识分子”之称号，他说，在网上他又不是那个称号了，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说网上是风云变幻的，一天刮左风，一天刮右风。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失落的知识分子，或欲望难以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才到网上去证明自己，膨胀自己。他说，当然，这一点主要体现于“网上政治家”和“网上思想家”们身上。
发言（13）
他一边说，手指一边敲点键盘，调出一些与自己相关的内容并指给我们看：“瞧，这儿怎么说我的！瞧我又不是‘新保守派知识分子’了，是‘帮闲知识分子’了！再瞧这儿，咦，我怎么又成了‘温和的持不同政见主义者’了呢？真是乱戴帽子！”
言罢朗笑。笑得开心不已。
他说，他的网上文章已开始被些小报小刊转载了。仅当月，已有数笔稿酬寄来。从电脑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小本，翻开看了一会儿，得意地说：“比上月多了两笔稿酬，加起来近八百元了，不少吧？我迷网络，不只是因为寂寞，也是要为稻粱谋啊！”
他既然在网上已是一个人物了，在现实生活中，也便相应地引起点关注了，又常被邀请开些什么不三不四的会了。
“我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在会上发言，但如果给出场费，有时我也去。我挺喜欢钱的。钱能提高我和老伴的生活水平啊！”
他坦诚得可爱。
后来我在一次会上见到了他。主持人介绍他时，称他是“著名的网络杂评家”。他并不作谦虚状，俨然自居始终。散会后他邀我一块儿逛书城，在社科类书架前，我们同时发现了费孝通先生的一排数卷文集，书出得很大气。他用手抚摸着书脊，像盲人的指抚摸琴键。那时他表情肃然，继而怆然……
离开书城，他一路沉默。分手时，才问我：“你知道吗？费先生七八十岁时，还在身体力行地搞社会调查，孜孜不倦地又写了几百万字……”
我点头表示知道。
他长叹道：“中国社会学后继乏人啊！本来，我也可以成为社会学家的。起码，是可以成为社会学者的啊！我……不说了，再见！”
他话一结束，转身大步而去。那是冬季的一天，很冷，刮着四五级寒风。望着老人的背影顶着寒风渐远，我心一片惆怅……
他是伏在电脑桌上死去的。
他不知怎么卷入了网上些个臭名昭著的最下三烂的人们精心策划的一个最下三烂的“话题”的——相互谩骂的漩涡。网上没大小，先是他被“网虫”们骂，终于没了七十三岁老人的涵养和风范，于是回骂，于是遭到更侮辱其人格的谩骂……
电脑显示器上闪烁着他敲出的最后三个字是：“我认为……”
而下面一串是别人谩骂他的话：
“老丫挺的，回家玩你那老××去！……”
污言秽语，不一而足。
而那网站的站名却是“公众发言”。
真无法理解，他怎么还那么爱发言呢？
七十三岁了，终于可做一个不必再发言的中国人，为什么偏不呢？
他老伴发现时，他的身体已经硬了，凉了……
在他的日记中，有一大段关于中国人之发言的体会，读来颇发人深省——“中国国也大，人也众，会也多，尤数知识分子，一生不曾作会上发言者几人？或主动，或被动，或表态，或议事，一生不曾因发言而影响人生者几人？人有竟因擅长发言而交佳运，而红而紫。虽德俗才庸，却扶摇直上。有人竟因直抒己见而厄运临头，连遭坎坷。虽光明磊落，却被归另册。于是虚与委蛇之风渐长，假话空话套话盛行。此弊习沿袭至今，败坏知识分子品格，毒害下一代青年。予每见青年会上发言慷慷慨慨，浮词连篇，会下撇唇戏曰：‘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妨假，莫如假’，周身发寒。想予也曾奉此鄙律权当经验，羞不欲生，愧几欲死。呜呼，名堂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呜呼，发言几时真？表态何须频？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读之，我心愀然，愀愀然。
某日复读时，友人打来电话，吞吐相告：“我被撤职了。”
问何过之有？
答曰：“因为一次发言，其实，那又不是我的真……”
于是絮絮叨叨，痛说委屈。
我耳一阵内鸣，顿觉头大。
我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不真你还发的什么言？！
噫！中国，还我真话语来！还我真文字来！还我真见解来！还我真观点来！还我人之真思想真态度真性情真襟怀来！……
还我！
还我！……
第六部分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1）
关于父亲，我写下这篇忠实的文字，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
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恩人，令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的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能唉声叹气，则会少发脾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
这大概是父亲的“命”所决定的吧？真很不幸！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何况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天天被我们“吃”的人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的。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我不是不想读。我不是存心要使我的班级丢尽荣誉。我是读不出来。读不出课文题目的第一个字。我心里比我的老师，比我的同学们还焦急。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
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也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特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值得庆幸的时候不多。
母亲属羊，像只羊那么驯服，完全被父亲所“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因为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遗憾的是，在家庭中，父亲的自我意识，起码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这条理论早形成二十年。
中国的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苦生活的适应力和忍耐力是极可敬的。他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关于“出息”，父亲是有他独到的理解的。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包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
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吃一碗！”
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异常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是都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慈祥、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欣慰、一种光彩、一种爱。
我将那满满一大碗包谷面粥喝下去了，还强吃掉半个窝窝头。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撑得够受，但心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