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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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第三部分:历史英使马戛尔尼来访(1)
伦敦于1792年派出资深的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 1737—1806),以庆祝乾隆皇帝寿辰为名,到中国来扩展贸易。不过,广东的地方官员在上奏朝廷时,指英国君王是派遣马戛尔尼给乾隆的大寿庆典带来“贵重贡物”54。这个使节团被清政府列为进贡团。乾隆指派盐政征瑞(他一开始的官职是在圆明园内担任内务府的侍郎)接待这些远来的宾客。55
马戛尔尼和他的随员在进京的旅途上没有劳累或不方便。这位大使在1793年的8月21日到达了北京,清朝在使节抵达时曾鸣枪示意,还为所有客人准备好了茶点,歇脚处是在城内。之后这位大使继续沿着用花岗石铺出来的道路,在8月23日来到了海淀镇。这些英国人被分配到有12英亩(约73亩)大、包含一座有蜿蜒小径的花园别墅里住宿。别墅里面有几座分开的凉亭,竖立在这个小庭园的四周。据副使斯丹敦(Georges Staunton)的描述,这位英国大使留宿的地方很明显就是宏雅园,是邻近圆明园的一座雅致的客馆。56
8月24日的清早,由总管内务府大臣金简给这些宾客安排参观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马戛尔尼卫队的一名士兵何姆斯(Samuel Holmes)描述圆明园内包含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雅小建筑。57乾隆为了表示对使节团的关心,他又指示其宠臣,也就是已经成为帝国官场明星的和(1714—1799)来照顾这些外国人。根据金简和伊龄向朝廷的奏报,给英国人留宿的地方完全打扫干净,粮食供应充足,以及有军队守护,保障安全。他们表示,这些外国人对宽敞舒适的住处和充足的食物供应都是感到满意的。58
斯丹敦也记录了大使马戛尔尼和随员的状况。斯丹敦形容房间都很气派,并不马虎,有些房间用山水画来作装饰。遗憾的是这座客馆显因“久无人居住,而年久失修”59。另外,那些守护客人的卫兵,让这些英国人感觉有意限制他们走出这座华丽庭园的自由,他们甚至视之为一种侮辱,并有“遭到软禁”的感觉。60尽管食物都很可口,特别是中国北方的面食,但这些英国人还是抱怨身处在“迷人和舒适的林区里”,远离了中国首都的心脏地带。61这位大使和他的顾问似乎并没有发现,圆明园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中心的重要性。
马戛尔尼爵士的住处看来很气派和舒适,但巴隆(John Barrow)和登维德(Dinwiddie)博士,以及两位技师却觉得他们住的地方破旧、肮脏、让人难受,甚至说那是个“猪比人更适合住的地方”62。事实上,他们就居住在圆明园里,距离正大光明殿几乎不到200码(约183米)。他们住在主殿的附近,显然为了方便他们将大使带来的礼物,安置在大殿上。清廷的官员完全有可能把他们视做下人,所以把他们分配到二宫门内的杂役房舍中居住。不过,在圆明园内工作的74个英国工匠和杂役,每人都得到内务府赏白银十两。63
在马戛尔尼的请求之下,这个外交使节团于8月26日前往北京;不过,大使的个人秘书巴隆和天文学家登维德博士被留置在圆明园内,以便帮助安装包括天文器材在内送给皇帝的礼物。乾隆希望在圆明园内展示英国贡品中的八大件,并将从热河返回后观赏。64马戛尔尼也热衷于展示英国的礼物,使清帝印象深刻,以便有利于谈判的进程。
巴隆因而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比任何一个使节团的成员都来得长,但他并不认为这座帝王宫苑令人难忘。对他来说,圆明园的整个面貌看来就像“破碎的山丘和溪谷,分布于树木和丛林的空地上”。众多的水道、河流与大片水泽,“都显得凌乱或未经修饰,斜坡也不像个斜坡,花费了大量的人工,用在如此不规则而又随意的布置上,就是要呈现出自自然界的任意之手”。简而言之,圆明园在他的眼中远非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所描述的中国园林,未免太虚饰、太夸张了。虽然如此,他仍然欣赏那些在湖中凸起、富有想象力的、有窟窿的太湖石,那些建立在特定地方的、供游乐的房舍,以及那些按照大小种植的树木。65
巴隆亦承认曾经偷偷溜到圆明园内闲逛,他的尊严使他极不愿意被太监或内廷侍卫所阻拦。恶劣的居住环境再加上对被“监视”而产生的不安,很可能影响到他对中国的看法,认为“中国人之缺乏比例观念,就像他们在建筑上欠缺西方人视之为必要的所有法则和原则”66。
