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上的舞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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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18）
“‘还戴着校徽，是大学生呢！’
“‘长得倒文文静静的，怎么这么野蛮！’
“‘不能轻易放她走，记下她是哪所大学的，一定要向她学校反映这件事！让她记住应该尊重劳动人民！’
“‘罚她款！重重地罚她！把她身上所有的钱都罚了！’
“人们都对我表示出极大的义愤。我想，大学生坐在背夫头顶的情形，肯定的，早已在某些游人心底引起强烈的反感了。只不过没有时机释放。他也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也和我似的，不知所措。还有人向我举起照相机准备拍照。姐姐一把用手捂住了我的脸。姐姐掏出钱包，往他手中一塞，扯着我便走。人们却仍不肯罢休，吵吵嚷嚷的，挡住我们的去路。他终于开口了，他说：‘她们是我的姐姐和妹妹，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事，你们别乱起哄！’他说完，扛起他的竹椅，径自下山去了。人们都发愣，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我和姐姐，也趁机赶快溜了……我和姐姐，第二天就返回北京了。在火车上，姐姐显得比我更心事沉重，不断地向我问他。姐姐担心他回到学校，会将这件事在同学间张扬开，对我形成精神压力。我说那他倒不至于。姐姐问我为什么对他有这样的信任？我就将我和他认识的过程交待了一番。姐姐听后才放心了些。嘱咐我：‘你回学校一定要尽快地，主动地接触他一次。大学不是君子国，不能掉以轻心。要把话和他摊开了，挑明了。得警告他，你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说，我如果自己没这个勇气，她亲自到我们学校去一次，替我和他进行一次谈判。我坚决地反对姐姐的建议。回到学校后，我也没听姐姐的话，主动去找他。但我总觉得，心中笼罩着一片阴影。开学前几天，同宿舍的一个女生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进入宿舍就大声说：‘索瑶，你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哪！校园里沸沸扬扬地都快开锅了，你不知道哇？’我问发生什么事？她说：‘新闻系的同学放大了一张照片，放得老大老大。能有桌面儿这么大！照片上，是咱们校的一个女同学，坐在一名黄山背夫的头顶上。不，你别误会，是背夫背负的竹椅上。她在上边笑。背夫在下边笑。都笑得咧嘴露牙的！照片旁贴着几页大白纸，钢笔字、毛笔字、彩色笔字，在上面写什么话的都有。新闻系的同学可来劲啦，据说还要组织召开辩论会呢！’我几乎停止了呼吸。我看的书从我手中掉在了地上。我忐忑不安地问：‘能认出那个女同学是谁吗？’她说：‘放成那么大的照片，能认不出来吗？’我全身都紧张起来了，追问：‘是谁？哪个系的？’她说：‘围了那么多人，我挤不上前，没看。’我猛地站起来冲出了宿舍。我一口气跑到新闻系的广告栏那儿，挤上前一看，悬在喉咙的心才算归了位。照片上的女生并不是我，也不是我们中文系的。紧张感一过，我几乎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天我到校外给姐姐打了一次电话，告诫她，千万千万不要将她在黄山给我照的照片往学校寄。我说一旦我没收到，被别人拆看了，我就完了。以前，在学校里，最活跃的是中文系的学生。这一次，却让新闻系的学生出尽了风头。几乎每个系都有学生参加。还有不少老师、教授们也参加了。辩论进行得相当激烈。有同学认为，这件事是某些大学生天之骄子的准贵族心态的大暴露。实际上是八旗子弟纨袴而丑陋的遗风之现代标本。从根本上说与知识分子应具有的精神素质格格不入。持这种观点的同学言词犀利，个个嫉恶如仇。有同学认为，这样的一件事根本不值得进行如此严肃的辩论。时代不同了，对任何事都应持更宽厚的态度。旅游就是寻求欢悦的方式。有人从中挣钱，有人为此花钱，各得其所，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辩论这样的事本身就是小题大做，无事生非，哗众取宠，证明辩论的发起者们不甘寂寞而已。老师和教授们，只是听，没有参与辩论的。由这一件事引发开了另外的辩论：大学生究竟算不算是天之骄子。究竟什么是贵族心态，究竟什么又是准贵族心态？知识分子，在当代又究竟应具有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当代大学生究竟算不算得上知识分子？有同学说，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名牌大学的大学生，都不算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岂非比熊猫还少了吗？