他的负面看法跟马戛尔尼的观察明显地相反,这位大使发现在圆明园内部分以砖块建成的建筑物,无论在用料还是在技艺上,都超过在汉诺威广场(Hanover Square)西南角的泰可尼宫(Tyrconnel House),而泰可尼宫已经是在英格兰堪称最完美的建筑了。67事实上,巴隆察觉到自己的主观判断,所以大量引述了马戛尔尼对中国建筑和园林非常正面的观察。68
马戛尔尼相当仔细地观看了承德避暑山庄,但他仍然有机会在8月23日参观了圆明园的部分园区。他对于那些艺术性的创造,以及在壮丽山水之间的亭阁经由巨石切割出来的小径,或由仙境般的走廊相互连接起来,都留下深刻的印象。69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那150英尺(约46米)长和60英尺(约18米)宽的正大光明殿,他在殿里面欣赏用来表现敬重皇权的庄严厅房,并用了拉丁文里的正直(Verus)、伟大(Magnus)、辉煌(Gloriosus)、显赫(Splendidus)、安详(Felix)来诠释这座大殿。70
英国人把带来献给清帝的八大件礼物,安放在圆明园内,呈给皇帝御览。71地球仪和天体仪被放置在大殿里龙座的两侧,玻璃吊灯悬挂在天花板上,花了18天才装配完成的天象仪被摆在殿内的一端,天文地理音乐钟、测量器、韦奇伍德(Wedgwood)瓷器和夫拉则(Fraser誷)太阳仪就被安放在其他角落。72最醒目的是英国战舰的模型和六门小型的加农炮,分别陈列在正大光明殿和淡怀堂。佩雷菲特(Peyrefitte)认为,这看来就像在国际博览会上英国展示馆的预展。73事实上,许多满洲的亲王、鞑靼将领和中国官员都来到这里参观这场“展览”。74
乾隆注意到,他的官员们对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新奇贡物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下令中国的仆役和工匠,向英国人学习如何安装和拆除这些外国设备。当他听到大型的天体仪零件一旦安装后就不能拆除,不免感到烦恼,因而强调负责的官员,一定要了解装卸的技巧。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仪器背后的科学意义,反倒是只关心当这些外国人离开之后,中国的仆役不晓得怎样处理这些仪器。
第三部分:历史英使马戛尔尼来访(2)
马戛尔尼在9月2日,留下21人在北京或圆明园,然后一行68人前往热河觐见乾隆皇帝。这68个英国人穿过万里长城,花了6天时间才抵达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76由于在外交礼节上的争议,一直到9月14日乾隆才召见这些英国人。中英之间历史性的相会就在大幄之内举行,正式觐见之后就是官方宴会。第二天,马戛尔尼跟随乾隆皇帝去参观佛寺,并游览了热河的宫苑,就是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英国人游览得很愉快。77
1793年的9月17日是乾隆皇帝的八十三岁寿辰,他在山庄内的“澹泊宁静”里接见了包括蒙古亲王和缅甸使臣等前来祝寿的人。根据军机处档案记载,马戛尔尼和他的副使斯丹敦走到龙座之前,行三跪九叩之礼。78英国人虽然坚拒行跪拜之礼,但乾隆和他的官员却一开始就坚持这个天朝法度,即使英国人也不能例外。这些从远方而来的外国人被认真地告诫,以了解三跪九叩之礼的重要性。乾隆在上谕中表达得很清楚,为了维护在殿堂内行跪拜这个行之已久的礼仪,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不行此礼。乾隆甚至强调,即使英国国王亲自来朝,亦要行此大礼。79
跪拜在现代西方的论述里是一种屈辱和贬抑的行为,尤其在英国,跪拜通常会被联想到臣服之意。然而,清帝国象征着儒家世界的秩序,视跪拜为理所当然,是由来已久的单纯动作,向宗主国表达尊敬之意,对行礼者本身并不构成侮辱。80乾隆是不可能准许马戛尔尼只屈一膝,因此而破坏存在已久的觐见礼仪;乾隆也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做出退让。事实上,军机处特别在8月18日向征瑞发了上谕,要这些英国人“其瞻觐时自必能恪遵仪节(跪拜之礼)”81。再说,如果英国大使拒绝行跪拜之礼的话,清帝极不可能邀请他和其随员,又在9月18日的晚上走访万树园,参加夜宴和观赏烟火。82很有可能的是,这位英国大使最后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接受了跪拜之礼,希望能因此达成这次出使的任务。无论如何,尽管英国人一直否认,但马戛尔尼是行了跪拜之礼的。不仅军机处档案证实了中国方面的说法,而且俄罗斯的口译人员瓦里底基(Vladykin)也证明“这位英国大使的确行了三跪九叩之礼”83。