有同学说，别忘了我们还没毕业呢，不过是知识分子的分母。只能希望从我们中会产生未来的知识分子。够不够得上是知识分子，主要不是由文凭来区别的，而是由是否具有当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来区别的。分母越大，分数越小。有同学说，这是典型的思想分类法。也是简单化的政治分类法的翻版。凡有大学文凭的，都应被视为知识分子。不过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又另有不同而已。有保守型的，有激进型的，有专业型的，有仕途型的。好比同是一种花，品种繁多。哪一种类型，都不应自以为是，老子天下最知识分子，而歧视别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有同学说，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毛’型的知识分子。谁都是‘毛’，谁都不是自己的‘皮’，想成为一张‘皮’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张‘皮’。过去是附在工农这张皮上，现在工农这张‘皮’，社会地位贬值了，知识分子又转而去附国家这张‘皮’，附得牢靠的，就得意洋洋、心满意足，想像自己是国家多么多么重要的一部分。附得不牢靠的或自我感觉还附不上去的，就觉得失意，觉得怀才不遇。‘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证明人在东篱，心向往南山。斜眼病。瞥南山，南山上又有什么呢？还不是瞥向仕途路上吗？连陶渊明、李白、杜甫、甚至屈原，都是这么样的一些‘毛’，何况我辈莘莘学子呢？有同学说，古今中外，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毛’。只能是‘毛’。只能是‘毛’，又委屈于是‘毛’，不甘是‘毛’，却幻想当‘皮’，那不也是一种晦暗的心理吗？更有同学说，辩论这些干什么呀？我们不过是被缓期四年的待业青年。翻翻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工作备忘录，八五年以前，除了有社会背景，有门路，有人际关系的不讲，分的都是哪些单位？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电台电视台等等。外地的，有几个不分在省市主要新闻部门的？现在呢？能分到少年报儿童报也不错了。想分得更好些，我问问你们削尖了脑袋能去得了吗？知识大贬值的这个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除了像一条条被抛弃了的狗的心态，还能是什么心态？这一个同学的发言，使会场肃静了好几分钟。每个人都似乎忽然意识到了，坐在这里听一通有演讲癖的人进行辩论，其实是很没意义的事。正在主持人觉得怪尴尬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了。我不说你也知道。是肖冰。他说：‘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我们今天举行的辩论，是由一张放大了的照片引起的。我对关于知识分子的一切辩论不感兴趣。正如受着民生问题困扰的人，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因为他头脑中首先不会产生那么奢侈的要求。’他的话立刻遭到一片嘘声。在普遍的大学生中，‘民主’是一个很神圣的词。还没有人，公开声明自己对民主问题不感兴趣。许多同学觉得他在亵渎他们的崇尚民主的思想。而他相当镇定。别人嘘他的时候，他就闭口不言。嘘声一过，他又说：‘我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二个事实。那就是，那张被放大的照片上，我们的女同学在笑，而背夫也在笑。上下都在笑，就笑得很和谐，很完美。我认为可以选送参加什么摄影比赛。最好这么命题——黄山的笑。也许，那个背夫，内心里还充满了对那位女同学的感激呢，因为她使他多挣了一笔钱……’他的话还没说完，立刻有许多人站起来反对他：‘请问，把钱给背夫，而不坐在他头顶上，岂不更符合大学生的做法吗？’‘你有什么根据认为那个背夫内心里怀着感激？’甚至有人骂他：‘滚！滚出去！你大概就坐过背夫的头顶上吧？你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如果他以一种调侃的、风趣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说他那番话，也许不至于遭至那样的呵斥。而他说得太认真、太庄重。听来太具有结论意味儿了。这就使许多人感到，他不但否定了一切人说过的话，而且也当众挖苦了说过话的一切人。他依然相当镇定。于是有些女同学对那些围剿他的男同学抗议——‘让人家说下去！’‘人家话还没说完呢，为什么打断人家？各抒己见嘛，凭什么让人家滚？’他那种镇定，显然大受那些女同学的青睐。也许还征服了她们的心。当时我明白了，一个人，即使他其貌不扬，即使他身材瘦小，在成为众矢之的的情况之下，能保持住一种镇定，他没有魅力也似乎有魅力了。他不英俊也似乎英俊了。比起那些平时处处故意表现潇洒倜傥，张口则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而听到一声嘘，就面红耳赤，立刻坐下一声不吭的才子们，他的的确确是显示出了不寻常之处。对那些伪才子们，你们作家们怎么说？”