这个英国使节团在9月21日离开了热河,并于9月26日返回北京。84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乾隆已经获悉他们请求在北京长驻使节和扩大沿海通商等要求。因此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表示,如果这些要求获准的话,将无可避免地要变更中国的体制,所以在谕旨中说:“断不可行。”若非已经事前承诺,他真想取消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为款待这些英国人所设的宴会。这是对英态度的一大转折。乾隆在最初还热心地于8月14日经由军机处向征瑞发出上谕,要尽情招待这些外国宾客,包括在圆明园内举行龙舟表演。85但是当英国要挑战他的体制时,使他倒足了胃口。
马戛尔尼为了再与乾隆沟通,不顾关节疼痛引致的走路蹒跚,在9月29日星期天前往海淀,希望在乾隆的回程路上跟他会面。但乾隆要尽快送走这个使节团,并下令立即把所有在圆明园内展示的英国贡物撤走。不过,乾隆尽管很不愿意,但回京途中为了对远来的宾客表示他的慷慨,还是由军机处向总管内务府大臣征瑞发出上谕,要对这些远在他乡的外国宾客给予适当的居所、饮食和款待,包括游览圆明园和附近的万寿山。另外,他们也出席了在圆明园大东门为欢迎乾隆御驾回京所举行的典礼。86
在9月30日那天,这些英国人在凌晨4点钟就起床,并且大约6点钟左右就到他们下榻处的庭院内集合,以便加入在圆明园北边迎接乾隆回京的数千人行列之中。乾隆坐在八人大轿里面,后面跟着一辆马车。身着盛装的军队每隔50码(约46米)就站着一个士兵,当号角吹起,乾隆的队伍在整洁如新的道路上缓缓前进。巴隆观察到,一阵号角声宣示皇帝即将到来,接着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听到喇叭、笛声、琴音、长号、弦乐和各类型的音乐。乾隆经过骑在马背上向队伍敬礼的巴隆,可是马戛尔尼并没有机会跟乾隆说话。他跟权臣和于10月2日在圆明园内有一个短暂的会面后,筋疲力尽地返回北京。87原定在圆明园招待英国宾客的宴会,也被改在紫禁城里举行,作为饯行的晚宴。88
乾隆设定10月7日(根据中国历法是九月的第五天)也就是饯行晚宴后的第五天,为英国人离开中国的最后期限,因为被视为一般朝贡队伍的英国使节团任务已经完成。在献上全部贡物及收取天朝回赠礼物之后,按中国人的看法,英国人已经没有留在中国的理由。89
军机处档案收藏了一首乾隆就马戛尔尼觐见所作的诗。诗的内容反映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事实,就是乾隆决意要把英国同样置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规范当中:
博都雅昔修职贡,
英咭今效荩诚;
竖亥横章输近步,
祖功宗德逮遥瀛。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对于乾隆来说,他并不是要采取闭关政策,而是要捍卫他自己的世界秩序,这对他庞大帝国的安全与和平至关重要。在他的思维里,让英国在北京长驻使节或把民族国家体系强加到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过,乾隆同时关切军机处奏报,当得知英国人被要求离开时表现不悦,他敕谕沿岸的总督要多加注意和提防,以防不满的英国人可能借故扰乱沿岸的安宁。
第三部分:历史荷兰使节团来访
在1795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爵士离华后不到两年,荷兰的使节团就在蒂进(Isaac Titsingh, 1745—1811)和范巴澜(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的带领之下来到中国。范巴澜于1790年开始在广州管理一家荷兰工厂,他对中国有强烈的兴趣,并希望能代表荷兰出使北京。他趁着1795年至1796年之间是乾隆登基六十年大典的机会,在巴达维亚(即今天的印尼雅加达)自我推荐派出祝贺团。巴达维亚的总督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却任命曾经在日本长崎港内的出岛掌管一家荷兰工厂的蒂进为大使,范巴澜只成为他的副使。92
蒂进于1794年8月15日从巴达维亚起航,两天后与范巴澜会合,并登上他的船。然后荷兰使节团在严冬季节从广东出发前往北京,一路上饱受恶劣的居住环境和食物之苦,对他们来说这趟旅程“跟强行军没有什么两样”93。他们的窘境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皇帝特别于1794年12月22日敕谕,在荷兰使节团回程的时候,要给予他们跟英国人同等的礼遇。94
这个荷兰使节团于1795年1月9日抵达了清帝国的首都北京,而第一次觐见皇帝是在1月12日。他们在清晨5点钟乘马车来到紫禁城,当乾隆皇帝现身的时候,他们全都行了跪拜之礼。他们发现这位身穿黑色裘皮的老皇帝“有雍容和慈祥的外表”95。也许因为他们十分顺