表弟（19）
我说：“银样镴枪头。”
她说：“当时我也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他从容不迫地进行驳斥。他说：‘你们在座的大多数，’说时，还伸手一指：‘你们过生日的时候，可以毫不迟疑地一出手就是十几元，买一个生日蛋糕。甚至，还可以一次就花掉几十元，去下馆子。可对那些向你们乞讨的男孩、女孩、老人和妇女，你们何曾表现过一点儿慷慨好施呢？你们买一个茶蛋，都和卖茶蛋的老妪讨价还价一番。你们一块儿买汽水喝的时候，难道没做过互相掩护，企图多喝一瓶的事吗？难道，我能相信你们，会白给一名背夫十几元钱，而放弃可以坐在一名背夫头顶上的机会吗？你们在这里说的是一种话，表明的是一种看法。如果真到了黄山，你们说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话，表明的未必不会是另一种看法。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不会也想花上十几元钱，坐在别人的头顶上，优哉游哉地登上黄山，甚至登上鲫鱼背？你们会说背夫要的钱太贵了，你们也会讨价还价，就像某些总希望买到最便宜东西的人，和市场的小贩讨价还价一样。你们心里会想，如果只花几元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竹椅上，便能游览遍黄山的话，那是多么美妙的事啊！甚至也许还会想，最好竹椅有遮阳的棚盖儿！这就是你们中的某些人。你们像少爷和小姐一样花费着你们父母每个月寄给你们的钱的人，难道会对别人产生真的同情？你们知道背夫们是怎么想的吗？你们了解他们吗？就算你们把钱白给他们，他们中的多数人，也不会白收。也肯定要请你们坐到他们头顶上。因为那样，他们才觉得，那钱是自己挣的。花着也仗义。就算他们白收了。他们心里反而会暗想：他妈的，这小子跑黄山来施舍来了。大概内心里窝藏着什么罪孽吧？你要赎，你就得大方点儿，起码一百元，那也算施舍！十几元就想赎罪？你做梦吧！……’
“教室里异常静。在我入校后，只有一次的情形能和那么静的情形相比。就是有一名历史系的四年级的学生，假期在家乡犯了流氓强奸罪。开学后公安局的人到学校来进行二次宣判，恰恰也是在那同一所大教室里。大家当时的神态，仿佛又是在聆听宣判似的。他所讲的事，在大学生中是发生过的。当时除了我，我想很多人内心里都会承认那一点。但是，承认是一回事，能否承受他那种公开的面对许多人进行的，带有挑衅意味的、尖刻的、冷嘲热讽的抨击，显然又是另一回事。我想人们肯定都觉得，遭到了他的羞辱。那一时刻，他站在大家面前，显示了种毫不掩饰的目中无人的轻蔑。岂止是轻蔑，简直还包含有毫不掩饰的憎恶意味儿。仿佛人人都是伪君子。仿佛人人在他之前所说的，若不是自我表现的话，起码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话。我至今仍不能充分判定，当时在他自己的潜意识中，是否也有着自我表现的成分。终于有一个显然被他的话大大激怒了的学生猛地站了起来，像他每说到‘你们’两个字就指着大家一样，也指着他厉声喝问：‘你又有什么资格站在背夫们的角度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你对那些背夫们又了解多少？你以为自己是谁？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上帝吗？’他目光咄咄地逼视那个人，冷笑着说：‘我当然不是上帝。但三个暑假里我都当过背夫。我在黄山背上背下的大学生研究生何止百人。我感谢他们使我有机会公平合理地挣他们的钱。有人的活法是不断地花钱。有人的活法需不断地挣钱。当他们寻找不到其他的正当的方式，就只有靠租贷自己的体力。我们都是大学生，而我是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的一个大学生。所以我尊重这一现实。’他解开衣扣，向大家转过身，脱下了上衣使大家看到他的脊背。同时他说：‘这深深的痕迹，像标志印在我身上。黄山的背夫们欢迎更多的大学生明年还去游览黄山，我将在黄山恭候诸位。’他说罢，从容不迫地穿好上衣，离开了教室。离开时，对谁都没看一眼……”
索瑶沉默了。
我也用沉默真心实意地奉陪着她。
她低声问：“你怎么看？”
我反问：“你指什么？”
她说：“辩论。”
我说：“一切人们进行辩论的事，本身都是没有惟一正确的定论的事。”
“那么对他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